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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海关效仿了西方的官僚机构，它在许多方面仍与它们不同。海关的职员来自欧洲和美国，之后随着俄国和日本势力在中国的增长，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职员也在增多。它的存在是因为它没有被视为只是某个强国的工具，而是被认为对所有国家都十分有用——这当然也包括清朝在内。很多海关所使用的表格和行政流程，在一定程度上都让清政府和华商有某种熟悉感而容易识别。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官僚世界中，海关的独特之处在于总税务司的权力没有受到约束，而且可以终身任职。在赫德的这个例子里，他更是做到直到死去的那一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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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还有另外两个要点从我们讨论海关的创建中衍生出来。第一点是清政府的适应性——身为一个征服性的王朝，它必须经常平衡不同的社会、区域和种族群体。海关吸引了像恭亲王这样政治精明的人，因为他可以用海关来防止有权势的汉族官员和英国官员及商人的勾结，并用其削弱广东在处理清朝和西方列强关系上的优势。海关为清朝提供了一个途径，让它可将独断和贪婪的外国人纳入它的世界。如果清朝无法驯服他们，至少可以去羁縻他们，并从贸易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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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必须要从海关自身的立场来研究它。它从步履蹒跚的大清王朝和过度扩张的大英帝国的斗争中冒出，它也从驻在北京的外交官和总理衙门之间的拉扯中出线；在地方层面上，它介于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以及外国和中国商人之间。海关对其自身有相当的自觉，它坚信自身肩负着历史重任，并不认为自己的运作只是任何人霸权支配下的一分子而已。它吸收了中国历史上管理海洋贸易举措的一些重要成份。它是一个混合的官僚机构，是通过内部信息的流动、清晰的权力等级、严格的纪律和会计方法以及服务理念所组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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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德致马奎斯（Marques）函”（格兰维尔）（1885年8月26日），附于“赫德致金登干”（1885年12月21日），信函1381，载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第2卷，第278-279页。下文简称《中国海关密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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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64年7月26日日记，载费正清等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下文简称《赫德日记（1863-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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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64年7月26日日记，载费正清等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下文简称《赫德日记（1863-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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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4年7月26日日记，载费正清等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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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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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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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致美国公使约翰·爱德华函：关于开放中国、保护其税收的行动”，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6卷，第72-73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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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为颁布账目收支十项禁令事”，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毕可思、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2卷。下文简称《中国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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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为颁布账目收支十项禁令事”，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毕可思、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2卷。下文简称《中国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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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文件：关于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政治关系”，1864年6月15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62-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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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载1867年12月7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收藏的部分赫德的资料，十分感谢乔治·马克给了我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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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载1867年10月30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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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载1867年9月19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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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载1867年10月17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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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载1867年11月11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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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载1866年8月3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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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他的著作有：《先知哈巴库克》，慕尼黑：科塔出版社，1860年；《希伯来语及有关人们的技术和历法》，哥廷根, 1853年；《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条约优惠权与中国的过境运输体制》，上海：《华洋通闻》印字馆，1875年；《蒲安臣出使记：官方文件透露的政治秘闻》，伦敦：特鲁布纳出版社，1872年；《埃及人民的古代性质：他们的通俗日历与其开始利用时期》，伦敦：杜拉出版社（Dulau），1863年；《宝贝世界：我们太阳世界的新生成分》，伦敦：杜拉出版社，1863年；《我们地球的真正形象与维度》，伦敦，1862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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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载1866年7月28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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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1册，第589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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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判决书”，1873年1月28日。载枢密院：关于英国按察使司衙门赫德和被告人方根拔之间的案件的上诉案，第295-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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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载1867年9月12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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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4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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