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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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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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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缉私的新责任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除了组建缉私舰队之外，还设立了审榷科来提升内部程序。不止如此，在国民政府的命令下，海关也接管了沿海常关，登记中国民船，更严格监管报关行，并开始在一些地区施行陆地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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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在1931年2月成立了缉私科，由当时的缉私科税务司福贝士（A.H.Forbes）领导。三年后，海关缉私舰艇从原来5艘过时的旧船增加到26艘主力巡缉舰。其中13艘是“星”级船只，都超过42米长，另外13艘是“海”级船只，在30-42米之间。它们还有12艘缉私汽艇和52艘小艇辅助，其中包括从走私者那里俘获的船只。[125]这支舰队是靠着一笔向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借款430万上海规银后所创建起来的。这些钱被当作运营费用，因此以海关税收作为第一法定抵押。[126]海关缉私舰艇被布置在四大缉私区，在各区的主要港口设置一个总部，并装备现代通讯设施以能够快速交换情报，促进协调行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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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年度贸易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这一时期缉私舰艇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海关缉私艇在1933年抓获了“27艘摩托艇，485艘民船和122艘蛇船”，蛇船是被认定为“靠桨推动、吃水浅的船只，用于走私用途”，罚没收益总计为640万元。[128]次年，他们查抄了“87艘摩托艇，752艘民船和43艘蛇船”，罚没收入接近800万元，截获了近73万公斤绢丝，以及近200万磅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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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看起来令人惊讶，其实也不足为奇。要知道缉私舰队就是海关在海上值得炫耀的庞大工程，正如同江海关大楼是陆地上的庞大工程那样。但是这种想法到后来受到了挑战。周理在1937年回顾缉私科的工作时认为：这个舰队“早先的光鲜亮丽并非都是合适的”。[129] 这种落差其实可以从一个1934年对海安号巡缉舰所写的检视报告中看出端倪。在那个时候，给外界制造印象的确比效率还来得重要。这份检查报告赞美“队员的光鲜好看和整体的能力。他们的步枪操练和消防部署也都操作得非常明快和熟练”。唯一的批评是床铺缺少统一被褥。[130] 相较于1934年的报告，1937年的报告却有深一层的反省，它写着，当“我们自豪于他人看到我们的船只出海时”，走私者正在庆幸他们能得到海关缉私舰艇相关动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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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工司奚理满在舰队的设计阶段就对其结构提出了批评，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小型舰艇上值班巡视英国的北海渔场，他反复警告星级舰船在面对大型轮船时只能发挥很少的作用。他说所谓“大型轮船，是指有12节航速的船，能够轻易摆脱187英尺长的船只，就算它有15节航速，也不在话下”。因为后者“一旦浪大，其速度不得不降为10节”。[131]因此，奚理满认为大型船只过于昂贵，而且不能在浅水里执行任务。他建议用小型船只和少量船员，并在岸边设站点来轮流值班，这样船员可以在岸边舒适的床上做充分的休息以承担夜间巡逻任务。因为若要在浅水区避免航行风险，高度的警觉性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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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理满被证明是对的。周理在备忘录中说，所谓的“噗噗船”已被证明是更省钱和更有效率的，噗噗船因为发动机的噪音而得名，它是一种早期的柴油发动机，活塞与燃烧箱分开。长度在20到25米之间，用木头做成，像渔船一样，船首微高。[132]这些小型船只其实是从走私者那里俘获来的，看起来既不体面，也不能使中国有“面子”。[133]尽管它们的锋芒似乎被简陋补修的外表所掩盖，但它们却比缉私舰队的船舰更有效率。[134]噗噗船的使用，贴切地象征着走私客用过时的和脏差的技术来打败现代国家手上的先进、整洁和昂贵的装备。别的不说，当初之所以会引进先进的舰队，不就是要给外界留下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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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缉私工作仅能勉强维持。白立查在1933年接替福贝士担任缉私科税务司后，他估计1934年缉私舰队的成本约为600万元，几乎等同于罚款收入和扣压所得的总和。[135]此外，日本的扩张也使缉私舰队无法运作。日本利用中日两国于1935年在中国北方同意的非军事区协议，提出海关缉私舰船在那里执行任务时不能携带任何武器。再者，日本第三舰队不会容忍海关缉私舰队离开中国海岸太远。尽管中国领海主权所界定的范围是十二海里，但海关在1936年决定缉私舰艇不会到离岸三海里以外的地方活动。[136]这就等于日本把海关舰队封锁在了港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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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海关内部虽是一种曝光率低，甚至是不太光彩的做法，但却是海关能否控制走私的重要一步。审榷科的调查显示，几乎各地海关的程序都相当宽松。当审榷科在1929年成立时，具有外班背景的柏思（C. Bos）被任命为该科的税务司。他去巡视中国东北和北方的港口，在大连时，他发现那里的“验证和分类都没有按照适当的程序进行”。同时海关的设备都挤在一起，根本无法好好地检查行李。在天津，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感是针对如何决定从价计征的商品的价格。而且“目前清一色的日本职员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执行新的进口税则”。他还指出检验处“丢人的肮脏”和“狭窄”。[137]一份1930年的报告指出，“我们提供给员工的设备、货物停放的场地、检查和估价等各方面几乎都很不足。”[138]就以广州为例，它缺乏“对私人码头、仓库和栈桥的有效控制”。[139]当柏思在1931年巡视青岛时，他说“情况比我预期的还要糟糕，缉私的工作都没做，例如轮船税、码头税和登船税等等”。[140]没有任何海关人员检查交给他们的船舶证件，对货物的检查也是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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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思差遣一批年轻的帮办和验估员到他认为不合格的口岸。送走他们之前，他预告他们：“你很快就会碰到与上海较为先进的程序有落差的作业方式。”不过就我们所知，即使是在江海关，情况也不是很理想。[141]他的建议是建立抽查制度，而非命令验估员检查所有的货物，因为这是做不到的，反而还会令人泄气。他还命令口岸用索引卡片记下货物的批发价格；过段时间以后这些记录就具有参考价值，一经对比就可以辨识出不寻常，直接进行调查。验货稽查总长一职的责任就是监管各个口岸的流程，直接从属于柏思的督导。[142]柏思给验货员规划学习课程，并让税务司对检查和估价的工作项目提出季度报告。所有的口岸都被要求向隶属审榷科的审查股递交进口和出口报单副本，以便对各口估税进行二次审核。[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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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情报是一种最有效的缉私方法。之前提到的海关副税务司王文举在台北的秘密卧底工作就是依赖各种情报。他的情报来源是台湾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以及通过和台湾商人、地方官员以及一位所谓的 “台湾百万富翁”的接触。王文举说这位富人 “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把我介绍给了地方民政和警察官员”。[144]他和基隆的一位港务长的友谊特别有用。这个港务长让王文举看了基隆的船舶登记簿。王文举记录下这些民船的名字、吨位、上一个离岸港口、到达日期、目的地和离港日期。[145]接着，他将这些情报传送给缉私科。民船船主深知海关在台湾有情报网络，故而在入港之后，会用席子遮盖住船的号码。王文举也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基隆船舶登记簿，才得以把难得的讯息传给缉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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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王文举称近来从台湾到中国南部沿海的走私大为减少。表6.1显示了他所提供的数据。数据显示1936年的走私下降非常明显，在王文举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而且归功于海关缉私的高效、中国货币的改革以及关闭马口，让它停止作为走私船只的基地”。[146]马口的日文名为马公，是澎湖岛上的一个港口，位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从1901年起成为日本的海军基地，但因安全理由从1935年起对民船关闭。另外，为了阻止美国白银收购法案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国民政府在1935年实行了法币和白银国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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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1931-1936年台湾和中国南方地区之间走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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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文举致梅乐和”，1937年4月1日，载“总税务司与署理副税务司（离职到台湾外事部）往来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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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来说，若真的有可能做好缉私，那么就得控制住数以万计的民船，因为它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过中国沿海的浅水区、河流和小溪。传统上海关仅仅管理轮船，把民船运输的监管留给了常关。国民政府在1931年命令出海的民船都要向海关注册，并携带船舶证件。[148]海关还扩大接管了常关。白立查在1933年乐观地写道：“由于正在逐步建立起对民船贸易的控制，海关的行动已使许多原来参与走私的民船，转换为合法贸易。”[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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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立查的乐观很快就不攻自破，因为海关每年都能抓获数百艘民船。只不过正如一份1934年的总税务司通令所说的那样，很多民船船主由于“面对并不熟悉的状况”，于是对新的秩序的理解和配合就比较缓慢。[150]同样地，海关对沿海常关的接管也是名义大于实质。从被派去调查常关的华员所写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事情不会进步得很快。缉私科副税务司卢斌在1914年从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就进入海关。他被派去调查上海和山海关之间的常关。在海州（今连云港），一位当地关员“担心地方的反对，因为高关税意味着价格的提高”。[151]在靠近青岛的一个常关，卢斌看到“除了一个船工正在睡午觉外，没有发现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他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税收”，并且“该站点不但没有一杆秤，连一份税率表也没有”。此外，一份涵盖了浙江到香港沿海地区的报告，抱怨福建省三都澳关关长“在办公室与下属打牌”。[152]这份报告的撰写人还“相当怀疑大部分的常关职员其实与走私者有密切的联系”。在另一处站点，“一个看守人身着西服，举止像个绅士”，而一位更夫 “全身是昂贵的丝绸”。海关华员对在常关工作的同事做这样的谴责，着实反映了他们在经过内化的自我调整之后，不免吸收他们的西方上级的观点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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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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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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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虽是个复杂的人，但他奉行的政策实际上却非常简单：表面上他高度拥护国民政府的权威，但私下里也务实地与任何存在的地方势力打交道。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仅仅两个月后，也即1929年3月，梅乐和就指示税务司们不但应当而且要经常言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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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不能正式地承认他们的权威是受到地方政府的抑制，所以当税务司从地方政府那里收到有关海关事务的指令时 在上述前提下，同时也为了使海关不被政治扯进去和进而得以帮助维持中国的信用等，税务司必须向当地政府说明除非得到总税务司的批准，否则他不能行事。但是如果这样的交涉不被接受，如果（地方当局）施加官方压力的话，税务司为了避免僵局或者不愉快的摩擦，只得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当同中国当局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非必要的，以便见机行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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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述这个指导原则所合理化的行动范围相当广泛，并且都相当具有戏剧性的一面。前文提过的安德森（见第二章）在1930和1931年担任九龙关副税务司时，就曾提供一段往事来描述他是如何灵活执行梅乐和的政策的。他还认为梅乐和所使用的不可抗力说法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诡辩，而是可以把它当成中文“没有办法”的一个变相翻译，这样还蛮能呼应西方法律体制。“没有办法”在中国被广泛地使用，作为一个硬道理来说明虽然情况不应该这样，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不值得努力去改变。所有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有类似的东西。安德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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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王牌就是不可抗力。所有的中国政府对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亲切，不管他们是正统的或者是不被承认但实际在运作的（总之，都算是弱势政府）。举个例子，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用威严的字眼指示我停止把税款汇给“广东派的叛逆走狗”，并把税收给他。我让我在叛逆走狗们中的一位朋友派了一艘旧蒸汽船，上面载有五六个事不关己的武装士兵，然后在我位于香港外边的一个税收站进行武装示威。我们完全可以轻易摧毁广东人所能派来的任何武装力量，包括他们的海军 但相反地，我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我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下次危机发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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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通过几个例子来检视梅乐和如何使用不可抗力的说法来处理南京国民政府和其对手地方派系之间的冲突。在1935年写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麻振的一封信中，梅乐和说“在许多地区，唯一可以对外展现南京威权的标志就是握在外国人手中的海关”。[155]梅乐和的一般处理方式是，一方面努力满足地方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拥护国民政府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并且尽量缓和南京的要求。梅乐和说：“我的困难总是在于说服南京当局要以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地方上的反对势力，而不是一下子就采取他们其实无法维持的立场。”[156]梅乐和这种训导式的本能虽然在他接受了中国民族主义之后变得稍微温和了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蛮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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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