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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明，直到中法战争前，清朝在东亚海军装备竞赛中还保持着领先地位，但从那以后就迅速落后。当清朝和日本的海军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正面交锋时，“定远”和“镇远”是清朝最先进的主力战舰，而日本却拥有更现代化的战舰，它们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猛的火力。难怪清朝海军最终落得全军覆没。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对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的舰船质量产生怀疑，因此使他不愿意调派自己的舰队参与那场战争，而并非一定是因受限于地方间的竞争，不愿意参与在南方的打仗。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显然欧洲和东亚事务已开始互相影响和牵制：德国和英国因为担心刺激其他欧洲强国而拒绝装备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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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时期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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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而言，随着欧洲新兴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加剧，开始对它的完整性造成了威胁。当李鸿章的目光转向德国时，赫德认为自己的职位垂危，很可能会被与李鸿章有亲密关系的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所取代。赫德写道：“我知道他对中国十分忠诚”，但是，“（他）会自然地倾向德国，对此，我衡量了英国和德国目前在中国的利益及将来在东亚的利益后，丝毫无意给他大力支持 可他跑得如此之快，我担心在真正的领跑骏马赶上他之前，他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43]同样，赫德对日意格的目的也表示怀疑，认为他想要在东京（译者注：指越南北部地区）创造一个独立的海关。[44]他给金登干的信中说很担忧自己的职位不保，害怕“中国人必然会对我和我的方式产生厌倦，想要新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在我的副手中间找到更合意和更有能力的人 当你很快听到我被称为前总税务司时，你不要惊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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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把这些紧张关系推向了高潮。法国与越南的牵连可追溯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统一了越南并建立了阮氏王朝。在1858至1862年间，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政变之后，开始向外树立声望，吞并了交趾支那的大部分地区。柬埔寨在1863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地。当法国在19世纪70年代尝到普法战争的败果，以及驱逐拿破仑三世之后，便开始向越南北部的东京扩张势力。这个扩张行动的原因是，当时发现流经东京进入云南的红河可以提供一个安全水路，进而触发了尚无他人觊觎的新商机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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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国王越来越关注法国的扩张计划，于是向清朝寻求支持。阮朝在1877年和1881年两次向清政府朝贡以表示效忠于清朝，清朝则支持了刘永福在边境率领的一支名为“黑旗军”的非正规军的行动。在1883年，黑旗军抵抗了法国对河内的一次侵袭，杀死了法军指挥官李威利（Henri Riviere）。法国国会随即将法国民众的抗议转换成取得运作大规模远征军的资金的能量。当法国在1883年8月占领了安南首府顺化的要塞之后，越南国王与法国签署了条约，让东京和安南接受法国的保护，并在顺化驻扎一位法国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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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拒绝承认《顺化条约》，继续支持黑旗军，并从南方省份增派军队到东京。在北京，那些与清议派有交集的官员，其中又以张之洞最为著名，声称要对法国持强硬立场。他们反对李鸿章和恭亲王所持的论点，即中国尚未准备好与法国开战。这两种政治观点斗争的后果是，欧洲认为清政府内部存在两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当时中国派驻伦敦和巴黎的公使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是清议派的一员，[46]他在1884年1月告诉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说中国已经做出了所有可能的让步，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如果战争真的发生，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47]曾纪泽还公开说，即使中国在东京战败，也比不上法国在色当输给普鲁士。他的此番言论引起了骚动。事已至此，中国宁愿战斗，也不愿接受不利的和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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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德璀琳，而非赫德，李鸿章另辟战场。从1883年的夏季到秋季，德璀琳一直都在巴黎、柏林和伦敦之间奔走。李鸿章放出流言，说他不会为曾纪泽的强硬路线背书。[49]当德璀琳在1884年的春季从欧洲回来以后，他与法国水师总兵福诺禄（Francois Fournier）在香港见面。[50]两人打造出他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协议草案，并把它送到天津。在天津，李鸿章与福诺禄于5月11日达成了初步协议。条款的内容包括清朝从东京撤军；另订贸易条款以规范清朝与越南之间的自由贸易；设立划界委员会以划分中国和河内的边界；法国要承诺不会坚持索取赔款，并在最后的条约中“绝不会出现有任何刻意片面损害天朝声望的词句”，等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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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所谓的《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或称李福协定）最后却被北京和巴黎双双拒绝。巴黎拒绝的原因是，若遵照上述承诺而不在最后的条约里放进任何陈述，就会被视为默认中国对越南的主权。在中国，朝廷的政局变动以及清议派的兴起也导致清政府拒绝了这份条约。1884年4月，慈禧太后趁着慈安太后去世以及东京战局的扭转，不但撤职恭亲王，并且对总理衙门和内阁成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52]当官员们被要求对条约发表评论时，大量的奏折弹劾李鸿章，并要求对其审讯。[53]新组的总理衙门执行强硬路线，拒绝支持该条约内容。[54]在东京的清军也接到命令，要求待在原地，不要撤退。[55]在1884年6月，当清军给了法军沉重的一击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此举不但壮大了清议派的胆量，也激起法国采取报复。法国要求中国道歉、赔偿和立即履行《中法会议简明条约》。该要求被拒绝了，然后法国海军上将孤拔在8月份接到命令，要他采取行动。其采取的行动包括摧毁福州船政局；讽刺的是，最初它就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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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的爆发为海关提供了新的穿针引线的机会。本来在战争开始前，赫德就一直想获得外交主导权。根据从海关驻伦敦办事处那里得到的情报，法国基于害怕影响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以本想避免与清朝的作战。赫德希望英国能够携手德国以共同推举美国出面做调停人，因为美国是与这个问题最没有利益纠葛的国家。赫德认为清朝缺少干涉越南的力量，所以最好的打算应该是开放红河的国际贸易。因为这样一来，将来所有的国家对这个地区都会有所牵涉，而无法置身事外。他指示金登干由伦道尔把这个建议转达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56]不过首相格莱斯顿并不想介入此事，[57]其动机可能是英国乐见法国被困在东亚，因此就无暇顾及英国占领埃及一事。[58]赫德首次出击，希望获得一个外交上的角色，却落得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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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84年8月爆发的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让赫德的希望起死回生。同年12月，法国准备向北京派遣5万远征大军以阻止大米贸易。同月，日本支持朝鲜的甲申政变，导致了一位亲王和六位摄政大臣被杀。[59]事态发展至此似乎有些失控，中国的南、北边境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赫德感到很多事情都存在变数，正如他所写：“因为在欧洲的麻烦，让其他国家为了反对法国，而会做出干涉，或者外国人到来并为中国这一边而战，例如美国人和德国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60]看到了中国的困境，伦道尔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英国担心一旦清朝瓦解，中国作为英属印度和俄罗斯帝国在东亚和中亚地区扩张之间的缓冲体的功能就会丧失。[61]此外，德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值得担忧。金登干给赫德写信说，很担心俾斯麦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向中国证明德国的影响力和与德国友谊的价值，从而为德国企业——修铁路、办电报、开矿、销售机器、舰船和军火等，赢得更多的偏爱。”[62]年12月，德国一支40人的军队在汕头登陆，一个月后，400名士兵又登陆厦门，这类的军事活动仿佛火上浇油。[63]当谈到德国驻华公使时，赫德写道：“我担心巴兰德（Max von Brandt）会喜欢嗜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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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海关“在英国人手中”遂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65]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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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也下了决定：“要英国调停一事既然没有成功 我们就必须自己来”；[66]而在这个时候，伦敦也给了赫德一个有利的环境。在与伦道尔和金登干的定期电报往来中，透露了赫德利用法国截留海关的飞虎号灯船一事作为海关介入的契机。赫德派金登干到法国去寻求与法国总理茹费里（Jules Ferry）直接会谈的机会，并希望借由讨论飞虎号灯船一事，也能顺便提出和平条约的议题。[67]金登干先向伦道尔做了简报，也等于是间接通知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之后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68]金登干与茹费里在1885年1月10日首次会面。[69]从那次会面起，到1885年6月达成和平协议止，两人经常保持绝密会面。茹费里要求总理衙门必须正式授权海关代表清政府，来作为商议谈和的前提条件。赫德做到了这一点，金登干被任命为清政府的特使。[70]赫德想让“谈判完全在我的手中”，[71]所以坚持总理衙门和茹费里都不能使用其他的中介人。[72]一道谕旨下来，要求：“津、沪、闽、粤各方停止所有的谈判，以免妨碍我的协商。”[73]到3月份时，初步的协议已达成，中国将认可《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法国将从台湾撤军并停止所有敌对行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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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个协议即将达成前夕，法国军队却在镇南关遭受到重大挫败，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而协商也差点在两个国家内被阻挠。[75]在与法国总统商讨完后，茹费里匆忙召集了内阁会议，批准了新的条约。而在中国，清议派首领张之洞仍想整顿武力继续战斗。他要求李鸿章对协议提出反对，但李鸿章回答说：“议款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76]这是对赫德中文姓氏——“赫”的俏皮话，如果分开读的话，它就是两个“赤”字。李鸿章的话也暗示着慈禧太后已经下了决心，和议势在必行。张之洞十分生气：“赫德一手承揽，中国坐受其愚。”[77]但既然慈禧太后也主张议和，张之洞除了接受失败之外，别无选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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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之洞和李鸿章都不悦的话，海关却在清朝和英国的对外关系，以及清朝的对外政策中获得了中心地位。在之后的岁月里，金登干仍继续担任外交角色，譬如他专赴葡萄牙，对澳门的问题进行谈判。[79]年，清朝指派金登干为中国专使团参赞，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大庆。[80]还有一次是代表中国使团，参加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81]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或是当中国很有可能被瓜分时，或者当清朝灭亡的时候，海关每每通过驻伦敦办事处而发动谈判。1911年的辛亥革命期间，海关又再次介入外交，之后也继续如此。海关所扮演的新的国际角色赋予它另一个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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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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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欠发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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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办事处对海关的重要在于它致力保护后者的地位，海关所立存的磐石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以及估量关税。在自强运动期间，经由外国轮船载运的中国对外贸易大概翻了4倍，这为北京保证了一个新的源源不断的税收。考虑到中国已经对摊丁入亩的税制无法完全掌控，再加上厘金主要是一个地方税种，所以关税是一项重要的新资金来源。接下来，我首先详述伴随着轮船贸易的增长，海关在中国的扩张。接着，我要检视贸易对中国广义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会强调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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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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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任何机构曾经从中国贸易的增长中获利的话，那它非海关莫属。图3.1显示，截止到自强运动结束，海关税收几乎达到2500万海关两，或逼近中央全部收入的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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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德在1861年成为代理总税务司时，全国仅开设了3处海关。接下来的30年中，海关数量增加到了26个。表3.1列出了这些条约口岸，记录了它们在何年开放以及它们的中文名称、海关名称和所在省份。该表格表明，条约口岸设立于三个高峰时段。第一个高峰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天津条约》规定将上海的试验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以及长江对外国贸易开放之后。第二个高峰是在1876年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之后。第三个高峰发生在中法战争之后，也即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如图3.1所示，海关税收在这段时期有巨大飞跃。这是由于清朝关于香港和葡萄牙的协议所引起的。这两处是鸦片的走私中心，通过该协议，海关可以在香港和澳门附近设立关卡，征收这两地的鸦片厘金。[83]此外，为了监管越南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贸易，云南和广西也设立了海关。西藏设立了亚东关，虽不征收任何关税，但在英国想在西藏树立自己影响力的当时，它是清朝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象征。[84]这表明了清政府利用海关来作为标志，显示自己的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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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861-1895年海关税收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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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自强运动时期新开设海关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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