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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情报是一种最有效的缉私方法。之前提到的海关副税务司王文举在台北的秘密卧底工作就是依赖各种情报。他的情报来源是台湾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以及通过和台湾商人、地方官员以及一位所谓的 “台湾百万富翁”的接触。王文举说这位富人 “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把我介绍给了地方民政和警察官员”。[144]他和基隆的一位港务长的友谊特别有用。这个港务长让王文举看了基隆的船舶登记簿。王文举记录下这些民船的名字、吨位、上一个离岸港口、到达日期、目的地和离港日期。[145]接着，他将这些情报传送给缉私科。民船船主深知海关在台湾有情报网络，故而在入港之后，会用席子遮盖住船的号码。王文举也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基隆船舶登记簿，才得以把难得的讯息传给缉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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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王文举称近来从台湾到中国南部沿海的走私大为减少。表6.1显示了他所提供的数据。数据显示1936年的走私下降非常明显，在王文举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而且归功于海关缉私的高效、中国货币的改革以及关闭马口，让它停止作为走私船只的基地”。[146]马口的日文名为马公，是澎湖岛上的一个港口，位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从1901年起成为日本的海军基地，但因安全理由从1935年起对民船关闭。另外，为了阻止美国白银收购法案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国民政府在1935年实行了法币和白银国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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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1931-1936年台湾和中国南方地区之间走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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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文举致梅乐和”，1937年4月1日，载“总税务司与署理副税务司（离职到台湾外事部）往来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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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来说，若真的有可能做好缉私，那么就得控制住数以万计的民船，因为它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过中国沿海的浅水区、河流和小溪。传统上海关仅仅管理轮船，把民船运输的监管留给了常关。国民政府在1931年命令出海的民船都要向海关注册，并携带船舶证件。[148]海关还扩大接管了常关。白立查在1933年乐观地写道：“由于正在逐步建立起对民船贸易的控制，海关的行动已使许多原来参与走私的民船，转换为合法贸易。”[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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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立查的乐观很快就不攻自破，因为海关每年都能抓获数百艘民船。只不过正如一份1934年的总税务司通令所说的那样，很多民船船主由于“面对并不熟悉的状况”，于是对新的秩序的理解和配合就比较缓慢。[150]同样地，海关对沿海常关的接管也是名义大于实质。从被派去调查常关的华员所写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事情不会进步得很快。缉私科副税务司卢斌在1914年从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就进入海关。他被派去调查上海和山海关之间的常关。在海州（今连云港），一位当地关员“担心地方的反对，因为高关税意味着价格的提高”。[151]在靠近青岛的一个常关，卢斌看到“除了一个船工正在睡午觉外，没有发现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他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税收”，并且“该站点不但没有一杆秤，连一份税率表也没有”。此外，一份涵盖了浙江到香港沿海地区的报告，抱怨福建省三都澳关关长“在办公室与下属打牌”。[152]这份报告的撰写人还“相当怀疑大部分的常关职员其实与走私者有密切的联系”。在另一处站点，“一个看守人身着西服，举止像个绅士”，而一位更夫 “全身是昂贵的丝绸”。海关华员对在常关工作的同事做这样的谴责，着实反映了他们在经过内化的自我调整之后，不免吸收他们的西方上级的观点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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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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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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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虽是个复杂的人，但他奉行的政策实际上却非常简单：表面上他高度拥护国民政府的权威，但私下里也务实地与任何存在的地方势力打交道。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仅仅两个月后，也即1929年3月，梅乐和就指示税务司们不但应当而且要经常言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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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不能正式地承认他们的权威是受到地方政府的抑制，所以当税务司从地方政府那里收到有关海关事务的指令时 在上述前提下，同时也为了使海关不被政治扯进去和进而得以帮助维持中国的信用等，税务司必须向当地政府说明除非得到总税务司的批准，否则他不能行事。但是如果这样的交涉不被接受，如果（地方当局）施加官方压力的话，税务司为了避免僵局或者不愉快的摩擦，只得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当同中国当局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非必要的，以便见机行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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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述这个指导原则所合理化的行动范围相当广泛，并且都相当具有戏剧性的一面。前文提过的安德森（见第二章）在1930和1931年担任九龙关副税务司时，就曾提供一段往事来描述他是如何灵活执行梅乐和的政策的。他还认为梅乐和所使用的不可抗力说法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诡辩，而是可以把它当成中文“没有办法”的一个变相翻译，这样还蛮能呼应西方法律体制。“没有办法”在中国被广泛地使用，作为一个硬道理来说明虽然情况不应该这样，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不值得努力去改变。所有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有类似的东西。安德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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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王牌就是不可抗力。所有的中国政府对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亲切，不管他们是正统的或者是不被承认但实际在运作的（总之，都算是弱势政府）。举个例子，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用威严的字眼指示我停止把税款汇给“广东派的叛逆走狗”，并把税收给他。我让我在叛逆走狗们中的一位朋友派了一艘旧蒸汽船，上面载有五六个事不关己的武装士兵，然后在我位于香港外边的一个税收站进行武装示威。我们完全可以轻易摧毁广东人所能派来的任何武装力量，包括他们的海军 但相反地，我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我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下次危机发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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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通过几个例子来检视梅乐和如何使用不可抗力的说法来处理南京国民政府和其对手地方派系之间的冲突。在1935年写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麻振的一封信中，梅乐和说“在许多地区，唯一可以对外展现南京威权的标志就是握在外国人手中的海关”。[155]梅乐和的一般处理方式是，一方面努力满足地方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拥护国民政府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并且尽量缓和南京的要求。梅乐和说：“我的困难总是在于说服南京当局要以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地方上的反对势力，而不是一下子就采取他们其实无法维持的立场。”[156]梅乐和这种训导式的本能虽然在他接受了中国民族主义之后变得稍微温和了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蛮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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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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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陈济棠，这位在广东省握有实权的人，另行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来对抗南京政府。他招徕国民党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汪精卫，也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被蒋介石从高位上赶走；孙科，孙中山的儿子；胡汉民，蒋介石的另一位对手；以及陈友仁，国民党的前外交部长。他们都是广东人，而大部分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例如蒋介石本人。陈济棠政府需要筹集资金，希望以海关税款做抵押来发行债券。广州国民政府在1932年9月截留了“新增关税”。“新增关税”指的是在原5%的税收之外，依照新税则所征收的增加关税。直到此时，这两部分在海关账户中仍分开保管，以便区分。梅乐和抗议广州国民政府的行为，认为5%的税收不敷偿还国内外债赔。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要通知你，国民党已撤销蒋介石在此之前所执行的一切权力和权威”，并要求梅乐和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广州。[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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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搬出不可抗力之说就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在与宋子文商量之后，梅乐和告诉粤海关税务司伯乐德（A.C.E.Braud），南京同意达成一个妥协。该协议为，一旦在付完内外债赔之后，伯乐德可以留有一定比例的海关税款，将之转交给陈济棠。根据梅乐和所言，每年国家的盈余总数约为200万到300万元。[158]如梅乐和所料，广州国民政府拒绝了南京的提议。接着，陈济棠威胁将夺取在广东和广西的所有海关，[159]并告知梅乐和，他准备任命自己的总税务司，为此，还询问了时任九龙关税务司的泽礼，是否愿意接受任命。面对这种威胁，宋子文告知梅乐和，“你去指示在两广的税务司们，如果叛乱分子夺走新的税源，税务司们必须先摆出抗议的态度，然后再屈服于不可抗力。”[160]广州国民政府控制了广东海关税款，梅乐和成功地维护了海关的完整性。海关在形式上依然是国民政府的机构，避免了一次全面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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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成立后，广州国民政府虽然在表面上解散了，但直到1936年陈济棠才放弃广东的自治，进一步谈判在这段时间仍在进行。丁贵堂于1934年被派到广州与地方当局进行谈判，他向梅乐和报告说：“很多广州的政府官员同情我们的难处。”他主要的提议是海关应与该省的缉私机构合作，让后者继续运转，并且把它的查封货物交给海关。海关把这些货物出售之后，会把收益的40%以及全部地方税收交给广州。丁贵堂的这项提议被拒绝了，他还被告知，省缉私局的创建就是“为了保护地方税收”，并且“他们对海关缉私舰队毫无信心，因为根据私下获得的情报可知，一些海关缉私舰船一直与一些地下走私机构相勾结”。[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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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并非完全凭空想象。敖邱（C.S. Archer）在1946年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仆人》的小说，故事的主线是一位正直的海关帮办如何智取一位狡诈的海关巡工司和一位在广西经营运输和客车的老板，后面这两位谋划如何利用海关将中国民船赶出生意圈。敖邱曾在海关任职，二战期间在东南亚及印度英帕尔的英皇家空军服役。[162]敖邱的著作虽是小说，但当该书出版时，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朴安西（C.A.Pouncy）给当时的总税务司李度写信，说敖邱“复制了在九龙边界的情况”，并认为他的小说有一定的真实基础。[163]朴安西知道他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他在1939年曾负责海关总税务司署的缉私科。海关所采取的一些动作，例如禁止100吨以下的船只从事海外贸易，强迫所有的民船注册，以及缉私科致力于压制民船走私等等，这些毫无疑问地自然嘉惠了现代运输公司的老板，例如虞洽卿；别忘了他还出席了梅乐和给宋子文举办的饯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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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政府做出种种让步之后，还是逐渐地把广东收编进来。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广东商人需要把货物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而这恰是国民政府能够阻拦的事情。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11月通过海关转告在广东的对手，说他们将允许“由广东糖厂所制造的6万英担糖在为期一个月内运到上海”；所要求的回报就是推动“几件能够整合广州海关管理的事情”。[164]一英担大约为一百磅重。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还同意给广州国民政府提供一大笔法币，以优惠利率来交换广州政府所持有的白银。[165]此外，如果广东和南京的缉私机构能合并，国民政府许诺给广东大量的补助，而且广东进口的糖和大米还能享受优惠的关税税率。[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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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措施，再加上广州银行的倒闭、通货短缺、来自南京的“银弹”攻势，以及广东农民对广州政府以低价格垄断购买他们农产品的不满，这些都削弱了广东的自治权。还有一些其他事件也使广州国民政府的立场雪上加霜，例如某位广东代表被派往与蒋介石见面时，“从马上意外跌落摔死”。[16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广州国民政府。而陈济棠在其空军叛离之后，也于1936年3月逃到香港寻求庇护。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在1936年7月20日给梅乐和写信称：“情况一切正常 从今天起我将视所有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护照是无效的”，[168]这意味着广东被重新纳入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一个月后，广东当局的“盐务和缉私部门船只”被移交给海关。[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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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博森劫持津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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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非常严峻，但那些涉入的各方都坚持一个共同的国民党员身份，并且熟悉彼此。在中国北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在这里，国民党只获得泛泛的支持，基础并不深。津海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蒋介石在战场上受到了一个强大军事联盟的挑战，包括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国北方的其他军阀、广西军阀李宗仁，还有汪精卫也再次加入反蒋行列。在1930年初，阎锡山的军队进驻河北，并且占领了天津。按照税收来说，天津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重要港口。怎么处理津海关，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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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提出，津海关作为中国海关的一部分应该继续照常运转，除了向当时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汇缴属于津海关的那部分内外债的责任之外，新增关税则可以留在地方。[170]当阎锡山表示支持该建议时，国民政府却予以拒绝。阎锡山在1930年4月30日命令截留存放在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海关税款。[171]国民政府予以还击，命令梅乐和指示津海关税务司贝泐（他有个“贝泐地狱”绰号，见第五章），把海关税款存放到汇丰银行。[172] 僵局随后出现：阎锡山虽没有接管海关，但也拒绝向上海汇缴任何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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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持续了一个半月。梅乐和提出了多种建议，包括公平分配津海关关余等，他还表示愿意亲自去会晤阎锡山，[173]并要上海的银行家们发表一个声明来谴责阎锡山“打算劫夺海关税款”的计划，而且他们不会承认任何用津海关税款来做抵押的债券。[174]阎锡山还被警告，说他如果强行接管，津海关将会关闭，津海关税款将在驶往天津船只的出发港口征收。[175]贝泐为了确保津海关文件不被落入阎锡山的手中，于是把它们转移到汇丰银行的保管箱里。[176]为了尽量避免摊牌，天津地方官员建议在战争持续期间，将海关税款委托给第三方保管。[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