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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8号”，“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应遵循之方针与应履行之职责之思考及诸专项规定”，1864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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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17-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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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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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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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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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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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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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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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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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见“宁波海关：与道台的函件，1861-1868”以及“监督各署来关照会”，载《中国与西方》，第174卷。另参见“海关监督致厦门关函”以及“江海关道台呈文等，1861-1862年”，载《中国与西方》，第17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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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方德万：“时代的铰链：中世纪的战争”，载《剑桥战争史》，第四卷，《战争及现代世界》，奇克林（Roger Chickering）、丹尼斯·肖瓦特（Dennis Showalter）及方德万编纂，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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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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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参见费正清评论，《赫德日记（1863-1866）》，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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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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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赫德日记（1863-1866）》，第2卷，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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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年11月赫德关于中国建立新式海关的备忘录”，《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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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864年11月赫德关于中国建立新式海关的备忘录”，《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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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二章 赫德的圆形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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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靠着精明的智慧以及典型北爱尔兰人的商业能力，试图在中国的混乱局面中发展出欧洲的秩序。海关在他的杰出领导下，从一开始仅仅在某一地方充当对外国货物征收关税的代理机构，逐渐壮大成了一个伟大的和综合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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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爵士之死：非凡的职业生涯” 伦敦《泰晤士报》，191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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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多了。在取得君权时所遇到的困难，部分是由于他们为了建立国家和确保安全，而不得不采取新的方法和规章制度。人们应当牢记，没有什么事能比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加困难了，此事的成败并不确定，并且执行起来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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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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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赫德在成为总税务司后的十年间对海关的建设。在这十年里，赫德充分利用了清王朝与扩张中的欧洲帝国之间的缝隙、19世纪中期中国的内乱所导致的动荡局面，以及新的贸易体制和航海技术所创造的历史机遇，将海关打造成了一个有纪律的边界政权。当时帝国的边界并不像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线所划分得那么清晰，尤其是处在虚弱和动乱的时候，这一类的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地带便给像海关这样的机构提供了有利的存在条件，且使他们变得非常强大。赫德在这点上相当拿手。赫德在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和清朝海关监督之间开辟出一个清晰的空间。他能够占上风的原因在于以下条件：面对清海关监督时，他可以直接越过他们，向北京的总理衙门反映；面对外籍领事时，他又可以越过他们，直接诉诸在英国的政治核心。鉴于他的功利主义倾向，赫德通过将海关的总部——总税务司署——变为监督、管理、协调、控制各地海关的监控中心，从而使海关成为了一个福柯式的圆形监狱机构。海关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有着森严的等级之分、严格的财务控制、良好的人事制度、明确的责任界限，以及丰富的信息流动，这些都确保了总税务司能够适时掌控海关正在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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