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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泰国的安排下，舰队的各项事宜依照其“直接在我控制之下”的原则进行。[86]他深信只有舰队成为“海关的一部分”，清政府才会被迫开始进行其非常需要的现代化。[87]例如加强中央集权、建立起电报系统和铁路网络，以及发展煤矿工业。李泰国是一个现代化推动者，但他也认为中国自身在发展现代化方面能力不足，因此“我们需谨记，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88]他认为如果英国不“强硬”地迫使清政府走上现代化道路，那么唯一的后果就是英国得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而这也是英国不想要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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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与清朝友好的新气氛下，李泰国毫不费劲地说服了英国政府放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采取的中立法令。他还让议会通过了一项命令，让他和阿思本可以征选英国人以“进入中国的水师及陆军”。[90] 而阿思本是 “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总司令”的不二人选。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阿思本曾随英国皇家海军在广东作战过，之后也在马来半岛作过战，后来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指挥过亚速海中队。李泰国坚持阿思本与其签订一则合同，指明阿思本身为 “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的总司令，“只接受直接传给李泰国的中国皇帝的命令；对于通过其他渠道传达的一切命令概不作为。”[91]在带领舰队离开英国之前，李泰国让赫德从恭亲王那里弄到一封授权信，给予李泰国在购买舰船和雇用船员相关合同方面“绝对、无条件的自主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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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泰国在1863年5月再度回到中国的时候，局势已很明朗，清王朝依然气数未尽。赫德认为李泰国“变化极大。他变得如此英国化，让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会非常吃力”。[93]李泰国不愿再任职于清朝官员手下，“任何好的外国官员不应该屈服于被中国人管理，因为一旦这么做，他们很快就会面临被不当管理甚至瓦解的处境。”[94]李泰国返抵上海后，立即找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要他提银12万库平两。李鸿章对李泰国此举的评价是：“（若令李泰国一人专主，）要求胁制，后患方长。”[95]李泰国到达北京后，主张海关税收应直接汇解总理衙门，而非被地方官员截留，并且这些税款将被存放入一个外国银行以成为舰队的保障基金。[96]他还告诉总理衙门官员，自己不会像下级对上级一样向他们“申呈”，而只会向他们提供平行的“说明”。[97]李泰国说：“作为恭亲王的朋友以及值得信赖的顾问，他理应被视为清王朝的最高级官员，且享有应得的礼遇和相对的尊重。”[98]他还要求有一座亲王级别的府邸，出门要坐轿子。[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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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断然拒绝了李泰国。他认为为舰队建立保障基金的要求是一种侮辱。他不承认给予了李泰国关于舰队的指挥权，声称自己虽然将雇佣军队以及财务事宜全权委托给了李泰国，但不包括指挥运作权。他说：“若照此办理，则中国为其束缚 若如所云，则中国大员与阿思本不得通气，必致贻误大事，自然不能允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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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双方试图进行妥协以解决问题，但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李泰国蛮横的行径引起群愤；另一原因在于李鸿章和曾国藩致函恭亲王，除非他们能够参与舰队的运作，舰队可以与他们自己的军队进行整合编制，并且同意雇用中国船员，他们才会接受这个舰队。[101]到了1863年，清政府在和太平军交战中开始占上风，这意味着恭亲王并不再像1861年那样迫切地需要这个舰队。根据赫德日记中所述，李泰国甚至威胁要“将舰队卖给叛军”[102]，并且考虑“推翻清王朝”。[103]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任何共鸣，同时恭亲王也不会屈服。1863年11月，赫德在日记中记录：李泰国在16日给他写的便函中称，“中国人已将他免职”。[104]李泰国在中国的权力生涯走到了终点，舰队最终也被解散。赫德取代了李泰国，1863年11月27日，他收到了恭亲王的任令。[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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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所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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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国离职回国期间，赫德和李泰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李泰国认为赫德不够尊重他。李泰国写道：“虽然我深信你并非有意，但你好像颠倒了我们俩的位置——你把自己视为总税务司，而把我看成你的代理人。你要我用属于中国政府的钱来支付以你之名购买的项目。”[106]他认为赫德行事体现出自我膨胀的趋势：“你的来信通篇以‘我’字当头，使我不得不指出，除你之外早有其他人想到中国海军的问题。至于促使恭亲王同意购船的功劳，当然我丝毫无法居功。”[107] 赫德则认为这一切不但都是李泰国自作自受，且他在被处置后还做出相当情绪化的牢骚抱怨：“李泰国的安排，不仅没有汇报给总理衙门，而且它们还与总理衙门所认可的完全相反。Hinc illae lacrimae ［因此，那些眼泪］ 。”[108]为了顾及到上述如李鸿章和曾国藩等官员的想法，最后由赫德起草的水师规章则包括要有一名中国籍总指挥官以及中国船员。[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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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国与赫德在指挥权方面的意见分歧，将事情推入了尴尬的境地，让矛盾难以化解。两人关系的裂痕逐渐加深。赫德曾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李泰国并没有；李泰国强硬粗暴，而赫德则通融随和，外表从容冷静；李泰国认为清政府没有能力独立自主，而赫德则对其给予同情；赫德希望的是循序渐进的改变，而李泰国则要革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李泰国认为在清政府手下做事有辱尊严，但赫德却觉得这很正常，并欣然接受。接下来，我将追溯赫德的发展历程以分析造成他们两人差异的深层原因。我把重点放在赫德在英国和中国所受的教育，他个人的信仰，以及在中国的经历。赫德任总税务司期间，其个人态度决定了他在位时海关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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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赫德出生于当时还是统一的爱尔兰北部，一个叫波塔当（Portadown）的小镇。在他出生之前30多年，英国合并了爱尔兰，正式名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在他出生之前十年，爱尔兰爆发马铃薯大饥荒。赫德家族在当地以卖烈酒为生，但赫德的父亲是坚定的卫斯理宗信徒。卫斯理宗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思想有主张善行、寻求个人救世、倡导节制的生活方式，并且相信上帝即将重临人间。为了响应清教主义的崛起，赫德的父亲在1853年放弃了酿酒厂，然后买了73英亩农田。赫德曾于1845年到1846年间在英格兰陶顿（Taunton）的一所卫斯理宗的预备学校就读；一年后，他又到位于都柏林的卫斯理宗学校（后名为韦斯利学院）学习；最后他去了位于贝尔法斯特新建的女王学院就读，在那里学习拉丁文、希腊文、英国文学、历史、经济学，以及法学。他的老师把纪律、勤勉和责任感等品质灌输给他，也培养他清楚和逻辑严谨的写作方式。赫德深受当时自由派作家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吸收了这样的想法，即历史本身就是自由逐渐向前迈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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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公立学校及大学教育渐渐普及，加之帝国主义不断扩张，人们找到了成功的新途径。刚刚成为英国一部分的北爱尔兰人也从中获益。赫德在女王学院的许多同学，将来都会成为英帝国各个领域的有用之才，如外科医生、律师、学者、教师以及记者等。[110]赫德的机会终于在1854年到来了。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克拉伦登勋爵要为刚设立的驻中国和日本领事馆选考人员。赫德因在女王学院成绩突出，被学院提名为他们最理想的候选人。[111]克拉伦登勋爵十分支持包令把驻中、日两国领事馆建设成高效而专业的建议。威妥玛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士兵来到中国的；李泰国是本杰明·迪斯雷利担任首相时期被送到中国的一个贫寒学子；而赫德则是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且上得了台面的新官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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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南京条约》中要求中英两国官员需进行直接交流，所以英国方面不得不培养一些能用中文交流的职员。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那时中文教师及汉语教科书均寥寥无几，英国的汉学家们甚至喜欢让他们自己专注于一种漫长的讨论，即汉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言。赫德在宁波找到了一位很好的汉语老师，他的老师认为学习中文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学生当作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他的老师很快就让赫德接触了《孟子》《红楼梦》、四书五经以及康熙皇帝圣谕，等等。[112]因此赫德在中国所接受的那种语言训练，可以使他能够与清朝官员在相同的文学背景下进行交流，这对他大有裨益。李泰国的中文也很好，但他是跟郭士立学习的汉语。郭士立是传教士，他不愿意去认真看待中国的汉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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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以一个年轻虔诚教徒的身份来到中国，毫不令人意外的，卫斯理宗的思想对他影响深远。在赫德到中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日记中处处充满了对传教和宗教思考的讨论，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梦的描述。以下就是一个例子，描述了赫德在受领总税务司一职后不久，所做的一个宗教性的梦。它被记录在赫德186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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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做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梦。我觉得我与某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月亮，在它的右边一群星星却奇妙地成簇聚在一起 看着这个景象，我正想着它会带来什么预兆，突然异常迅速地出现了一个小孩或婴儿：是活着的，但又像大理石。和我一起的那个人叫做威廉·斯旺顿，就在此刻，他喊道：“我的主呵，我的天（The Savior, by George）！”我也喊着“万岁”，在空中向那个婴儿跃去，呼喊着赞美上帝，心中感到极度欢腾 我觉得我仿佛真的见到了天堂，从那时起，我对救世主将会重临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非言辞所能表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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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日记中，他还写道：“最近以来，我有几次在祈祷中醒来，或者在半睡半醒躺着之时感到一股愉悦，那‘完美的爱’驱走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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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虔诚在中国却出现了动摇，他若继续留在英国，相信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接触到了像密迪乐、密妥士两兄弟（the Meadows brothers）这样的怪人。密迪乐（Thomas Meadows）曾任驻华领事馆翻译，或者说是情报官员，他的著作《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语言等杂录》受到费正清的高度赞扬，认为它是对中国政府制度的出色研究成果。[114]密迪乐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驱散“英国现有对于中国的误解”。[115]他希望能够“了解这个国家的机构，知晓那些看似奇怪的行为背后深层的原因，并且了解它们普遍的动机”。[116] 密迪乐变成太平天国的支持者。他最初是在德国学习期间接触到汉语的，从此开始痴迷。在赫德任职宁波期间，他的兄弟约翰·密妥士（John Meadows）也在那里。赫德在日记里曾记录了密妥士和医疗传教士玛高温医生（Dr.MacGowan）之间的一段对话。玛高温医生强烈主张种族平等，但当密妥士问他是否会和一位黑人女子同床共枕时，玛高温迅速答道“不，不，不”。赫德欣赏“这个问题的巧妙”，并评论说“我们有时看似怀抱高尚的信仰，却并非真心”。[117]赫德虽有信仰，但他对传教士们的自以为是和伪善感到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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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华的暴行使赫德感到震惊。他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做翻译时，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一群英法军人对一个法国水手被绑架并杀害的凶残报复行为。 他记录道：“一群法国人和一群英国人被派遣出来，我相信他们奉令在事发现场的附近对居民进行扫射。 结果有50个中国人被射杀在城门附近。”[118]在他1858年7-8月间的日记中，反映出了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是很不安稳的，他们总是被当地民间武装攻击，并遭到绑架与谋杀。[119]在1867年的一封信件中，赫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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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英国人是被中国人痛恨的。我们希望他们能知道我们优越的诚实和真诚——也许他们知道；但这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就算在那些对外国人有一些了解的人里面，他们还是很讨厌英国人。英国人被认为是麻烦的制造者：我们挑起了鸦片战争；我们拿下广东；我们侵入了北京；我们烧毁了圆明园；在打击别人和制造灾难时，我们总是冲在最前面 他们没有理由不厌恶和痛恨我们。[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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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赫德都在为在华英国人树立起更加良好的形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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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始终盘旋在赫德脑海、折磨不休的念头就是性欲。他烦闷、挣扎，将它视作追寻纯净生活、获得救赎的一大障碍。他经常试着要让自己相信他已经能够驾驭自己的情欲。在1858年7月他写道：“我正在经历一次心理变化：和以往相比我现在较少想到异性；对幻想的诱惑不感兴趣。”[121]但过一段时间后，他就会忏悔这并不属实。在1857年，他开始与一位名叫阿姚（Ayaou）的中国女子发展出一段长期的关系。接下来的6年中，她为赫德孕育了3个子女。可能是觉得中国妻子不匹配他的新身份，成为总税务司之后的赫德，断绝了与阿姚和他的孩子的所有关系。他继续支付孩子们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但是为了不让他们碍事，赫德将他们送去英国。那些孩子在英国所受到的照顾和教育，也完全与赫德所活动的高级社交圈中的人毫无重叠。[122]阿姚对这件事没有发言权。她或者她的家人可能收到一笔钱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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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斩断与阿姚的情丝之后，赫德又试图努力借由遵守十诫来控制他的欲望，但是再次以失败告终。他在1864年记录道：“过去的六个月中我都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我那摆脱不掉的罪愆，‘沉溺女色’，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 而现在最令我苦恼的却是我的幻想——我可以克制自己不要去做那些欢愉的事情，但我却无法克制自己不要沉溺在对它们的想象之中。”[123]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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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女人，可爱的女人！然而这终归是对性的渴望——我担心它恐怕是那种比渴望同女人交往更加缺乏理性的激情。我喜欢有个女孩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高兴的时候便抚弄她 在国内，一夫多妻可不行；的确，在英国这个行不通。英国女孩不会甘心，她们会彼此把眼珠挖出来，同外人私奔，使得她们的共同主子生活不胜其烦。在中国和对中国人而言 一夫多妻可以存在。要是我一直留在中国，我可能也会做中国人做的。我并不认为在中国这是不好的，我也不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的。[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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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6年返回英国休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觅求一位妻子。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在那一年与北爱尔兰的赫丝特·布莱登（Hester Bredon）小姐结了婚。这段婚姻使他在后来的几年里当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住在舒适的大房子里，妻儿及仆人环绕周围，阅读、抽烟、喝红酒和拉小提琴。但是他的满足感，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也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和妻子后来大部分时间分居两地。[125]赫德与阿姚的关系的具体情况已无从知晓，因为他把那些记录着两人交往年份的日记撕毁了。但这段经历多多少少使他有了文化相对的倾向，他与中国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或许也让他对中国的命运有了自然而然的同情。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说，他的宗教信仰与性欲之间的矛盾，似乎使他相信，自己也许是被神选中的人。在1864年8月，他觉得上帝似乎要交给他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所以用这样的诱惑来检验他：“我是否正在通过一场道德训练以让我日后可以扛起事情？要是我没有尝过这种锥心刺骨的训练，我就无法做好准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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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后，赫德花了大量时间辗转中国各地，主要是将上海模式推广到其他还没有这个模式的条约口岸。在他上任总税务司后不久，于1864年6月被召到北京，从那时起他就居住在那里，并与总理衙门的官员们频繁往来，甚至天天都有会面。基于他在中国的学习、对这个国家细微的认识，特别是对其贸易体制的了解，以及他对领事及外交事务的熟稔，使他有一个优越的立足点。文祥这位被恭亲王安排在总理衙门的一名满族官员，变成赫德所尊敬和信任的谈话对象。[127]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不仅仅局限在外交事务及贸易往来方面，而是天马行空，包括道德及民族特质，等等。文祥对他的欣赏，使赫德心生欢喜。在他的日记中，赫德记录了文祥曾对他说，可惜“（他说）我未能生为中国人，要不然我就能够讨论‘道’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he Way）”。[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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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衙门，赫德渐渐意识到满汉关系非常微妙。有一个总理衙门官员曾经这样告诉他：“一想到有可能将当今朝廷赶走，每个汉人都会从心底感到高兴。因此，他们很乐意提出可能会引起政府和外国间麻烦之类的建议 政府的方针必须是与外国人保持最友好的关系。”[129]文祥向赫德吐露：满族人有骄逸的倾向，要是汉人想推翻清朝，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所以满人要好好对待汉人。[130]这也是他和恭亲王都对汉族官员十分尊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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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对汉族官员的殷勤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曾国藩和李鸿章正掌管着长江下游地区。李鸿章手下——华尔（Frederick Ward）已着手组建一支由洋人所构成的军队，配备有西方武器，并有一支炮艇舰队为后盾。对于恭亲王和文祥来说，把各国外交大臣和赫德安置在北京，是一项十分明智的政策。如果英国和当时正在统治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官员达成了合作，在北京的满人的地位就会摇摇欲坠。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汉人官员与洋人这两个群体分开，并将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官员，都安置到北京，而这不正是那些外国人所长期企求的吗？为了确保赫德对清廷的忠诚，他们甚至不嫌麻烦地刻意安排一位有几个可爱女儿的清朝官员住到赫德的隔壁。[131]他们希望赫德能为她们所吸引，最好还能讨回家做小老婆。赫德的确在他们的花园中与这些女孩深夜幽会，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132]尽管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赫德讣告称他在晚年对清王朝的支持似乎有了动摇，但在19世纪60年代，他是坚定地靠在清朝这一边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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