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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议会关于该问题的副本，参见“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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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海关外班：男人的委屈”，《字林西报》，1920年3月30日，见“中国海关”中的副本，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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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陶森的记录，附在“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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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陶森的记录，附在“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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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庆丕致安格联”，1915年8月17日，见“总税务司署往来半官函，1915191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79/31841，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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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戴乐尔：“海关：一项改革诉求”，《北京的领导人》（Peking Leader），1919年1月10日。见“中国海关”中的副本，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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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安格联致阿其荪”，1921年4月20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对于戴乐尔的薪酬，参见“安格联致包罗的备忘录”，1918年9月2日，载“移交所负责的备忘录：总税务司致总务科税务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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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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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7日，“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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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赖发洛致安格联”，日期未署，似在1919年6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7日，“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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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6月19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7日，“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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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斯特拉·本森日记》，1922年11月12日,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收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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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威尔特（S.P. Weldt）致柯尔乐（Carl）”，附在“柯尔乐致安格联”，1915年11月15日，见“江汉关半官函，1919-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0，载《中国与西方》，第15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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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11月20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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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36号”，“为就低级外班洋员不廉情事严重影响海关整体利益及信誉总税务司提出评论及指令事”，1923年1月23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682-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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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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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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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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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赖发洛致安格联”，日期未署，似在1919年11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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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赖发洛致安格联”，“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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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赖发洛致安格联”，日期未署，似在1919年4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赖发洛致安格联”，“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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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安格联致赫德”，1900年10月12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00-190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4，载《中国与西方》，第10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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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912号”，“为表扬战争缺员后之工作表现评论上海员工委员会行动并通报工作条件改善职位重新分类建立养老储蓄基金事”，1919年3月8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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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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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5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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