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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关的出现是一个特殊情况的话，不管在中国还是英国，它的创立都反映出一些更广泛的历史转折。由工业发展和自由贸易原则所造成的国际贸易扩张是海关建立的基础之一，同时英国决心将中国纳入其帝国贸易网络中，也对海关的建立起到了助推作用。公务员型的官僚机构的产生与自由改革思想的出现也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人还从印度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学到了教训，认识到光是运用军事暴力，是有其局限性的。此外，某些人的良好教育背景，对文明论述的重视，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丰富经验等，都让像赫德这样的人对于中国产生出一定的尊重与同情。赫德配合的态度和乐于效力中国政府的意愿，使得恭亲王和文祥把他称为“我们的赫德”。[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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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强调过，虽然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更胜一筹，但他们已经在中国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海关的用处不是作为帝国前进车轮上的一个齿轮，而是帮助减轻了英方的责任，巩固了它与清政府的合作，并确保中国支付维护沿海安全的大笔费用。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根本的转变在于北京也意识到英法两国会支持而非推倒清政府，所以决心对外国事务实行更加严密的控制，从而防止地方官员致使清廷卷入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清政府还有对海关税收的迫切需求，它也特别想要打破广州帮对外贸易的掌控，尤其在长江下游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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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海关的出现还示范了一种政商逐渐分离的态势。赫德在186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抱怨商人们对于海关的抵触。这并非是针对海关征收的税款，因为它们并不重。在海关建立之前，外商只需要派他们的翻译、账房或中间人来负责货物通关。然而“成立的海关因为要求对规章制度的重视，而给外国人造成一种感觉：他们觉得为了得到许可去做这个或那个，而不得不亲自申请或工整地填写好单证申请书，这有损他们的尊严”。[170]商人们“认为受中国雇用的外国人就如同某个受欢迎的报纸所描述的，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粗人”，他们觉得“他［海关洋员］的职位剥夺了他所有的社交权利。”[171]要使税务司成为通商口岸的中流砥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贸易和治理的分离非常重要，因为它让赫德和其他海关雇员可以将他们的国人同胞当作是其管理对象，甚而把他们当作商人加以约束，并且可以把清朝官员视同一起为共同目标努力的同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基于一个较宽松的翻译做法，费正清所用的“共治”（synarchy，见导论）一词仍然有它的暗示性意义。他必定是以“共治”指涉新皇帝的年号“同治”，来意味着一种共同统治的局势。换句话说，正如在这一章题记中引用的赫德语录，尽管在李泰国任总税务司时期，海关仍是一个外国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有在“变得越来越是个中国机构”之后，才能在清朝统治秩序中寻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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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文依据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4章；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䜣：政海沉浮录》，武汉：武汉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10章；邝兆江（Luke Kwong）：《危机中的皇权统治：1861年政变解读》，载于《现代亚洲研究》总第17期，1983年第2期，221-238页；闵安琪（Min Anchee）在其小说《兰皇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04年）中提供了生动而具有暗示意味的小说化的形象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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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宇和（John Wong）：《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1856-186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新的学术著作；对于精选的英国文件，参见邦纳-史密斯（D. Bonner-Smith）和拉姆比（E. W. R. Lumby）：《第二次中国战争，1856-1860》，伦敦：海军档案学会，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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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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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恒慕义（Arthur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华盛顿特区：美国印刷局，1943年，第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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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史稿校注编纂委员会：清史稿中“恭亲王奕䜣”部分，台北：台北国史馆，1986年，第7869-7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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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靖婷在《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附文3中引用了《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186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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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于总理衙门的建立，参见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1858-1861年的中国和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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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第158-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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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第6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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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卷三，《尚书》，台北：南方资料中心，1983年，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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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史稿校注编纂委员会：清史稿中“恭亲王奕䜣”部分，第7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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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芮玛丽（Mary Wright）：《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4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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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1858年3月20日~12月6日期间的赫德日记，由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约翰·K·费正清、凯瑟琳·F·布鲁纳编：《步入中国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4-229页。以下简称《赫德日记（1854-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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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于中国驻军的历史，参见葛雷汉（Gerald Graham）：《中国驻军：战争与外交（1830-186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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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对英国广州占领委员会的讨论，参见陈松川：《英国公共海事领域（1727-1839）》，剑桥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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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中“南京条约”条款部分，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6卷，第1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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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外条约汇编》中“虎门条约补充条款”，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17年，第1卷，第390-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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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过程参见《中外条约汇编》中“虎门条约补充条款”以及“英国贸易实施的一般规则”，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17年，第1卷，第383-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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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柯塞北（Pär Cassel）：《审判的理据：19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治外法权和帝国权力》，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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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67-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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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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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引自葛松（Jack Gerson）：《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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