1703751730
1703751731
恭亲王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策。除了认可《天津条约》外，他还在肃顺时已开始选拔汉族官员政策的基础上，擢升了更多的汉族官员进入高层。在1860年，当清廷的常规军队无法封锁太平军向东扩散之后，重新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重任就落在了像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员的身上。[9]这些官员在他们的家乡训练新军，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李鸿章则任江苏巡抚。恭亲王还建立了北京神机营，它是从八旗军中挑选精英所组成，并配备有当时最好的枪炮武器。他提出了“自强”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练兵方法和制造技术，以提升大清实力。为了让世人明白一番新的气象已经展开，载淳的年号“祺祥”被改为“同治”，与儒家经典《尚书》中所说的“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不无关系。它呼吁大清团结一心，重整旗鼓，同时也激励年幼的皇帝尽其所能。[10]
1703751732
1703751733
慈禧太后迅速占据两宫的主导地位，而她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在1865年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后不久，恭亲王因遭人弹劾而首次被谴责，短暂地被革职。后来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又被指控领导无方、任人唯亲，在幼帝面前傲慢无礼，[11]因此被罢免一切职务，完全脱离了权力中心。尽管奕䜣的影响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最后十年有所减少，但他对这个运动的影响力却十分深远。虽然后世中国史家把以上这些事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儒家复兴运动之一，[12]但它非法性的污点从未完全消失过。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是保护儒家思想，那么在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联手行动则是不惜违反先例，执意要创设新的机构（如在贸易治理方面）和推行新的政策，来处理包括中西关系及满汉关系等事宜。他们的做法证明，危机使激进的措施合理化。
1703751734
1703751735
中国海关是辛酉政变的受惠者。小刀会于1853年占领了上海县城，赶跑了清朝官员。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官员认为，只有他们在不取代清朝官员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介入，才能帮助重建贸易秩序。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各派一名代表，在试行基础上，进入了江海关，帮办海关税务。事实证明，这个尝试是值得的。即使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北方战事连连，上海贸易仍在继续，并为国家增加了大量财政税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把该模式固定了下来，并颁布诏书，推广至全国所有开放口岸，正式任命一位总税务司来管理各海关所雇用的外籍税务司以及其他外国职员。海关的成立，十分符合恭亲王打算从北京来对洋务做统筹控制的目的，让地方官员少插手洋务，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只会惹麻烦，还酿成几乎导致清朝覆灭的冲突。
1703751736
1703751737
本章追溯了从1854年到1864年的海关史，海关总税务司署在1864年被命令永久设在北京。若不是因为有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混乱，咸丰皇帝死后政局的动荡，以及恭亲王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对国内外政策方向进行的调整，海关难以形成。然而，如果说这些特别的时刻造就了海关诞生的有利条件，它的出现则反映了更广和更深的历史性转折。
1703751738
1703751739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当英国人在19世纪早期出现在中国沿海时，他们决心要改变当时贸易的方式以及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不惜采用武力手段，甚至对某一些人来说，武力还是他们的首选。然而从海关的成立，也可以看出英国人渐渐意识到他们对中国权力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们甚至有过度暴露的风险。英法联军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赢许多战争，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巩固胜利，或永久性地占领一座城市，更别说去占领大片领土。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起义还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都在提醒着他们实力的有限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对手强烈的抵抗下，他们对广州的占领仅能勉强维持。[13]僧格林沁在天津的英勇事迹以及英法人质被杀的事件，更加提醒着他们过度扩张的危险。
1703751740
1703751741
英国于1860年后摈弃了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内战中所持的中立政策。不但传教士和社会舆论对太平天国越来越厌恶，此时它已经威胁到了英方的贸易利益。对英法两国来说，海关正可以让他们卸除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担负的清朝对外贸易的正式管理及征税的责任。这两国发现自己并不能有效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尽管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会继续维持它在中国的驻地，[14]但海关的存在，可以让清政府负责英方念兹在兹的新贸易秩序上面的开销。所以就本质上来看，英国把贸易的管理外包给了海关。
1703751742
1703751743
海关的建立与一群涉华事务英国人的主流态度的转变也息息相关。在参与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里面，就算不是全部，一大部分都是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者，希望征服中国，并从中获利。[15]鸦片战争后英国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中国沿海的建立，结合了19世纪30-40年代震惊英国的改革运动，使一种霸道的自由主义得以诞生。它的支持者们认为像清朝这样的政府已经落后到了不可挽救的境地，所以他们随时愿意动用武力来促成他们想要的改变。但随着英法两国用军队施压的局限性渐渐显现，军事干预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一些英国人开始反对使用武力，希望寻求和平解决，并对中国传统以及清朝官员表现出更多尊重。这成为了海关中的主流态度，而我将通过讨论从李泰国（Horatio Lay）到赫德的这个过渡，来说明这一点。他们两位中的前者是海关先驱，而后者则在太平天国叛乱后的数十年中，把海关建设成了一个重要的官僚机构。
1703751744
1703751745
我还把海关的产生放在中国区域竞争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海关通常对于上海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官员及商人更具吸引力。他们希望能够打破长久以来由广东人主导海外贸易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并没有完全改变。事实上广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试图夺取上海外贸的控制权。长江下游地区的官商想要阻止这种局面，不仅仅因为他们想要自己的地区从进出口贸易中获利，还因为他们视贸易的收入为领导对抗太平天国的重要财政来源。
1703751746
1703751747
不论是持帝国主义的人，还是倡导共治论的人，都将海关描述为一个全新的尝试。尽管这一点可以从多个面向体现出来，但以在中国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这一点上为最。平心而论，海关是奠基在榷关网络之上，并承袭它的一些业务。这个网络在盛清期间有过更大的扩张，而海关一开始顶多只是清朝整个榷关体系中收费站点的一部分而已，直到海关本身变为一个强大的组织。
1703751748
1703751749
我将海关称之为“变色龙”，这是因为它具有混合的特质，使它在与不同人对话时，能显现出不同的特性。对于西方人来说，它可能看上去非常西化，但对清朝官员和商人来说，也有他们认同的地方。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海关能够适应不同的世界，并将清王朝和英帝国联系在一起，从中开拓出自己的一席之地。
1703751750
1703751752
上海试点
1703751753
1703751754
1838-1842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英国应派设“领事 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16] 除了已经开放的广州以外，条约还对西方国家开放了四个新的通商口岸：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这一条款结束了由一群特许的广东商号所成立的“公行”（洋行会馆）垄断对外贸易的局面。同时还为外国人提供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他们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诉讼，只能由各该国领事，按照各自的法律进行裁判。
1703751755
1703751756
1843年的《虎门条约》，规定了外国领事如何履行他们的责任。[17]英国商船一经到口停泊，其船主限一日之内，赴英国领事官署中，将船牌、舱口单、报单各件交予领事官查阅收贮。领事会马上与中国的海关监督进行沟通，因为这些监督是负责各海关的官员。海关监督的手下会查验货物并估定税款，英商需缴纳税款给海关监督所指定的钱庄或银商。在海关监督通知英国领事官以证明税费偿清后，英国领事把种种文件交还给船长，船只才可以起锚和离开港口。[18]简言之，《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把约束英国商民行为的责任划归给了英国领事，这些责任包括缴纳税款和遵守条约规定等等。正如柯塞北（Pär Cassel）所认为的，这符合长期以来清朝的传统：允许其他种族族群进入中国，并让他们遵照自己原来的法律制度。[19]
1703751757
1703751758
但正如费正清所证明的，这套新的制度很快就面临崩溃。[20]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签订了像英国一样的条约，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商人可以不用遵守条约，从而享有竞争性的优势。同时英国领事发现他们的工作很难完成，因为没有太多的诱因使清朝地方官员遵守新的规章，所以他们总是消极地拒绝。鸦片战争加剧了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混乱。随着贸易区域北移，广州从而衰落，这让许多苦力面临失业。他们流落到内地并加入了叛乱的队伍。此外，皇家海军打击海盗的行动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海盗和合法的船员实在难以区分，他们常常都一样，兼有两种身份。据驻厦门的英国领事称，仅厦门一地就约有3000余名海盗在活动。[21]
1703751759
1703751760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开放口岸和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声誉良好的外商，还带来了冒险家、军火商、投机商、雇佣兵和喧闹的水手。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陪伴他当时担任英军指挥官的哥哥额尔金勋爵，他在一封于1858年4月3日写给妹妹的信中，描绘了当时混乱不堪的动荡场景：
1703751761
1703751762
沿海城市海盗肆虐、土匪横行，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镇压他们，却任由民众通过形成自卫团体来自行应对 地方政府麻痹了——他们惧怕（我们的）武力，并且对他们原本可以大方主张的正当权利却表现得一无所知。他们觉得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外国人变得更加猖獗，社会渣滓都被吸引到这个国家，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施展恶行。中国人民肯定会被激怒而要报复，对于所有可以算是外国人的人，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令他们感到厌恶。[22]
1703751763
1703751764
外国领事们和他们为数不多的下属，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局面。
1703751765
1703751766
广州因为曾经有公行制度，所以那里的商人以及当地官员都拒绝变革。但上海不同，这里有刺激鼓励，有机会可以发展出新方式。一旦开放，上海在茶叶、棉布、军火等方面的贸易，包括给太平军提供装备，都开始飞速发展。上海正成为一个新兴城市，长江地区的富贾都涌入上海，外国租界迅速地往北边扩张，更加积聚了上海的财富。和其他地方一样，上海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机者和淘金人，他们希望能伺机大赚一笔。
1703751767
1703751768
1853年9月6日，由福建和广东的失业水手所成立的小刀会，在刘丽川的领导下，占领了上海。小刀会没有袭击租界，但租界中的海关在9月8日遭到洗劫：“一群暴徒冲入英租界，彻底地洗劫了［海关］ ，”[23]他们赶走了当时来自广东的海关监督吴健彰。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s F. Wade）这样写道：“从广东人的宗族倾向以及他们对外国人所特有的憎恶角度来看，他大力支持所有广东人和福建人来一同反抗外国人。”[24]身为广东人的吴健彰在1842年前做过贸易，懂一些英语。1848年，他怀着保护广东人利益的目的来到上海。[25]
1703751769
1703751770
在吴健彰被革职以及江海关被迫关闭之后，外国领事如何遵守他们在南京以及虎门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便成了问题。名义上，他们依然要对本国商民所应支付的关税负责；另一方面，清朝官员也在寻求方法，希望在清朝的权势范围内重建海关。上海商人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贸易，并且最好少有广东人的干预。以上种种因素牵绊下，就出现了共同利益。
1703751771
1703751772
外籍关税管理委员会
1703751773
1703751774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很快地拒绝了将上海变成自由港的建议：
1703751775
1703751776
虽然小刀会在幅员辽阔的帝国沿海，占领一个单独的海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废除中英两国之间所立的庄严条约 当一方政府遭受灾难和不幸困扰而无力行使其权利时，这远远不能成为另一方政府趁火打劫以忽视对方权利的理由，这是两国相互承认的最有力论据。[26]
1703751777
1703751778
因为英国政府已经从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机构手中接管过来管理其帝国的事业，所以像阿礼国这样的人变得十分重要。他们对于帝国的看法源于其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们曾经接受过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主义思想、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哲学，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洗礼。[27]阿礼国本人曾在伦敦西敏寺皇家医院接受过训练，并成为一名军医。在参加完西班牙的卡洛斯战争（Carlist War）之后，他到伦敦国王学院讲授外科手术课程，直至他双手的拇指丧失了功能。[28]鸦片战争后英国急于招募领事，他使加入了驻中国领事的行列。阿礼国将贸易视为“文明的真正先锋”，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有序互惠的关系。[29]尽管他仍是霸道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不惜必要时动武，但不论是英国商人的贪得无厌、水手的粗暴无礼，还是中国地方官员的腐败成风和卑躬屈节，都让他感到无比惊骇。正如他反对将上海变成自由港那样，他在1848年曾经因为中国官员在当时没有能够维持住秩序，因此利用自己的领事权力暂时停止了上海的贸易。他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并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长，他还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
1703751779
[
上一页 ]
[ :1.703751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