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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总税务司的确很重要，但必须指出，有安格联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由他来继任赫德这件事，本身即代表了海关更广的变化趋势：海关里面日益加深的东方情结、对中国的种族歧视和西方优越感。海关的其他高级职员，譬如贺璧理，也一样轻视中国。曾经引发当地暴动的厦门关税务司阿理嗣说，赫德曾经指示要招募更多的中国人，但是从这个做法中他领悟到，“华籍钤子手只可以作为洋员的补充人员 他们只在洋员同事的管理、指导和支持之下，才能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率”。[207]庆丕在1907到1909年间担任粤海关税务司，他曾遵从赫德1907年关于任用华人的指示，招募了一些中国人。当他于1915年给安格联写信时，他说，自己“对这种初步实验并没有感到担忧”，但是外班洋员的种族歧视让这个举措变得无法实行。因为他们“自然地怀有敌意，并且在其华员同事身上看不到任何优点”。[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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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当广州的革命人士在1911年春天攻打两广总督府时，一直和胡汉民友好的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拒绝配合英国领事杰弥逊（J.W.Jamieson）的要求，而不愿阻止军火走私以及调查所有上岸旅客的真实身份。[209]广州于11月9日被革命军占领后，梅乐和开始违抗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并且指示海关舰船停止悬挂清朝龙旗，要外班人员从制服帽子上撕下任何代表清朝的徽章标志。[210]胡汉民被任命为大都督时，梅乐和也向他道贺。[211]而当英国把广州的沙面租界用铁丝网围起来变成堡垒时，梅乐和提出了抗议，说中国人会把这个看作英国有意组织起来袭击广州城的措施。[212]安格联大致上是赞同梅乐和的，但也告诫他“不要忘记，领事们是在暗地里支持你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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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海关做了仔细的探讨，显出两个重点：第一，对造成辛亥年间的这场革命而言，短期财务危机的影响力其实和长期的社会、人口及经济问题一样重要，过去的历史学家在这个议题上只关注后者。由于我们目前又一次经历了突然来袭的金融危机及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正如发生在清朝身上的一样，两相比较也许我们就见怪不怪了。第二，国际情况对1911年辛亥革命也是有影响的。大多数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研究都把视线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然而，不仅海关，像汇丰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以及诸列强，譬如俄国、英国、日本等，都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关系而非常在意辛亥革命的发展。毫不令人惊讶，他们不仅尝试而且成功地影响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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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题记，摘自“Greenspan’s Rates of Wrath”，《泰晤士报》，199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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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权力的来源：战争、金钱和英国（16881783）》，伦敦：恩文海曼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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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彼得和霍普金斯：《大英帝国主义（1688-2000）》，哈洛：朗文出版社，2002年，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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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锡瑞：《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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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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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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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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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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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中国厘金方面的优秀著作，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另参见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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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8年1月22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6卷，第228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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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7年7月19日；1868年1月19日和23日，分别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11页以及第6卷，第232-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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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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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1号”，“各关税务司今后若无总税务司指令不得为地方借款作还款保结或擅自签署借据”，1867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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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8年1月18日和22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28-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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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1号”，“各关税务司今后若无总税务司指令不得为地方借款作还款保结或擅自签署借据”，1867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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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汇丰银行的放贷全表，可参见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548-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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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汇丰银行的放贷全表，可参见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535-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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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1号”，“关于清廷没有授权贷款协商事”，1877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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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8年1月18日和22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11页；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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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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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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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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