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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不是傻子，当马当要塞在6月28日以惊人的速度失陷时，他把原因归咎于某位中国将军的懦弱。这位后来被处决的叛将，毫无疑问地从日本那里拿到了厚礼，竟然拒绝与日本登陆部队作战，日军因此能从背面攻击马当要塞。[29]之后日军违反所有人类文明标准的行为，更使周理大为震惊。他亲眼目睹“农村的乡下人 倒在冷血的日本士兵的枪下，当数群无辜的农民试图过河时，在无警告下被杀害，飞机上的机枪向成群的农家房屋扫射”。周理在这个时候真的非常同情国民政府。他的这种心情也反映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对国民政府奋斗的目标已经产生不同的看法。他再也不能继续把中国的政治或战争看成是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安德森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看待南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区别那样（见第六章）。现在国民政府被认为他们对日本残酷的侵略拿出了令人钦佩的勇敢抵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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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在日本人进入九江之后不得不登上“金龟子”号皇家海军舰艇以求庇护。他用该船的无线电台，向梅乐和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食物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这里有充足的鸡肉”，并“为中国职员找来了大米”。他们“幸运地”拥有一块草地，可以在上面玩“刺激的游戏——与市民打双人板球和与美国人打棒球”。[31]他们还能洗澡，因为他们在亚细亚石油公司的院子里七拼八凑地搭起了一个淋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描述更能说明海关税务司迅速落魄的世界了，事到如今，他们得为安全、食物、水和卫生等基本生存问题而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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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陷落和长江沿线的战斗停止之后，周理于1938年12月离开了九江。他把九江关关闭起来，因为若让它继续运作，就得和日本官方打交道，而这意味着承认日本，所以九江关维持关闭。周理去了上海，在那里梅乐和要他撰写报告和统计损失——一个官僚机构对战争的自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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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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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斯迩（E.N.Ensor）是江汉关税务司，1909年入职海关，此时距退休仅有两年时间。他出生于北爱尔兰，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从1935年起，便担任了两年的审榷科税务司，在此期间，为了防止铁路走私，他于1936年成立了“海关防止陆运走私总稽查处”。安斯迩与国民政府铁路部门当局的共事经验，对他在任职江汉关税务司时非常有利。他在1937年3月被任命为江汉关税务司，这个时间点是战争爆发前数月而已。日本占领上海后，粤汉铁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动脉，包括为军队输送给养和把货物出口到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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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海关税收的损失，国民政府命令海关去征收转口税，其中也包括由铁路载运的货物，但这一点遭到了铁路当局的竭力抵制。安斯迩通过务实的方式来处理来自铁路方面的阻力，而非高空式地试图与铁路领导人协议。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样做只会摩擦不断，并很少有结果。他首先在汉口火车站外面部署人员。当海关人员与铁路职员建立起关系时，后者自然的本能就是去避免无必要的劳动付出，所以海关职员就先被允许进入铁路货场，接着进入了火车站。[32]不管他们上司的意见如何，对铁路员工来说，让海关人员在车站内执行工作是比较方便的做法。否则，他们就得把货物送到车站外边的海关人员那里。1938年5月，梅乐和特地给安斯迩写了一封信，对他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并说，像江汉关这样的海关，“实际上正担负着维护中国海外信誉的重大责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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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汉成为中国的抗日中心后，“武汉精神”如平地一声炸雷，应声而起，安斯迩也被这股精神感染。[34]他原本在1937年12月一度建议“海关职员撤离家属”，并说他“愿意考虑海关职员提出的撤离请求”。[35]但到了1938年1月，他搁置了撤离命令，并淡化日本的威胁以及员工所关心的经费不足的问题。[36]当国民政府从汉口撤退时，安斯迩也在1938年10月下达了总撤离的命令，进而避免了像在上海和南京一样付出沉痛的高昂代价，不过，安斯迩本人却因为对江汉关的持续开放还抱有希望，所以没有离开武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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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上海一样，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也不允许江汉关继续运转。安斯迩报告说，华员“被限制在法租界。他们没有通行证，因此不能通过日本设在法租界的岗哨”。[38]安斯迩写到，日军接管了武汉贸易，为了征收“包括运费和手续费在内的30%-35%的从价税”；[39]日军从上海运来了“罐头、啤酒和廉价的货物 上海造纸烟、纽约美孚和亚洲石油公司的蜡烛”。[40]到1939年4月时，安斯迩受够了这些，便向梅乐和提出离开，[41]但没有得到允许。当他在隔年达到三十年的任职年限后，便要求退休，他说：“我有三个孩子，没一个能够自立，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我拿不到退休金，将令我陷于巨大的经济困难”。[42]梅乐和仍然没有让步，典职科税务司胡辅辰对此评论说，安斯迩的申请若是获准就会开了先例：“日本将会争取让一位日本人来担任税务司”。[43]因此安斯迩不得不留在原地，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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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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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第一年中，战事大多发生在中国北方以及沿长江各省。然而到了1938年春天，广州因为是粤汉铁路的终点，遂成为频繁空袭的军事目标。《各项时事传闻录》记载了日本炸弹所引起的恐怖以及所激发起来的对日仇恨。例如在5月12日，黄沙火车站遭到空袭，结果造成“两千多平民死伤，四百余间房屋被毁，同时因为大部分炸弹落至居民区，以致大量人民无家可归”。[44] 6月里，有1650人遇难，6000余人受伤。包括外国医院在内的许多家医院都严重受损。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写道：“我看到了日本飞机制造的无法形容的大屠杀。若对这个空袭依旧抱持着不是肆意袭击的说法的话，那就是在玩文字游戏。”[45]因为伤害如此巨大，以至于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以后，竟无法恢复广州城的正常生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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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进入广州时，负责粤海关的是暂行代理之署副税务司瑚佩（E.D.G.Hooper），而非李度。当时李度的身体已经垮掉了， 所以梅乐和准许他搭上离开广州的最后一艘轮船。[47]瑚佩根据先前拟好的撤离计划，于10月20日命令海关职员分散至香港和澳门，因为在这些地方“一经通知，就可以返回”。瑚佩与五十名左右的华员一起留守在海关。[48]粤海关位于珠江中间沙面岛上的英租界内，事实证明，沙面根本不安全。日本人虽没有进入租界，但“火灾在四处窜起”，[49]这可能是因为日军蓄意破坏设备导致的结果。例如黄沙火车站内一个弹药堆的爆炸，使车站内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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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佩在这时看到一个可以向上司表现的机会，决定要好好地扮演一个能够以绝对冷静的态度来降服当地暴行的英国殖民官的角色。日军占领广州后过了几天，他认为会见日本总领事冈崎胜男（Katsuo Okazaki）的“时间到了”，理由是要抗议日本抢占海关船只和进入浮标区。冈崎胜男误解了瑚佩，他告诉瑚佩，自己理解瑚佩不得不提出的抗议，这样他才能够以不可抗力为由重新开放海关。但瑚佩严正告诉冈崎胜男，“在广东，海关从来没有关闭过”，并且警告，如果海关关闭了，将会导致“国际上严重的后果”。[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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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胜男拒绝扮演瑚佩心中期待他扮演的角色，于11月9日告知瑚佩，日本将接管海关，但海关在一些前提条件之下也可以被允许继续运转。这些条件包括瑚佩需给日本官员提供他们想要的所有文件；瑚佩做出的任何支付，都须得到日本的允许；以及若因为公务而需要派任何关员到沙面以外地方之前，需要获得批准。面对要么被驱逐，要么 “危害海关的完整性，或者在抗议下让海关继续运转”的选择，瑚佩按照指示，选择了后者。[51]和在上海和汉口一样，日军接管了广州的贸易。同样地，海关在广州也只是名义上保持开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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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乐和的领导下，面对新事件时，海关都是采取和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时相同的做法。他们保持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海关能够在战争中独善其身，并且一如既往，不管战争结果怎样，一旦鸣金收兵，海关就能恢复运转。但此时，这个要在原地留守的政策却是建筑在没有真的理解到日本人确实想把西方人赶出东亚，并且他们有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梅乐和坚持海关应该留下来并继续运转，虽然不是所有税务司都这么做，但大多数人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些作为不但显示海关纪律严格，也展示出他们对自己机构的持续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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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影响极其严重。国民政府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海关税收总数在1937年还有1亿美元，但在1938年陡降至1500万美元，1939年更只有1100万美元。[52]鉴于国民政府对海关税收的严重依赖，所以这个损失极为惨重。可以这么说，当这个税源不再时，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就开始出现，包括恶性通货膨胀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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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自身来说，后果同样非常严重。以往的海关税收，首先用在海关自身的运行开销上。在1937年10月，梅乐和取消了即将到来的职员退休，因为他想在这场危机中有尽可能更多的关员可以支配。[53]但一年之后，因为资金匮乏，迫使他辞退了所有自认为冗余的人员。[54]因只征收到很少的税收，他在1937年12月30日提醒税务司们要“节约”。[55]两个月后，他指示税务司们解散缉私舰队人员，并先从资浅职员开始，因为他们比较有可能找到其他工作。[56]在国外休假的职员也被敦促到别处去找工作。国民政府货币的贬值，引起各个方面的生活困难。对有外汇兑换要求的外国职员来说，尤其困难，例如他们还得支付在国外寄宿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学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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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虽然没能让中国屈膝投降，但却成功地摧毁了西方在中国的霸权。此时此刻，没有什么可以比炮艇居然会失去挑起恐惧的能力还更能够象征西方霸权的丧失，因为它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是西方强权的符号。日本飞机于1937年12月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炸沉了美国海军“潘内号”（Panay）军舰，并且损伤了英国皇家海军“瓢虫号”（Ladybird）军舰。日本声称该攻击是意外事件，英美两国虽提出强烈抗议，但除了无可奈何之外，他们甚至还无法获得日本的道歉。对海关税务司们来说，炮舰在抗战时期也仅仅是逃生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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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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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梅乐和待在中国海关的第五十个年头，他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J.H.Cubbon）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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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岌岌可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够坚持和跟随赫德的主张，即我们在这里是在辅助当权者，而非取代他们；所以我认为自己在当前这个诡谲的政治动乱和混淆中还可以继续存在，有部分原因归咎于此。但是要应付目前这个情况，光是凭此还不够：我面临的困难任务就是要试着去调和重庆的愿望和东京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要在敌占区替政府做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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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的这番话首先表明，他还在继续用那块由往昔海关所磨出的棱镜看眼前的世界，而且母舅遗风是其沉重的负担。其次，表明梅乐和认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依然还有一个可以让海关发挥作用的空间。但该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狭窄，直到完全消失，徒留梅乐和一个不可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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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二点开始于梅乐和相信如果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并且让海关的国际性再次被突显，那么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折中的权宜之计。可是当这个想法失败后，梅乐和的焦虑感增加。因为事态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他可能被迫要与国民政府撇清关系。有些看法认为梅乐和可能会愿意这么做，[59]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日本在1939年很有可能要梅乐和接受汪伪政权以对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做出正式任命时，他给郭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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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当会尽全力来执行对海关的直接掌控 （并且）他们将会“任命”我为总税务司 （如果这些成真）我可能被迫把总税务司署转移到香港、昆明或者重庆；我不能接受合法政府的敌人的任命。我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名誉，还必须顾虑到总税务司一职的声誉，因为那是由赫德爵士的成就所积累出来的——换句话说，我没有追随易纨士先例的打算。[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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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会被历史记住，因为他接受了伪满洲国海关顾问的职位（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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