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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海关再一次从可能造成分裂的危机中生存下来。梅乐和迅速地平息了海关内部可想而知的焦虑。他在1929年1月从张福运的声明中摘取了一段话来安抚焦虑。张福运在这段声明中说他到现在“都没有考虑过要免除海关中的外国人，废除退休金计划或者改变海关行政的管理制度，等等”。[211] 另外，梅乐和又发了一封机要通令，其内容由各关税务司向全体职员传达。此令的主要目的是要粉碎一个谣言，那就是他被国民政府任命是因为承诺两年后就要退休。梅乐和写着：“未来数年内我将会继续掌管着海关，我要〔让海关〕恢复和维持信心，若有可能的话，增加效率，以及为未来做准备。”[212]为了让海关职员放心，他发出一份通令，说退休基金不会移交给国民政府，他还特别强调这份通令事前已经充分得到张福运了解和同意。梅乐和对国民政府的顺从一开始让在上海的英侨界和伦敦很难接受，但这个情况很快就平息下来。日本在1931年占领东北，原本对易纨士还残存的同情，在他接受了伪“满洲国”顾问一职后就消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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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接管海关和关税问题紧紧地绑在一起。1911年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治出现了。经过在国际会议上的精彩表现后，顾维钧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因为现代媒体广泛地报道这些事件，他们也获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在现代政治表演的背后，就算大家想对金钱的重要性遮遮掩掩，却没人敢忽视它。在国民党向权力的奋起过程中，理想、群众运动、公众情绪的煽动和战争等，都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怎么掩饰，摊在面前的事实是，国民党对海关及上海银行家们的务实讨好，也铺平了他们通向权力之路。这种依赖，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所将造就的国家的本质。根源可是很重要的啊！为了取得政权而采取的暂时权宜之计会衍生出深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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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格联致阿其荪”，1922年10月28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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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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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格联致庆丕”，1919年10月22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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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格联致庆丕”，1915年11月8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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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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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Emily 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 1900-1930（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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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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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格联致阿其荪”，1921年1月2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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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蒂芬·克拉夫特（Stephen Craft）：《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列克星顿：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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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9、27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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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84-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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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4月7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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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8-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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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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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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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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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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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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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3-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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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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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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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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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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