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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梅乐和呢？他结婚很晚，1917年时已经40多岁的他才与一位叫劳拉·格温多兰（Laura Gwendoline）的澳大利亚人结婚。1943年梅乐和退休时，72岁的他并没有回英国。他先是去了南非的开普敦，接着移居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并于1955年在那里成立了英语人民联盟（Union of English Speaking People）的维多利亚分会。这个组织致力于促进英语世界中公众人物之间的联系，他们相信盎格鲁——撒克逊的价值观和原则是良善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对其中许多英国籍成员来说，可能也包括梅乐和，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点出其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握有主导权，但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梅乐和的婚姻以及退休后的作为让人联想到他对英国和英帝国主义的态度。梅乐和与赫德一样都是爱尔兰人，同样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衰落的家庭。对他而言，在海关工作是一条通往社会声誉和财富的重要道路，一旦海关完全中国化，自己取得的一切都将结束。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对此梅乐和表示接受，一般来说，他和赫德一样也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尽管他认识到洋员退出终究不可避免，却也要光荣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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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是如此地迷恋玩弄政治，以至于外人通常不太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对安格联真的很愤怒，因为在他看来安格联的政策使海关名誉扫地。安格联的“极端愚蠢”如同李泰国当年想同时扮演“主人和仆人”的角色，从而几乎造成“翻船”。[74]梅乐和在一封给驻中国沿海的某位英国记者的自辩信中写到，赫德对中国当权者的态度，即便“在‘少年中国’崭露头角之前”，都是采取一致的顺应方式。安格联无法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萧规曹随，是相当“愚蠢”和“危险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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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身份有可能是梅乐和憎恨安格联的重要因素之一。安格联具有出身、教养和财富等优势，而这些恰好是梅乐和所缺少的。在梅乐和的眼中，安格联永远无法把事情做好。他曾在给戴理尔（W.F. Tyler）这位退休的巡工司的信中提到，安格联有次去九江巡视，宴会时就坐在九江关税务司妻子的旁边。[76] 根据梅乐和的描述，安格联用来应酬她的方式“并不是在她贝型般的耳朵旁边轻轻咬些无关紧要的甜言蜜语，而是询问她本地区主要的出口货物为何”。他继续说道，“如果换成是你，在那个场合上，你顶多只可能会在最后轻巧地不露痕迹地点到‘入口洋/阳货’（articles of entry，此为双关语）。”在梅乐和的眼中，安格联就是一位呆板和毫无幽默感的英格兰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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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乐和与戴理尔的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到很多玄机，梅乐和在这里讲述的这段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戴理尔有过多彩的职业生涯，他是前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又曾在北洋海军任职，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大战和威海卫海战，他还担任过袁世凯的顾问。根据他自己所宣称的：他在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制止海军背弃袁世凯，[77]他还测量过从济南到黄海之间的那段黄河。他的回忆录《在中国的幕后操控》至今依旧好看。戴理尔同情梅乐和，认为由梅氏掌握总税务司一职是对大局最好的结果。他对梅乐和说：“你所做的并非只是为了你个人而已，它们也符合情势所需和普遍的利益。”[78]但与梅乐和不同的是，戴理尔并不鄙视安格联。在戴理尔看来，安格联“非常有原则，坚定地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不在乎他人的赞扬或者谴责”。戴理尔向梅乐和建议，“随着红胡子成为督军，他收敛起那些使他得到这个位子的鲁莽的性格，所以你也应该放弃你的。”[79] 他还说，梅乐和的成就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这点与包括赫德在内的前任者不同。他曾被赤裸裸的野心所驱使，“谨慎地竖起耳朵，张大鼻孔，嗅闻着空气，等待适当时机的来临。”当时机到来时，他“更大胆、更无情地”采取行动。梅乐和在动气但没有动怒的心情下为自己政变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他回答说：“在伟人的生命中，弱点和小气都被放大，或者甚至比最卑鄙的人身上的罪行和愚蠢还大。但在重要的时刻，只有伟大的灵魂和天才才会挺身而出，凌驾和征服一切。”[80]给戴理尔的信中，梅乐和如此描述赫德，“他是一位哲学家，也是诗人，富有想象力和多愁善感；他温和、耐心、睿智和坚定，克服了令人畏惧的障碍，完成了造福中国和世界的无穷事业。”[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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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还特地在“坚定”一词下画了道横线，我想这是梅乐和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重要暗示。他认为当他从易纨士那里抢夺总税务司一职，并且把海关的未来与国民党绑在一起时，他展现了坚决的魄力。他看到了危险，估量着局势，遮掩起自己的意图，以不同以往的惯例大胆地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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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可能会同意戴理尔对国民党的评价。戴理尔在回忆录中说，1929年时海关不得不和国民党打交道，因为即使“所有的利益纠结都集中在南京，它是唯一能让某种行动得以同心协力施展的核心”。[82]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实体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或者它真的想要的是什么。”[83]戴理尔，甚至也可能包括梅乐和在内，虽然准备和国民党站在同一阵线，但也还是以质疑的眼光看着这个党。对他们来说，就算海关的权力已经减弱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终不可挡，他们还是对自己的优势保持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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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深信自己的技巧，尤其在玩弄政治上，他喜欢把自己想成是有决断力的，也非常愿意做出超越界限的事情。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海关的价值观和传统受到了危及。他假装接受国民党的统治正当性，但也认为国民党本身需要自救。他乐于绕过法律和官僚上的细节，喜欢流行。他来自于凯尔特外缘地区（Celtic fringe），他避免待在英格兰，也不喜欢与英格兰人——包括英格兰女人——打交道。以上特点使他与英帝国晚期的代表人物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非常相像。当面对因为民族主义在整个世界崛起而造成不确定的未来时，梅乐和的反应与那些在英帝国下获利的人可能并无不同。况且，基于他们的出生和阶级背景，即使他们回到英国，也不太可能享有曾经的权力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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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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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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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海关史的编写和个人史的叙述，转到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问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海关内部的事务及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都远比不上海关执行国民政府所设下的高关税政策来得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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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进口税则于1928年12月颁布，在1929年2月1日开始实行。它规定海关税率为7.5%到27.5%不等，大致上与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上所达成的同意一致。1931年的进口税则有16个等级，最高级别的税率订为50%。该年，国民政府还首次增加了出口货物税率到平均约为7.5%。进口税率在1933年再次提高，最高订为80%。[84]为了抵消从1929年至1930年间白银对黄金比价超过30%的贬值，进口税在1930年2月被设定为以海关金单位来征收，此举使走私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选择。[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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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都是从一个经济的视角来探讨新关税制度的影响，尤其特别在意它是否有经济效率。若把这个问题模式套在中国上面，就会是个难题，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假设性的状况，即如果中国坚持低关税，又将是怎样。尽管国民政府自然地把提高关税合理化当成是出于保护中国经济的决心，但正如博思源（Felix Boecking）所主张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提高关税，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财政原因而非出于对中国经济的考量。[86] 由于国民党曾不断高呼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恢复关税自主，所以他们若是继续维持低关税制度，也会让人感到奇怪。还应该提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摧毁了19世纪末期形成的以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其实早在大战之前，英国的领地就已经为了增加税收而采用了高关税。很多如德国这样的快速工业化国家，也用关税来保护他们的工业。想要在一战以后再回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制度已经变得不可能。就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之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从物品价格计征关税，税率平均约为49%。把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责任都怪在这个新税法身上或许不是完全公平，[87]但其他国家确实也因此进行了跟进和报复，所以中国在当时所采取的做法并非是不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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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不想去讨论高关税是否对中国经济有利，因为这需要复杂的经济分析。我也不打算讨论鸦片走私，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已有分析了。[88]在禁烟的幌子下，国民政府把该项贸易合法化了，所以海关对鸦片贸易几乎无事可做。缉私鸦片不但很危险而且也是徒劳的，因为被海关扣押的鸦片终究会归之于国民政府的禁烟局。禁烟局虽然是这么叫的，事实上它在贩卖鸦片。[89]海关的缉私活动集中在糖、煤油、棉花、人造丝、纸烟和盐等大宗商品上。若说这些商品在文化的负面观感上小于鸦片走私的话，但因为这些货品关乎人们的基本需求，所以它们的走私或许对日常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对像这类生活必需品施行高关税只会导致逃税行为。我们能够知道这类走私的一些情况是因为总税务司署汇集了各口岸海关的全部罚款数据，以及海关对没收商品拍卖的收益。根据这些数据，我绘制了图6.2，以追溯从1932年到1936年间各个区域海关罚款和扣押的情况。这个图清楚显示，随着海关缉私举措的施行，海关的罚款和扣押在1934年之前一直快速增加。图上的曲线在1934年之后趋稳，这是因为此后海关的执行力下降的关系，特别是在受到日本染指的中国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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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20世纪30年代中国走私发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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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将提供一个区域的走私调查报告，来说明一个摆明的事实，那就是当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提高关税来把他们的收入扩大到极致时，也带出了走私的高潮。走私是具有区域性的，它成为地方政府用来抵制国民政府的大义劝诱的手段之一。这个调查报告也会清楚地显示香港和治外法权帮助了这股走私浪潮。香港因为是个自由港，所以商品在那里变得相当便宜；而治外法权使海关不可能采取强硬措施。早在赫德主政时期就曾订下一项基本原则，即海关有权扣押货物和处以罚款，但不能拘捕或者没收船只。国民政府在1934年所颁布的缉私条例再次确认了该原则。持平来说只要关税还算低，这个原则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除了违禁品之外，走私就变得很不值得去冒险。然而，高关税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治外法权意味着海关一只手在打击走私者的同时，另一只手却被捆绑在了背后。走私在当时虽然被认为是中国人缺少现代性和纪律的象征，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而是根源于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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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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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华南地区的走私中心，把货物从香港用船运到中国南部沿海的各个港口非常容易。香港当局对这类非法活动很少进行监管，也因此就连东当局也积极地介入走私。当1929年版的税则一经实施，走私风潮立刻应声而起。魏尔特在这年向梅乐和报告：位于珠江三角洲西江边上的江门，其市场上出现了高于江门海关所统计的三倍的加工棉货。[90]一些贸易协会在香港和汕头成立，商人们被索要他们订购货物价值之6%的费用。据梅乐和说，一担糖1932年在香港的价格是7.89元，在福州却要22.8元。[91]再以鸦片为例，扣押的实际效果很有限，“如果运送的货物被查获了，它通常还是会回到（走私）组织”。[92]在拍卖时，走私者以“货物价值的84%至100%”投标，其他人若下标则会受到恐吓。在走私如此完善的规模下，商人是以“香港仓库交货价格”（ex godown Hong Kong）来做交易， 而不是以包括成本、保险和到汕头的运费在内的“汕头到岸价格”（c.i.f. Swatow）来进行。[93]统计科税务司白立查（E.A.Pritchard）在1931年的一份关于汕头走私的报告中提到，海关年度统计报告里所描述的所谓一道有效的“关税高墙”是完全“错误的”。汕头的市场充满着“人造丝、毛织品、棉线、鱼翅、海参、洋糖、百货商品、人参等等”。[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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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府保护走私客。在一封于1933年写给宋子文的信中，梅乐和提到：“毫无疑问的，有个走私组织受到公安当局的保护或控制，以便衣警探的形式来武装护送货物。”[95]他继续说：“（属于广东政府的）炮艇和盐税船只，尤其后者，经常往返于广州、黄埔和香港之间。它们装载或者拖曳着满满的高关税物品，并正在把他们的活动延伸到大规模走私汽车，更不用说他们颇具规模的走私糖活动，数量几乎达到垄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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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府从台湾和爪哇把糖买来，然后这些糖被运到等候在香港的炮舰上，接着由这些炮舰把糖转运到“一个所谓的不用付税的炼糖厂”。该工厂再把这些糖包装成当地产品的样子。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糖这一样商品上，因为“广东政府已经建立了对水泥和液体燃料的垄断，以及对煤油的半垄断”。[96] 依照海关的估计，光在广东，糖就让海关分别于1934年9月和12月损失了379000海关金[97]和576000海关金的税收。海关金代表海关黄金单位，由中央银行发行，约值1.5海关两。[98]走私涉及严重暴力。在当时某期《广东事件传闻录》这份海关内部的广州双周情资报告中记载着：“船运公司拒绝了一帮亡命之徒收取保护费的要求之后，十天之内竟有三艘载客民船，被不法分子所埋设的水雷炸翻。”[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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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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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规模庞大。1934年9月，梅乐和任命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王文举去秘密搜集情报，王文举的伪装身份是国民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的名誉副领事。通过对比中国和台湾贸易统计数据，王文举认为“仅有22%的货物”是通过合法渠道来交易。[100] 根据王文举记述，有近6000万磅糖在1935年被私运到中国南方，次年有3000万磅。这两年中每年都有约85万加仑煤油被偷运到中国。[101]其他流行的走私商品，还有咸干鱼、火柴、棉纺织品、丝和茶。[102]货物不只走私到福建，“140万担糖被运到了大连”，其中的“30万担去了关东租借地，40万担去了伪满洲国，70万担去了山东”。[103]关东租借地指的是辽东半岛南部的一块地区，于1898年首次租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又在1905年转让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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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毋庸置疑地接收了来自台湾的绝大部分走私物品。也因此厦门关遭受走私分子的恐吓在所难免。在去台湾之前，王文举访查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据他所述，数百名水客，也就是走私者，把货物扮成个人的行李来搬运，并“使用强大的武器和各种非法手段强迫上岸”。[104]在遭受过炸弹袭击的威胁后，副税务司叶元章坚持除非要有武装士兵保护，否则拒绝迈出办公室。那是一次新年晚会，所有员工都聚在海关俱乐部。这时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逼迫他们在枪口下磕头。一位负责缉私部门的帮办在大街上受到袭击，他最后逃到中国银行的厦门支行大楼内，才躲过一劫。[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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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运货商们于1933年创设了福尔摩沙（台湾）出口商协会（译者注：此为直译，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Formosa）。它有250名成员，在南台湾和厦门设有办事处，来自日本总督府的官员也参加其会议。该协会也派送信员或业务员之类的人员随行日本邮轮往来两地。海关罚这个协会的成员什么，该协会就支付什么。[106] 依照王文举的观察，台湾的走私客对海关缉私快艇的行动了若指掌。[107]所以不论是从大型港口如基隆、淡水、高雄出发的船，还是那些从小型港口出发的民船，如旧港（即新竹）、东石、后龙和鹿港等，都能够避开海关缉私船。[108]他们还采用护航的战术，用几艘船直接迎接缉私舰艇，以让海关来抓他们，这样其余的船则可以顺利驶过。在基隆，有两个台湾人，一个名叫高板南，另一个叫作彭武取，他们都是海关掮客，不但与台湾的精英家族有很密切的来往，所有的民船也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在王文举看来，他们两位是这个走私大网中的关键人士。[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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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34年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目的在于遏制从1929年股市崩盘后所造成的白银价格的下跌。由于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白银，白银走私遂在中国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台湾走私者设立了“便利屋”，召集了“四百名无所事事的台湾人”来做水客。[110]便利屋与厦门的货币兑换商有密切的合作。王文举报告，一艘载有268名乘客的日本邮轮“原田丸号”上，只有17名是普通乘客，被带到日本的白银总值超过50万日元。王文举认为，当年有超过价值2亿1千万日元的白银被带往日本。[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