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54815
1703754816
广东政府从台湾和爪哇把糖买来，然后这些糖被运到等候在香港的炮舰上，接着由这些炮舰把糖转运到“一个所谓的不用付税的炼糖厂”。该工厂再把这些糖包装成当地产品的样子。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糖这一样商品上，因为“广东政府已经建立了对水泥和液体燃料的垄断，以及对煤油的半垄断”。[96] 依照海关的估计，光在广东，糖就让海关分别于1934年9月和12月损失了379000海关金[97]和576000海关金的税收。海关金代表海关黄金单位，由中央银行发行，约值1.5海关两。[98]走私涉及严重暴力。在当时某期《广东事件传闻录》这份海关内部的广州双周情资报告中记载着：“船运公司拒绝了一帮亡命之徒收取保护费的要求之后，十天之内竟有三艘载客民船，被不法分子所埋设的水雷炸翻。”[99]
1703754817
1703754818
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
1703754819
1703754820
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规模庞大。1934年9月，梅乐和任命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王文举去秘密搜集情报，王文举的伪装身份是国民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的名誉副领事。通过对比中国和台湾贸易统计数据，王文举认为“仅有22%的货物”是通过合法渠道来交易。[100] 根据王文举记述，有近6000万磅糖在1935年被私运到中国南方，次年有3000万磅。这两年中每年都有约85万加仑煤油被偷运到中国。[101]其他流行的走私商品，还有咸干鱼、火柴、棉纺织品、丝和茶。[102]货物不只走私到福建，“140万担糖被运到了大连”，其中的“30万担去了关东租借地，40万担去了伪满洲国，70万担去了山东”。[103]关东租借地指的是辽东半岛南部的一块地区，于1898年首次租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又在1905年转让给日本。
1703754821
1703754822
厦门毋庸置疑地接收了来自台湾的绝大部分走私物品。也因此厦门关遭受走私分子的恐吓在所难免。在去台湾之前，王文举访查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据他所述，数百名水客，也就是走私者，把货物扮成个人的行李来搬运，并“使用强大的武器和各种非法手段强迫上岸”。[104]在遭受过炸弹袭击的威胁后，副税务司叶元章坚持除非要有武装士兵保护，否则拒绝迈出办公室。那是一次新年晚会，所有员工都聚在海关俱乐部。这时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逼迫他们在枪口下磕头。一位负责缉私部门的帮办在大街上受到袭击，他最后逃到中国银行的厦门支行大楼内，才躲过一劫。[105]
1703754823
1703754824
在台湾，运货商们于1933年创设了福尔摩沙（台湾）出口商协会（译者注：此为直译，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Formosa）。它有250名成员，在南台湾和厦门设有办事处，来自日本总督府的官员也参加其会议。该协会也派送信员或业务员之类的人员随行日本邮轮往来两地。海关罚这个协会的成员什么，该协会就支付什么。[106] 依照王文举的观察，台湾的走私客对海关缉私快艇的行动了若指掌。[107]所以不论是从大型港口如基隆、淡水、高雄出发的船，还是那些从小型港口出发的民船，如旧港（即新竹）、东石、后龙和鹿港等，都能够避开海关缉私船。[108]他们还采用护航的战术，用几艘船直接迎接缉私舰艇，以让海关来抓他们，这样其余的船则可以顺利驶过。在基隆，有两个台湾人，一个名叫高板南，另一个叫作彭武取，他们都是海关掮客，不但与台湾的精英家族有很密切的来往，所有的民船也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在王文举看来，他们两位是这个走私大网中的关键人士。[109]
1703754825
1703754826
美国在1934年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目的在于遏制从1929年股市崩盘后所造成的白银价格的下跌。由于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白银，白银走私遂在中国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台湾走私者设立了“便利屋”，召集了“四百名无所事事的台湾人”来做水客。[110]便利屋与厦门的货币兑换商有密切的合作。王文举报告，一艘载有268名乘客的日本邮轮“原田丸号”上，只有17名是普通乘客，被带到日本的白银总值超过50万日元。王文举认为，当年有超过价值2亿1千万日元的白银被带往日本。[111]
1703754827
1703754828
长江下游地区
1703754829
1703754830
上海这时是世界第五大港口和中国的主要走私中心之一。像珠宝、燕窝和鱼翅等高档物品，被走私到上海以迎合富人的喜好；例如，在1932年有一批价值800万元的人参从美国被私运到上海。[112]上海走私的一个特别现象是这里有大量外国人，不论是供职于外交使馆或外国军队，他们都有免税进口商品的特权。上海的公司以替这些外国人服务的名义进口商品，并用在上海造的仿制品代替真品，然后再把真品在市场上出售。[113]
1703754831
1703754832
马虎的程序使走私在上海变得很容易。江海关副税务司周理在1932年的一份报告中披露，海关“对码头的监管是不存在的”。用低关税货物替代高关税物品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在海关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一个案子显示，一位在海关内部负责验估部门和大公事房之间递送文件的听差，竟然与船舶公司的职员相勾结，擅自替换或更改两个部门之间传送的税款缴纳凭证。[114]走私者在上海同样采取暴力手段。据周理报告：“我们穿制服的人员在护航和日常的任务中都受到了恐吓。”[115]
1703754833
1703754834
上海以南的杭州湾由于海岸线弯曲和大小岛屿之多，那里的走私客更是多如牛毛。一份由王化民卧底所做的海关秘密调查，对这种走私经济学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一艘典型的航海民船能承载150至200个装满绢丝的袋子，每袋重50公斤。货主每趟支付600元至800元，“老大”即船长，则从中获取160元。货物从距离道路最近的地方上岸，从那里再用汽车把它们拉到宁波，仅半个小时的时间，运送者每包收费40分至60分。[116]“在海上，浪人老大发放小的旗帜，能保护帆船免遭海盗洗劫。”[117]此外，
1703754835
1703754836
当一艘船要运送货物并准备走私时，投资人必定要雇佣一位引水人。这位引水人通常是代表投资人的利益并且是个来自收货区的有经验的老大。如果因为涉及的利益很大而需要特别谨慎的话，还会再雇佣另外一个人把最后的指示传给引水老大。一张写有一些字的纸片或木片会被分成两半。引水老大在出发时拿一半，然后他把船开到某个指定的地方等着。持有另外一半信物的人会出现，然后给他关于登陆的最后指示。[118]
1703754837
1703754838
即使在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上海，江海关的处境和在广州一样，也不能获得地方官员的配合。在1935年6月，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向梅乐和报告，“已竭尽全力地让地方当局知道查获扣押的奖励，但他们若不是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就是不愿执行行政院的命令。”[119]
1703754839
1703754840
华北
1703754841
1703754842
图6.2显示，1934年后海关在华北的罚款和扣押呈现减少的趋势。与其他地方相同，高关税在华北也同样遭到了商人和消费者的怨恨。另外，国民政府也被视为是南方人的政府，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许多前朝官员和商人失去了优势。因此，华北对国民政府的敌意是很普遍的。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河北和察哈尔。这两个省处在伪满洲国的南部和西部，北京和天津就在它们的范围之内。1933年长城会战后，一个非军事地带被设立起来，致使海关无法有效地执行它的工作。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Yoshijiro Umezu）在1935年签订的所谓“何梅协定”规定，之后国民党从该区域全部撤出。在日本的扶持下，殷汝耕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到1936年，白立查已经是缉私科税务司，他描述这些政治和军事活动所带来的后果：
1703754843
1703754844
由于海关的权力在河北东部遭到抑制，以及日本当局给予冀东自治政府的帮助，其结果造就了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幅独特画面。在秦皇岛视线以内，距离大约2英里的南李庄，是一个沿着海岸并靠近铁路的地方 可以看到每天有各式各样的船只，卸下大量的糖、人造绢丝、棉花和呢绒、煤油、海产品、染料和烟纸。[120]
1703754845
1703754846
在天津，走私的猖獗“要亲眼目睹，才能相信非法货物的数量和种类”。当白立查访铁路货物堆场时，他发现4万包60公斤袋装的糖，以及大量的“煤油、烟纸、罐头食品、铁丝网、染料和杂货”。天津的堆栈大都位于日租界内，据白立查估计，税收损失总数为2500万元到3000万元之间。海关设立了“海关防止陆运走私总稽查处”（又见第七章）来巡视中国的主要铁路干线，目的是在中国北方划出一条警戒线，但该努力并不太成功。[121]
1703754847
1703754848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海关职员能从走私中获利，因为他们会得到罚没货物价值的40%作为奖励。潮海关税务司在1931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评论：“在过去三个季度中，每位稽查员（译者注：1927年以前称钤子手）在每一季度都净得到100至1000海关两，这个关被看成海关里的肥田。”[122]在缉私艇上服务的海关人员也有同样的好处。巡工司奚理满（H.E.Hillman）察觉到：“我们最近聘用相当多的外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光靠没收奖励就能迅速结婚。”[123]禁止雇佣外国人的法规针对的是无限制性合同，但海关依然可以用有期限限制的合同来雇佣外国专家。尽管海关外班背负着恶名，但在1931年申请外班职位的人数是内班的三倍，其中有许多申请者是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有教书或商业背景的人。[124]
1703754849
1703754851
缉私举措
1703754852
1703754853
海关对缉私的新责任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除了组建缉私舰队之外，还设立了审榷科来提升内部程序。不止如此，在国民政府的命令下，海关也接管了沿海常关，登记中国民船，更严格监管报关行，并开始在一些地区施行陆地巡逻。
1703754854
1703754855
海关在1931年2月成立了缉私科，由当时的缉私科税务司福贝士（A.H.Forbes）领导。三年后，海关缉私舰艇从原来5艘过时的旧船增加到26艘主力巡缉舰。其中13艘是“星”级船只，都超过42米长，另外13艘是“海”级船只，在30-42米之间。它们还有12艘缉私汽艇和52艘小艇辅助，其中包括从走私者那里俘获的船只。[125]这支舰队是靠着一笔向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借款430万上海规银后所创建起来的。这些钱被当作运营费用，因此以海关税收作为第一法定抵押。[126]海关缉私舰艇被布置在四大缉私区，在各区的主要港口设置一个总部，并装备现代通讯设施以能够快速交换情报，促进协调行动。[127]
1703754856
1703754857
依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年度贸易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这一时期缉私舰艇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海关缉私艇在1933年抓获了“27艘摩托艇，485艘民船和122艘蛇船”，蛇船是被认定为“靠桨推动、吃水浅的船只，用于走私用途”，罚没收益总计为640万元。[128]次年，他们查抄了“87艘摩托艇，752艘民船和43艘蛇船”，罚没收入接近800万元，截获了近73万公斤绢丝，以及近200万磅糖。
1703754858
1703754859
这些数字看起来令人惊讶，其实也不足为奇。要知道缉私舰队就是海关在海上值得炫耀的庞大工程，正如同江海关大楼是陆地上的庞大工程那样。但是这种想法到后来受到了挑战。周理在1937年回顾缉私科的工作时认为：这个舰队“早先的光鲜亮丽并非都是合适的”。[129] 这种落差其实可以从一个1934年对海安号巡缉舰所写的检视报告中看出端倪。在那个时候，给外界制造印象的确比效率还来得重要。这份检查报告赞美“队员的光鲜好看和整体的能力。他们的步枪操练和消防部署也都操作得非常明快和熟练”。唯一的批评是床铺缺少统一被褥。[130] 相较于1934年的报告，1937年的报告却有深一层的反省，它写着，当“我们自豪于他人看到我们的船只出海时”，走私者正在庆幸他们能得到海关缉私舰艇相关动向的信息。
1703754860
1703754861
巡工司奚理满在舰队的设计阶段就对其结构提出了批评，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小型舰艇上值班巡视英国的北海渔场，他反复警告星级舰船在面对大型轮船时只能发挥很少的作用。他说所谓“大型轮船，是指有12节航速的船，能够轻易摆脱187英尺长的船只，就算它有15节航速，也不在话下”。因为后者“一旦浪大，其速度不得不降为10节”。[131]因此，奚理满认为大型船只过于昂贵，而且不能在浅水里执行任务。他建议用小型船只和少量船员，并在岸边设站点来轮流值班，这样船员可以在岸边舒适的床上做充分的休息以承担夜间巡逻任务。因为若要在浅水区避免航行风险，高度的警觉性是必不可少的。
1703754862
1703754863
奚理满被证明是对的。周理在备忘录中说，所谓的“噗噗船”已被证明是更省钱和更有效率的，噗噗船因为发动机的噪音而得名，它是一种早期的柴油发动机，活塞与燃烧箱分开。长度在20到25米之间，用木头做成，像渔船一样，船首微高。[132]这些小型船只其实是从走私者那里俘获来的，看起来既不体面，也不能使中国有“面子”。[133]尽管它们的锋芒似乎被简陋补修的外表所掩盖，但它们却比缉私舰队的船舰更有效率。[134]噗噗船的使用，贴切地象征着走私客用过时的和脏差的技术来打败现代国家手上的先进、整洁和昂贵的装备。别的不说，当初之所以会引进先进的舰队，不就是要给外界留下印象吗？
1703754864
[
上一页 ]
[ :1.7037548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