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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贷款流向俄国，那俄国对中国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而且如它曾经企图过的那样，有可能会再度尝试接管海关。由于“远东前途吉凶难卜”，[35]赫德催促金登干与汇丰银行携手向英国外部施压。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利益，也是为了捍卫海关的完整，避免它被国际接管或被分裂。随即，汇丰银行伦敦经理嘉谟伦（Ewen Cameron）告诉外交部常务副大臣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除非英国政府出面挽救，否则俄国的借款安排就会通过。其结果，中国将变成俄国的一省，并且海关也会从英国人手中丢失。”[36]在英国对华政策中，中国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介于俄国与“英皇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绰号“公牛”的伯蒂倾向于攻击性地防御英国的殖民利益；第三笔对日赔款引起的争夺是帝国间大博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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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海关的大部分税收已经被预先支用了。当被问及时，赫德告知汇丰银行：“70%的海关税款已被用来做担保，而剩余部分不能用作抵押，因为要用来支付征收时产生的经费、沿海灯塔费用和驻外使馆经费。”[37]基于这个原因，英国要求清政府同意让海关接管部分厘金站卡和盐务稽核所，它还要求废除条约口岸的厘金以及承认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俄国来说太过分了，它警告清政府，如果接受了这些条件，“将意味着两帝国之间的友谊就此中断”，[38]俄国以战争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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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险的处境，清政府试图在国内筹集1亿库平两以上的资金。这就是李文杰的研究所探讨的主题，即被称为“昭信”或“以昭信守”的公债股票，最后以惨淡收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在1898年1月30日的一份奏折中力争说：“因国计自强派股，皇上昭示大信，一年见利，既速且准，自非寻常股票可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39]显然，他对大清子民的爱国精神和忠诚度做了错误的评估。昭信股票的失败，有三个原因：首先，户部想自己发行和管理股票，而不是让银行为之；其次，发行规模太大以至于迅速冲垮了市场；再者，它结合田赋、丁赋以及盐课盐厘作抵押。在实际运作上，昭信债券遂变成一个类似“苛派勒捐”的传统做法：总督巡抚们被分发一定数量的债券，他们再分摊给下属官员，这些下属官员又强制地方士绅和低级官员来购买。[40]没有人相信清政府会偿付利息或本金，所以债券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另外，购买债券施加给人们的压力，还引发了骚乱。故而在1898年9月，清政府发布谕旨停止了出售债券。[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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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寄希望于外国。但此时俄国已不再受到清政府的欢迎，因为它为了报复德国占领青岛，不顾和清政府的密盟，在东北抢占了大连和旅顺。因此，清政府只好求助于英国和汇丰银行。[42]年，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以4.5%的利息追加了1600万镑金借款。英德两国再次成为共同债主，因为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之前那次贷款中有一个协议，即如果将来涉及到更多的贷款，他们要让对方互相参与。如同之前的贷款，这笔新贷款也以海关税收作抵押。但因预见到海关税收将会不足，所以英德银行财团施压，要求这笔贷款必须成为苏州、长江下游淞沪地区、九江和浙东等地厘金的第一抵付对象，估计这些地方每年的厘金收入可以偿还贷款约320万两。如果仍然不足，湖北的宜昌、汉口以及九江所征收的盐厘也将用来抵付，其总的年收入估计至少为280万两。[43]贷款合同规定：海关将接管所有这些税收机构的管理权，如有必要，任何其他征收点也会用于偿还债券。[44]合同还规定：在45年的贷款偿还期中，海关的管理不能变更。另外，只要英国对华贸易高于其他国家，总税务司就必须是英国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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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英国终于把俄国控制在东北亚地区，确保了自己在长江流域的特权地位，获取了中国外债大饼的可观份额，并确保海关得以维持现状以后，它觉得在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到了。英国财政大臣在1898年1月宣称：“我们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块被欧洲或其他国家征服或攫取的地方 （本政府）有绝对的决心，不惜以战争为代价，也决不让（中国的）这扇大门关闭。”[46]英国希望由凌驾欧洲政治之上且立场中立的美国来带头支持这一政策。一直给金登干提供情报的庞斯福德利用其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有利地位，成功地接近了美国国务院。皇家海军的贝思福爵士（C.Beresford），即《中国的崩溃》一书的作者，也前往美国鼓吹支持该政策。但这些行动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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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和英国外交部有良好关系的高级税务司贺璧理（A.E. Hippisley）被派往华盛顿去游说柔克义（W.W. Rockhill）。懂得汉语和藏语的柔克义曾担任过驻华公使，也是贺璧理长期的好友，此时他是美国国务卿海伊（John Hay）的顾问。他刚开始不愿接受贺璧理的恳求，但贺璧理对他施压，声称“我从北京得到的最新指示说：‘北京以及华北将像满洲一样，会以很快的速度被俄国化’”。柔克义表明，美国的顾虑是不愿意被视为只是跟随英国的对华政策、对此贺璧理指出，如果美国采取主动权，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柔克义被说服了，开始大肆发表文章炒作议题，并给国务卿海伊写了一份备忘录。而海伊则获得麦金莱总统（W.McKinley）的同意，发表了一篇后来人所共知的门户开放照会。它主张，“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所装或卸的货物”，海关税费“都应该由中国政府来征收”，[47]也就是说，应该由海关来征收，因为海关依旧是中国的机构。本质上来说，门户开放照会一方面承认了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以保持各国商业机会均等为名，号召所有国家不要实施不同的税则，并让海关继续在全中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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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日赔款引发的贷款热，彻底地改变了海关的地位。它使外国列强瓜分清朝税收资源成为可能。海关是一个强大的官僚系统，它的稳定和大量的税收可以替清朝担保大额的赔款。而清朝对外来财政的依赖，遂让英俄这些国家通过在贷款上附加条件来破坏清朝主权。其发展的结果，便是海关硬是被卷入了在中国日益加深的金融帝国主义。同时，海关成为了英俄大博弈中的一个焦点，进而威胁到它本身能否继续以一个自治的官僚系统存在。最终海关没能从这一问题中完全脱离出来，它与英国走得更近，并且更加依赖它。但正如在中法战争期间一样，此时的海关又再次依靠它的国际关系网络，甚至间接地接触到了美国国务卿和美国总统。这个关系网让海关保留了独立的外表，避免了被列强们占据或瓜分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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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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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念上，必须把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加以区分。义和团运动是指在1900年的那个酷暑，发生于华北地区的群众暴力运动：一群义和团成员因反对外国人和基督教而杀死了很多外国和中国教徒。[48]就算被牵涉的各国对他们本国同胞命运的担忧以及对义和团屠杀的愤怒是事实，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绝不是一场单纯为了保护在华外国人士生命安全的军事行动。若他们的诉求只在于此，他们大可通过与清朝合作便可达成目的。相反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清朝和八国联军之间的一场斗争，万一清朝真的倒台，没人敢在一场帝国主义间的肉食争夺战中缺席。对清朝进行摧毁性报复的宣誓在那些西方国家内也很叫座，欧洲民众已经把占领殖民地视为一种国家荣誉。还有对先前一些事件的记忆，譬如发生在印度的起义和暴动，也给欧洲人一种认为当地人会报复的恐惧；同时基督教徒也渴望对中国异教徒施加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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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被深深地卷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中。这不仅仅表现在它的职员深陷其中，也表现在这场战争威胁到了海关的存亡，还有赫德在安排议和以及平息事态等方面扮演出的关键角色。一开始海关因为夹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之间，故在战争进行期间起不了作用。而当北京落入联军之手，无人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时，气氛里开始弥漫着一股危险和不确定性。事态的诡谲酝酿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分裂中国，二是八国之间将有可能爆发战争。海关总是能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这一次，赫德又站到了刀锋上，以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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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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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太后就又决定同时针对多国开战？中国著名历史学者孔祥吉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确实，当时西方主要强国的注意力被分散到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英国在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中失利，美国忙于平息菲律宾的暴动，俄国正在压制国内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运动，德国则正与德属东非的赫赫人进行战争。所以照理来说，清朝应该能借机对这些强国扳回一城，毕竟后者在中日战争后曾贪婪地压榨过虚弱的中国。此外，西方国家还保护了曾鼓动光绪皇帝在1898年进行全面改革的儒士康有为，英国把康有为偷渡到了国外。他们还保护被软禁的光绪皇帝，而慈禧太后却希望看到光绪退位，甚至是他的死亡。换句话说，外国已经开始介入清朝的皇族事宜了，这是无法忍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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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慈禧太后有开战的动机和时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想要发动这场战争。义和团在1900年春天开始杀害基督教民，外国也开始派遣军队到中国，并屯兵于天津。为响应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的求助，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Edward Seymour）率领大约2000人的国际联军，于6月10日从天津出发，直驱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聚集起外国难民和大量的义和团成员。但西摩尔在出征前并没有询问清政府的意见，这使该行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西摩尔本人的军事才能也相当值得怀疑。他们沿着十分容易被破坏的铁路线前进，还经过了有很多清军及义和团武力的郊区。[49]西摩尔进退两难，因为队伍前后方的铁路都被拆除了，他们既无法前行至北京，也无法后退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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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直隶总督荣禄在6月17日收到一封法国总领事杜士兰（Jean Mary du Chaylard）的外交照会。这个照会传递了来自外国海军指挥官的最后通牒，要求移交位于天津东南方的战略要地大沽炮台。大沽炮台装备有克虏伯大炮，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它是北京防御来自海上入侵的最后一道堡垒。当总理衙门告知赫德关于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时，他的反应是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认为没有北京公使们的授权，这道通牒是不会发布的。[50]他还说道，盟国之所以派遣军队，是为了“自我保护以及帮助平定骚乱，他们对朝廷无伤害之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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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通牒确实是发出了，清朝把该通牒和西摩尔的出征视作敌对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慈禧太后召开了由朝廷要员和满族大臣参加的御前会议。会议出现了两个对立阵营，一方宣称应维护和平，另一方则力主抵抗外国侵略。会议四天后，慈禧太后宣布了她的立场，她支持战争。很显然，在这期间直隶总督荣禄传来清军在义和团的帮助下扳回一城的消息，促使慈禧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她下达了一道谕旨，命令全国总动员。[52]然而与一般所认为的相反，这道谕旨并不是清政府的正式宣战，因为清政府从来没有向驻北京的公使们送交过具有这种功能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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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收到那份最后通牒后，命令外国公使们离开中国。但因为通往天津的铁路已被切断，而义和团又使陆路变得危险，所以公使们决定留下，并急急忙忙地在使馆区外设置障碍。他们不得不依靠400多名可调动的士兵守卫。如果清军或义和团想要占领公使馆，或者干脆把公使们饿死，都是轻而易举的。[53]而他们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恰如孔祥吉所说，当慈禧太后发现荣禄的报告夸大其词，而大沽炮台也已沦陷之后，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她赶忙下令在使馆周围张贴公告，上面写着：“钦奉旨保护使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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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场2万清军与1.2万名联军的艰苦对决之后，联军在7月15日占领了天津。一位老练的英国军官拿这次的天津战役与南非的布尔战争相比，指出：“获取这个中国城市所造成的伤亡，远比任何一次在南非的战争都要重得多。”[55]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外国军队大量集结于天津，为进军北京做准备。等他们于8月14日到达北京时，发现这里已是一座被朝廷、官员和军队遗弃的城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是逃到山西太原，接着又继续往西，逃到了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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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一群怀着东方蔑视情结冲动指挥官们发动的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正是这种情结，让他们认为索求大沽口或者朝北京运送为数可观的军队不是战争行为。欧洲媒体激起了对来自殖民地的复仇的担忧，而善于煽动民心的政治人物，如德国威廉皇帝之流，则高声喧嚷：“正如千年前的匈奴（所做的）那样 愿德国的威名远播中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自此不敢再斜视德国人。”[56] 此外，打造帝国是一国雄风的体现，这一信念也是诱因。其中日本是领头者，要是没有它的军队，联军在天津的地位恐怕也不会牢靠。因日本之故，俄国也无法缺席，继而使英国也不得不参与；而对于拥有宏伟帝国梦想的德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黄金时机。如此一来，所有的联军，即俄国、日本、英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一起打着保护文明的口号，占领了华北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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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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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像赫德和德璀琳这样的人必须选择什么是他们最想避免的。当赫德搬进使馆区时，他给总理衙门写信称：“我已经帮助中国征税40年了，照理我应该留在北京，因为我一直被以诚相待。”但他极为婉转地告知总理衙门的官员，他已经选择加入外国公使的队伍，因为“若所有公使都离开北京，我却依然留下，这会给中国增添麻烦”。[57]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的长期幕僚德璀琳也被点名。他曾与中国的达官显贵、英国投资者以及一位叫胡佛（Herbert Hoover）的美国矿业工程师交往密切，共同开发中国北方的铁路，并在秦皇岛建设新的港口。他为了保护中国同僚，而受到“搞两面派”的谴责。[58]质疑他的声浪有增无减，以至于当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拒绝把他纳入管理天津的委员会。正如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所写，联军本可以利用德璀琳的广泛人脉，但他却被怀疑是一位已经“被（中国）本土化了的同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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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也同样身处困难的局势之中，尤其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政策来引领他们。孔祥吉指出，这个混沌情况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慈禧太后给省政府官员发布过谕旨，告诉他们保卫各自的省份，且不要理睬来自北京的其他旨令。[60]考虑到当时时局的变幻莫测，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减少因为压错宝而造成的损失。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共同支持之下，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上海各国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61]这份章程提出，外国领事们要负责保护上海租界的安全，刘坤一和张之洞则负责维护长江流域各省份的秩序。这份章程让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既能向清政府表明，他们正将外国武力排除到其辖区之外，同时也向领事们昭示，他们不与义和团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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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担任江海关税务司的安格联频繁地与刘坤一会面。据安格联所述，每当出现与慈禧太后立场不同的谈话，刘坤一就会变得非常紧张。[62]安格联得出结论，刘坤一的策略就是把外国人排除在他的辖区之外。[63]曾在1900年执掌过金陵关一段时间的挪威籍帮办韩森（P.C.Hansson），他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官员对义和团的同情只有一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憎恨洋鬼子。”[64]刘坤一因为害怕引来其他列强向辖区派来更多的军队，因此拒绝英国提供武力支持。就这一点，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表示赞同。[65]两广总督李鸿章拒绝宣布他所管辖的省份独立。[66]赫德和李鸿章的关系在后者开始采取亲俄政策后就恶化了；赫德怀疑李鸿章想在俄国的扶持下成为新的皇帝。[67]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会暴露其意图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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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司们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不得不试着接受赫德有可能已经在拳乱中牺牲的可能性。事实上，有关赫德未经证实的死亡消息早在7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就发布过了。那则讣告愤怒地批评赫德“对他所效力对象的僵化的愚忠”，并批评他“只要碰到与中国有关的事务，都怀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主观判断”。[68]赫德死亡的谣言开始引发一系列的继位斗争。在上海，造册处税务司戴乐尔（F.E.Taylor）在驻上海的领事团和刘坤一的帮助下，成立了临时总税务司署。[69]在英国，金登干和外交部则反对戴乐尔的举动。赫德后来对这件事情讥讽道：“在6月24日便安排我如何被取代，似乎有些操之过急了。”[70]另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是，海关如同中国的命运，可能会依照区域被分割。在汉口，税务司何文德（J.H.Hunt）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了亲密关系，据说此举是希望长江流域各省可以在张之洞的率领下独立[71]。粤海关税务司庆丕则欣然同意李鸿章的提议，要两广地区的各关税务司向他报告，暂时照管起两广地区的关务。[72]更年轻的安格联则表现出亲英倾向并效忠赫德。在北京被占领后，他催促赫德南下，建议他在英国势力范围的核心，即南京，来重建中国海关。[73]虽然这个时期到处充满暗示性的动作和大量谣言，但没有人愿意亮出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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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不安的气氛进一步加重。步天津和其他华北地区后尘，北京城也失了秩序。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剿灭，往往伴随着整个村庄和城镇被化为焦土。赫德在9月8日给金登干的信上这样写着：“他们的政策应当是要恢复秩序和信任，劝诱人民把物品拿出来卖，而不是让恐怖主义成为日常状态（除了日本占领区以外），士兵们似乎只懂得抢掠和霸占。”[74]正如他鄙视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行径一样，赫德对八国联军的行为感到不齿。他说：“ 所谓‘绝不宽待’的命令竟被翻译为‘对男人、女人、小孩都毫不留情’，只要他们是中国人。”[75]前景变得危险和无法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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