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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东北展开军事行动后，梅乐和在1931年11月给宋子文写信，建议那里的海关不应该关闭，他拿“第二次鸦片战争”来作先例，说当时清朝和英国都同意，即使在战争期间，江海关仍保持开放。现在，梅乐和特别强调海关的“国际性特点”，[201]并且提议，若是“日本占领的地方也有海关的话 应该采取步骤尽可能地维护以下这个原则 即海关应该如同过去一样保持中立，也许在某种有条件的情况下，由总税务司署直接领导的海关，仍被允许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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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的那个春季，一份虽未获得梅乐和签名却带有种种经由他起草特征的备忘录，提议在伪满洲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海关联盟”。[202]该备忘录解释，“海关在世界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组织，所以应该是中国和‘满洲国’之间联盟的最好中介。”梅乐和再次请丁贵堂充当掮客。他把丁贵堂派去沈阳，并在大连关日籍税务司福本顺（Jinzaburo Fukumoto）的陪同下，与伪满洲国代表进行讨论。他们建议，为了能让海关维持声誉，伪满洲国应被允许保留未被允诺的满洲海关税款的一部分。同样的方案，梅乐和已在广东和天津使用过。[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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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最后也被国民党压制了下来，有趣的是时间点却是在日本拒绝了这项提议之后。3月21日，梅乐和报告宋子文，说日本拒绝了他的提议，因为“‘满洲国’是一个新国家，急需资金，把海关税收视为它的主要来源”。[204]日本不想使伪满洲国成为一个赔本的生意。三天之后张福运告诉梅乐和，由于这件事情影射了对满洲政权的实际承认，所以国民政府决定对此事“不做任何安排或者谋求某种共识”。[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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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知道梅乐和暗中进行这个极为敏感的行动的话，那也只是极少数国民党人而已，甚至连张福运都有可能被蒙在鼓里。就在张福运告诉梅乐和国民党不会对此事有任何安排的同一天，梅乐和向张福运保证，他只是向伪满洲国的代表提出他的“个人观点”，它仅仅是在“政府还没做出决定之前，私下提出来的看法而已”。[206]梅乐和还要求在东北海关工作过的外籍税务司们，在撤回内地之后必须写一份详尽的报告。那些报告长达百余页，仔细地叙述他们决心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带领海关职员返回中国时所遭受到的艰辛，以及为了保证税款能随时汇缴而所做的种种努力，等等。很明显，这些报告是为了向国民党展示海关的忠诚。[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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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影子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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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后再没有像中原大战或者日本侵占东北这样大规模的冲突发生，但是偶尔也有小冲突，梅乐和继续保持私底下进行影子谈判的做法。他在1933年差遣丁贵堂去了趟北平，指示他辅佐正在与日本谈判的北方官员。日本方面派出了关东军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将军，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了侵华日军总司令。丁贵堂报告梅乐和，说冈村宁次是以个人身份来的，他想针对伪满洲国和中国北方之间的铁路交通议题、长城要隘控制权归还给中国的议题，以及海关的相关议题等做出非正式的协议。[208]不过当《字林西报》报道丁贵堂已经申明不会坚持要日本归还长城要隘的控制权时，引起了公众对海关的广泛谴责。梅乐和为此责备丁贵堂，丁贵堂辩解说自己的话被报纸错误地引用了。这次会谈确实达成了同意恢复中国北方和伪满洲国铁路的连接，但日本拒绝承诺在缉私方面予以合作。[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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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在1933年还曾卷入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谈判。这场事变的发起者是十九路军，其于1932年1月曾在上海抗击过日军，后来被调往福建镇压共产党时发动了事变。梅乐和在1933年12月1日指示闽海关税务司卫根（E.T.Williams）让福建政府截留32万元。这个数字即是闽海和厦门两关税款在偿还完赔款和国内外债务后的余款。由于事变之前十九路军每月从南京得军饷78万元，所以这个数字表示他们的收入是大为减少的。梅乐和接着威胁要关闭闽海关，如同他在天津所做过的一样。于是福建政府提出一个反对案，说它应被允许截留34.5万元，并且海关将加征地方附加税。最后双方接受了该协议。[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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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谁是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梅乐和的政策就是维持海关在全中国的运转。这预示了他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会采取的应对方法。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相信自己只是在追随赫德的脚步。毕竟当清朝和外国军队彼此间发动战争时，赫德也试图维持海关的运作。即使国民政府永远不会公开承认，但梅乐和的政策对他们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在现实上的确到不了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海关就提供国民党打入当地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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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政府的这十年历史，已经有一段时间都陷入在一种疲乏的争论中，即国民政府在困难的环境下是否已经做到了最好，对国家的现代化做了多少贡献，或者他们是否从开始就是一个势必失败的军国主义政权。若把海关纳入讨论，让新的议题出现，或许有推波助澜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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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国民政府做何评价，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关税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从根本上形塑着国民政府的历史。高关税势必引起走私和使地方上的反对持续下去。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海关和关税必定与强国论议题不相容。关税是一种间接税，对一个弱势政权来说，若与征收所得税相比的话，关税的征收相对容易得多。在自由贸易成为标准之前，包括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国家，都得相当地依赖海关税收。另外，通过创造一个在全国运作的官僚机构，一个海关体制能为超越地域的思想做基础准备，譬如关税联盟在1870年德国尚未统一之前，就起过同样的作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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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海关税收被用来担保国家对广大群众所发行的债券，因此公众本身会直接受到国家事务的影响，也就对它感到关心。海关通过代表国家权力的标准化，促进了国家意识。灯塔、制服、旗帜、海关办公室的孙中山挂像、注册民船，以及由单一机构的统一方案来标示水道等举措起了相同的作用。那就是，虽然这些都看似次要，但它们却在说明中国人民的生活中，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已经是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常常不讨人喜欢。对进口货物词汇的单一化，标准化的表格和程序的使用，海关职员在全国范围内的迁调，和单一关税的实施，等等，也都在说明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还有，通过缉私科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舰船，划出一道海岸线，海关也勾勒出哪里是中国和哪里不是中国。这番作为可以从海务科绘制的海图上看得出来。通过以上所有方式，海关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实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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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历史反映了这个发展。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数年内，中国海关是由各个相对较为自治的地方海关组成的，在那里，海关税务司就是个王。赫德不得不努力地工作和谨慎地执行总税务司署的意志。随着海关中枢行政的扩大，税务司的角色遂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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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南京政府和地方派系的冲突也帮助了中国的融合。梅乐和的政策就是维护海关的完整性，使它作为一个得以在全国运转的有纪律的机构。正如堤利（C.Tilly）可能也会认同的那样，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让立意良善和诚实的参与者，把一个公平和良能政府的权力从中向外扩展，它还包括其他的面向。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累积一堆肮脏的交易和不完美的协议。此外，它还给诸如宋子文、虞洽卿、李铭和王晓籁提供机会，使他们摇身一变，从强盗大亨变成政治家。从海关档案中我们看到，尽管南方比北方更有成果，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立工程总算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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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用梅乐和的话，作为本章的第二个题词，引自克立福德：“梅乐和与中国海关，1937-1941”，载《近代历史》，第37卷，1965年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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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宋的退出”，《泰晤士报》，193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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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26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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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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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文章附在“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32-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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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关”，《字林西报》，1929年1月1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国海关”复制，卷宗号FO228/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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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斯廷致蓝普森”，1929年1月11日，“海关”，《字林西报》，1929年1月1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国海关”复制，卷宗号FO228/3943，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228/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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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泰晤士报》，1929年1月11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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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柯博文（Parks Coble）：《上海的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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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184页；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2册，第128-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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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格（Arthur Young）：《中国建国的努力》，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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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5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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