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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关于这一份文件，参见“梅乐和致胡汉民函”，1911年12月11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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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梅乐和致安格联”，1912年1月12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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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安格联致梅乐和”，1911年11月16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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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五章 国中之国，1914-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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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就以钱商的身份来看，他们是无可挑剔的，但银行业更像是一种宗教：你必须接受某种承诺风险，然后其他的一切就会遵循着奇妙的逻辑法则而各就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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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生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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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安格联尝试着描述海关历史：“起初（他这里指的是赫德时期），我们是一个纯粹由政府供应和支持的中国机构，因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的收入。有了贷款之后，尽管依旧是以中国政府的利益为优先，但我们也变成了外国的利益。”[1]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海关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公共债务委员会”。1916年袁世凯死后内战爆发，“让中国独立处理自己事务而不受外国势力干扰的幻象仍然被保存着”，只是海关在这时却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几乎差不多独立于中国财政之外，并且终究还是以列强为主要的考量对象而非中国政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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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的造成并不仅仅是因为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夺取了关税控制权。虽说这是个不可少的必要手段，但此时的征收税款还不足以偿付外债，因此海关没有剩余的资金。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银行无法再继续贷款给袁世凯政府。一战拆散了借款给中国的外国财团，所以善后大借款没有了后续。袁世凯转而通过发行内债来筹集资金，而且他只能拿海关做担保。如此一来，安格联则变成了内国公债局事实上的首领，拥有借贷的否决权，掌握着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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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时还出现了关余，即海关税收支付债赔后的剩余。关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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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是由于金银比价的改变和一战过后迅速的经济扩张造成的。此外，中国庚子赔款的债务也在缩小。缩小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在1917年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此举自动取消了对他们的赔款。 其二，盟国同意让中国暂停支付他们的债务五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又停止向俄国支付庚子赔款。安格联起初对袁世凯还有很高的期望，但看到袁世凯在1915年淘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后，遂对他失去了信任，决定对关余“攒得越多越好”，[3]并认为“公共服务绝对无法被安全地经营，除非靠外国人”。[4]安格联掌握着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资源，中国的借贷能力都依赖着它。他成了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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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格联而言，若中国还有救的话，那就是要依靠一个好的财政药方。在他态度的背后，存在一个信念的坚持：通过坚持北京政府要对债主兑现承诺，安格联提倡公正、廉洁、对公众责任的奉献和勤奋工作等价值理念。 他认为新的共和中国唯有实践这些价值，包括让它的公务人员变得诚实以获得人民的信任，才能克服困难。在当时有个普遍的信念，那就是对财务管理有帮助的纪律要求也会是促进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6]因此，安格联执行的政策旨在稳定政府财政。他一方面让内国公债局发行更多债券，但也确保这些财政债务能够及时和全额偿还。因为已经吃过袁世凯的亏，所以他囤积大量的预备金以确保今后不会再被财政诡计而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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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的地位是如此显赫，所以当顾维钧（在西方以Wellington Koo而知名）在1926年6月成为财政总长后，他的属下建议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安格联。当他说打电话让安格联过来时，他的属下反对这个做法，并建议他应与他的历届前任一样，要亲自去拜会安格联，而非要安格联过来。[7]安格联早在1921年就曾这样写道：“我与其他内阁部长的关系是平等的。”并补充说，他们所寄来的通信都是以公函的形式，这是一种表示双方地位平等的官方信件。 尽管体制上他只不过是一位中国内阁部长下辖机构里某个单位的主管，但他们对他并不用对待下属时所使用的 “令”或“命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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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拒绝去拜访安格联，因为他认为这样会违反自己职位的尊严。顾维钧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并在1912年以《外人在华地位》这一论文取得法学博士学位。该年他被唐绍仪招录进外务部，不久迎娶了唐绍仪的女儿，是他几任婚姻中首次与中国精英家庭的女儿结合。他最初被任命为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很快就成为清末民初闪亮登场的新一代成员之一，走在了时代的前端。1918年，即31岁那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一年之后他成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三名参会代表之一。在1921和1922年，他又担任了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当他返回中国时，因坚决维护中国主权而闻名，甚至成为社会名流，并在1923年同意加入由亲西反日的吴佩孚所支持的“好人内阁”。[9]吴佩孚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所以有个“秀才将军” 的外号。当吴佩孚在1925年被迫撤出北京时，顾维钧短暂地退居上海。他在1926年重新加入北京政府，[10]并在一年后成为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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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原本希望通过像他这类的人参与政治，能使北京政府发展成为一个在国内外都受尊敬的现代和高效的政府。但该想法并没有实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从1926年6月起，以北伐之名在中国南方铲除所有的反对势力，目标是将全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北伐军在1926年12月占领武汉，在1927年3月东进上海。就算是在北方，由顾维钧领导的北京政府仍然只有少数的实权。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和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两人为争夺权力而分别于1922和1924年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1926年，吴佩孚，也是顾维钧的赞助人，被张作霖狠狠打败，造成军事力量倾向于张作霖。张作霖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把北方各派的军事力量纠集在一起，来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张作霖握有实权，而顾维钧不但令不出北京，甚至出不了他自己的办公室。1926年中秋节，也是中国传统日历上清账的日子，当时负责维持北京秩序而没有拿到薪饷的军警，包围了顾维钧的官厅。 他们要求顾维钧以现金付清他们的全数欠款，并且拒绝采用顾维钧所提议的部分欠款用债券来折算。顾维钧被迫隐匿，从一位外国银行家朋友那里借来一笔短期贷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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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算安格联在这个时候看起来非常有权势，反之顾维钧仅仅是个哀求者，他还是于1927年1月罢免了安格联。顾维钧大概至少从1926年春天起便萌生此念，原因是安格联拒绝为更多没有担保的政府举债背书。[12] 1927年2月1日，即安格联要被解雇的消息曝光的隔天，一群由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唆使的外国公使集结到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办公室。他们要求顾维钧对蓝普森所描述为“非常不寻常的举动”给出个解释。[13]盛怒下的顾维钧拒绝解释，声称：“既然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表明你们在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14]在随后激烈的对话中，顾维钧要求蓝普森说明他是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在说话。当困惑的蓝普森问他为何提出这个质疑时，顾维钧回答说，如果蓝普森是以英国公使的身份询问，那他对他则没什么好说的；但若蓝普森是以中国公债持有人的代表来关切此问题，那他可以理解。当蓝普森回应他是以后者的身份来询问时，顾维钧回答他罢免安格联的理由是“不服从”。当蓝普森要求顾维钧再进一步解释时，顾维钧反讽地说，“抗命”（disobedience）是个很简单的英文字眼，相信蓝普森完全明白。随后顾维钧先行离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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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安格联的“火车相撞”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四面楚歌但胆大的政府挺身对抗一贯霸凌的大英帝国。这种观点的确可以代表部分事实，至少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意做这样的描绘。但事情并非如此单纯。尽管顾维钧和安格联实际上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包括本质上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但在1927年那个寒冷阴暗漫长的北京冬天，两人缘何最终走向了严重冲突？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本章首先要由回顾安格联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北伐开始的这段领导海关的历史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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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的统治显示了他对教条式的自由主义信念的坚持，也反映出他所受到的教育必然是带有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色彩。除了致力于健全的财政和清晰的社会等级外，那类的自由主义还包括英国上等阶层的种族和道德优越感，以及对在殖民地的本地人和在殖民地的下等白人阶层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像儿童一样，需要严格的抚育。一战给安格联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他确信纪律和等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他的家人和朋友在位于比利时西部的佛兰德斯陆续死去时，他为自己在中国的优渥生活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安格联开始对军人价值感到非常钦佩，并采取了严厉的态度，他抛弃了赫德基本上所遵循的寻求妥协、文书型或学者型的管理方式。他对于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不知如何应对。 说到不知如何反应，安格联对于一战后社会和文化约束的放松，身份阶级分界的减少，以及他的年轻欧洲职员在20世纪20年代所标榜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享乐等，也不知如何应对。安格联陷入了与不少海关职员对立的困境。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便开始寻求离开中国以返回英国。他决心离开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25年他的结发妻子在遭受慢性疾病的长期折磨后离开人世，留下五个不满20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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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来看顾维钧。顾维钧的作为在中国海关历史上非常重要，因为他把中国对海关的掌控和关税自主变成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议题，并把这些与一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饱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的史观绑在一起。尽管他成功地动员了公众舆论，但自己却在1927年也陷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高呼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豪言壮语，主张一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应归还给中国，同时还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他创造了“不平等条约”这一词语，称《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是无效的，因为中国当时是在西方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的。顾维钧因为套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口号而名闻天下，但后来却是国民党而非顾维钧收获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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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是个煽动议题的先行者，擅于运用报纸来动员舆论。随着报纸和杂志的普及，舆论动员成了中国政治里的一个重要力量。1915年他建议袁世凯泄露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和正在进行的秘密谈判，希望此举能够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持。[16]在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他在华盛顿成立了远东情报处，目的是为了反驳那些在外国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17]在1923年的临城劫案（即一辆载有25名外国人的火车被绑票的事件）中，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再次诉诸媒体。在与西方外交官进行赔款和补偿秘密谈判的同时，顾维钧对外透露出西方的要求，并用化名发表文章，谴责他们干涉中国内政。[18]他无疑已经预料到媒体会广泛地报道安格联被撤职的消息。[19]顾维钧回忆：“中国舆论界一般都认为，这是维护中国主权和中国政府权利的合法行动。”[20]在某种程度上，这项解雇是一个公关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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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911年辛亥革命时那样，财政问题才是事情的核心。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安格联的革职，“遭到中国银行界的激烈反对”。[21]顾维钧希望利用安格联来打击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假如安格联认为他自己非常重要，而在顾维钧看来，他只不过是个被张嘉璈和其他银行家用来保护他们的金融利益，以使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政府之上的“庇护者”而已。[22]当安格联被辞退的消息流出时，张嘉璈和其他几位在北京的银行经理，如同前述的驻华外交公使一样，也冲到了顾维钧的办公室。中国银行和其他几家中国现代银行是内债的主要持有者，而安格联为维护债券的价值做过很多努力。通过撤换安格联，顾维钧希望结束“中国银行界和海关总税务司的勾结”。[23]根据顾维钧记载，张嘉璈指出，“革职是个前所未闻的行动，在全国金融市场，特别是上海，孕育着严重的后果。一旦中国债券市场陷入混乱，上海的商人想知道的是政府将会怎么做”。这个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安格联的撤职，可能“会使债券持有人失去信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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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应张嘉璈说，他认为银行界威胁中国政府是“很不得体的”。他请张嘉璈放心，他的政府自然考虑到了该行动可能会导致的所有后果，并已做了所有必要的预防安排。他认为，只要“银行保持镇静，并且尊重政府的行动（这是他们应当做的）”，张所担忧的金融市场崩溃就不会出现。[25]然而当时顾维钧政府本身已经处在非常严峻的困境之下，这样的保证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安格联的撤职没能帮助顾维钧，因为银行家们已决定不再继续给北洋政府提供任何借款。和安格联一样，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与国民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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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格联的撤职令依然执行时，并不意味着北方安国军和南方国民党的竞争已经结束，它一直持续到1928年的夏季才告终。[26] 包括张嘉璈在内的大部分银行家持着观望的态度并保留自己的选项。海关的命运似乎依然未卜。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安格联的长久继任者变得难产。作为一个折衷方案，安格联以回到英国休假的名义再延聘一年。根据安格联的提名，易纨士（Arthur Edwardes）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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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以恢复关税自主和海关国有化作为他们的重要政纲，所以他们究竟是如何在使海关毫发无伤的情况下拿下它的？不管国民党多么反对海关，他们却不能无视海关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持续运转的重要机构。海关提供着稳定和增加的税收，它的命运与中国沿海精英的利益绑在一起，控制海关，还可以得到许多外交上的好处。国民党通过一些精心的政治运作以成功地获取海关。国民党一方面表示会继续承认中国对既有外债和内债的义务，另一方面利用海关内部的嫌隙，运气很好地碰上了梅乐和愿意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梅乐和认为安格联的政策违背了赫德当初用来建立海关的原则。他提出重返赫德的主张，使海关从中国关税保管权中撤出，并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关税的用途。以上这些原因使海关再一次在中国革命中存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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