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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上海一样，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也不允许江汉关继续运转。安斯迩报告说，华员“被限制在法租界。他们没有通行证，因此不能通过日本设在法租界的岗哨”。[38]安斯迩写到，日军接管了武汉贸易，为了征收“包括运费和手续费在内的30%-35%的从价税”；[39]日军从上海运来了“罐头、啤酒和廉价的货物 上海造纸烟、纽约美孚和亚洲石油公司的蜡烛”。[40]到1939年4月时，安斯迩受够了这些，便向梅乐和提出离开，[41]但没有得到允许。当他在隔年达到三十年的任职年限后，便要求退休，他说：“我有三个孩子，没一个能够自立，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我拿不到退休金，将令我陷于巨大的经济困难”。[42]梅乐和仍然没有让步，典职科税务司胡辅辰对此评论说，安斯迩的申请若是获准就会开了先例：“日本将会争取让一位日本人来担任税务司”。[43]因此安斯迩不得不留在原地，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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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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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第一年中，战事大多发生在中国北方以及沿长江各省。然而到了1938年春天，广州因为是粤汉铁路的终点，遂成为频繁空袭的军事目标。《各项时事传闻录》记载了日本炸弹所引起的恐怖以及所激发起来的对日仇恨。例如在5月12日，黄沙火车站遭到空袭，结果造成“两千多平民死伤，四百余间房屋被毁，同时因为大部分炸弹落至居民区，以致大量人民无家可归”。[44] 6月里，有1650人遇难，6000余人受伤。包括外国医院在内的许多家医院都严重受损。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写道：“我看到了日本飞机制造的无法形容的大屠杀。若对这个空袭依旧抱持着不是肆意袭击的说法的话，那就是在玩文字游戏。”[45]因为伤害如此巨大，以至于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以后，竟无法恢复广州城的正常生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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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进入广州时，负责粤海关的是暂行代理之署副税务司瑚佩（E.D.G.Hooper），而非李度。当时李度的身体已经垮掉了， 所以梅乐和准许他搭上离开广州的最后一艘轮船。[47]瑚佩根据先前拟好的撤离计划，于10月20日命令海关职员分散至香港和澳门，因为在这些地方“一经通知，就可以返回”。瑚佩与五十名左右的华员一起留守在海关。[48]粤海关位于珠江中间沙面岛上的英租界内，事实证明，沙面根本不安全。日本人虽没有进入租界，但“火灾在四处窜起”，[49]这可能是因为日军蓄意破坏设备导致的结果。例如黄沙火车站内一个弹药堆的爆炸，使车站内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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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佩在这时看到一个可以向上司表现的机会，决定要好好地扮演一个能够以绝对冷静的态度来降服当地暴行的英国殖民官的角色。日军占领广州后过了几天，他认为会见日本总领事冈崎胜男（Katsuo Okazaki）的“时间到了”，理由是要抗议日本抢占海关船只和进入浮标区。冈崎胜男误解了瑚佩，他告诉瑚佩，自己理解瑚佩不得不提出的抗议，这样他才能够以不可抗力为由重新开放海关。但瑚佩严正告诉冈崎胜男，“在广东，海关从来没有关闭过”，并且警告，如果海关关闭了，将会导致“国际上严重的后果”。[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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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胜男拒绝扮演瑚佩心中期待他扮演的角色，于11月9日告知瑚佩，日本将接管海关，但海关在一些前提条件之下也可以被允许继续运转。这些条件包括瑚佩需给日本官员提供他们想要的所有文件；瑚佩做出的任何支付，都须得到日本的允许；以及若因为公务而需要派任何关员到沙面以外地方之前，需要获得批准。面对要么被驱逐，要么 “危害海关的完整性，或者在抗议下让海关继续运转”的选择，瑚佩按照指示，选择了后者。[51]和在上海和汉口一样，日军接管了广州的贸易。同样地，海关在广州也只是名义上保持开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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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乐和的领导下，面对新事件时，海关都是采取和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时相同的做法。他们保持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海关能够在战争中独善其身，并且一如既往，不管战争结果怎样，一旦鸣金收兵，海关就能恢复运转。但此时，这个要在原地留守的政策却是建筑在没有真的理解到日本人确实想把西方人赶出东亚，并且他们有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梅乐和坚持海关应该留下来并继续运转，虽然不是所有税务司都这么做，但大多数人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些作为不但显示海关纪律严格，也展示出他们对自己机构的持续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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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影响极其严重。国民政府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海关税收总数在1937年还有1亿美元，但在1938年陡降至1500万美元，1939年更只有1100万美元。[52]鉴于国民政府对海关税收的严重依赖，所以这个损失极为惨重。可以这么说，当这个税源不再时，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就开始出现，包括恶性通货膨胀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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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自身来说，后果同样非常严重。以往的海关税收，首先用在海关自身的运行开销上。在1937年10月，梅乐和取消了即将到来的职员退休，因为他想在这场危机中有尽可能更多的关员可以支配。[53]但一年之后，因为资金匮乏，迫使他辞退了所有自认为冗余的人员。[54]因只征收到很少的税收，他在1937年12月30日提醒税务司们要“节约”。[55]两个月后，他指示税务司们解散缉私舰队人员，并先从资浅职员开始，因为他们比较有可能找到其他工作。[56]在国外休假的职员也被敦促到别处去找工作。国民政府货币的贬值，引起各个方面的生活困难。对有外汇兑换要求的外国职员来说，尤其困难，例如他们还得支付在国外寄宿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学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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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虽然没能让中国屈膝投降，但却成功地摧毁了西方在中国的霸权。此时此刻，没有什么可以比炮艇居然会失去挑起恐惧的能力还更能够象征西方霸权的丧失，因为它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是西方强权的符号。日本飞机于1937年12月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炸沉了美国海军“潘内号”（Panay）军舰，并且损伤了英国皇家海军“瓢虫号”（Ladybird）军舰。日本声称该攻击是意外事件，英美两国虽提出强烈抗议，但除了无可奈何之外，他们甚至还无法获得日本的道歉。对海关税务司们来说，炮舰在抗战时期也仅仅是逃生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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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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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梅乐和待在中国海关的第五十个年头，他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J.H.Cubbon）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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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岌岌可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够坚持和跟随赫德的主张，即我们在这里是在辅助当权者，而非取代他们；所以我认为自己在当前这个诡谲的政治动乱和混淆中还可以继续存在，有部分原因归咎于此。但是要应付目前这个情况，光是凭此还不够：我面临的困难任务就是要试着去调和重庆的愿望和东京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要在敌占区替政府做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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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的这番话首先表明，他还在继续用那块由往昔海关所磨出的棱镜看眼前的世界，而且母舅遗风是其沉重的负担。其次，表明梅乐和认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依然还有一个可以让海关发挥作用的空间。但该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狭窄，直到完全消失，徒留梅乐和一个不可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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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二点开始于梅乐和相信如果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并且让海关的国际性再次被突显，那么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折中的权宜之计。可是当这个想法失败后，梅乐和的焦虑感增加。因为事态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他可能被迫要与国民政府撇清关系。有些看法认为梅乐和可能会愿意这么做，[59]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日本在1939年很有可能要梅乐和接受汪伪政权以对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做出正式任命时，他给郭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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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当会尽全力来执行对海关的直接掌控 （并且）他们将会“任命”我为总税务司 （如果这些成真）我可能被迫把总税务司署转移到香港、昆明或者重庆；我不能接受合法政府的敌人的任命。我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名誉，还必须顾虑到总税务司一职的声誉，因为那是由赫德爵士的成就所积累出来的——换句话说，我没有追随易纨士先例的打算。[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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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会被历史记住，因为他接受了伪满洲国海关顾问的职位（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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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让它可行：英日海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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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2日，英国和日本在东京签了一份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它规定中国海关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应存入横滨正金银行。该税款首先用于支付维持海关运转的经费，其次是支付中国的国际债务。协议还规定即刻下拨从1937年9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债赔。[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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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海关协定对国民政府是个羞辱：两个外国，其中的一国还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竟然来决定中国的一个政府机构要做什么，以及它的主要税收应怎样使用。这是一份奇怪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各自有一些担心和盘算，所以迟迟没有宣战。双方都担心公开宣战的话，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中立法；也担心英国会认为它的利益将受到威胁而有所行动。因为海关税收担保着中国外债，并且债务协定还规定，在偿还期间海关组织不能有改变。另外一点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这时还没有想去挑战欧洲列强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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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是1937年8月日本占领天津之后最先被提出来的。由于日军威胁要封闭天津的对外贸易，所以促成了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W.R.Myer）与梅乐和及孔祥熙之间的讨论。[62]英国外交部也卷入进来，因为它指示当时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去与日本外务省启动商谈，希望后者能够同意把海关税款存入一家中立银行。[63]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海关这件事情上认为，与日本妥协符合英国的利益，甚至认为英国也应该越过国民政府来与日本直接谈判。他说“让中国政府同意这个协定纵然重要，但我认为海关的完整性是如此重要，即使中国政府拒绝，也不能阻碍该协定”。[64] 艾登在1938年因为不满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对纳粹德国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当在天津的日军不会做出让步的事态已非常清楚时，[65]关务署指示梅乐和：“你可以暂且准许津海关税务司，让他自行谨慎斟酌，把津海关税款存入当地一家殷实可靠的银行。”[66]横滨正金银行当然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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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在日本占领上海后又重新浮现。梅乐和在1938年1月28日禀告孔祥熙：“日本施压江海关税务司，要他把江海关税款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并承诺江海关可以为了执行所有的义务以及维持自身运转而定期提款。”[67]当时人在武汉的孔祥熙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寇尔（Archibald Clark-Kerr），他希望日本被看成侵略者，[68]但是若有两家或者更多的外国银行可以接收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他也不会阻止这样的解决方案。他也要求“在这敌对时期”任何剩余的税收都要由第三方托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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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东京达成的英日海关协议没有符和孔祥熙的最低限度要求，即除了横滨正金银行外，应该有另一家银行来充当保管银行，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没有拒绝这项协议。英国官员催促重庆接受该协议。而在英国，李斯·罗斯（F. Leith-Ross）也向中国大使郭泰祺游说。梅乐和派美籍的审榷科税务司聂普鲁（Carl Neprud）作为海关代表也赴重庆游说。聂普鲁之前曾在香港遇见过宋子文。虽然宋子文对这件事不愿明确表态，但他“理解有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投注积极的兴趣，才符合中国的利益”。[70]孔祥熙在重庆告诉聂普鲁：“只要海关在沦陷区能继续运转，诸大国就会有事情可做。”[71]言下之意就是国民政府仅仅会“撇清责任，并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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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梅乐和想要一个更确凿的书面同意，于是在6月15日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对同意将海关资金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一事做出一个明确的表示。看到该请求时，孔祥熙“明显地紧张起来，并且有点被激怒”。[73]孔祥熙通过英国大使馆传给梅乐和一个讯息，说他建议“总税务司要想出一种办法，把它操作成纯粹是基于银行交易流程的考虑”。[74]在实际操作上，他要梅乐和在中央银行开一个有透支功能的海关账户以支付中国的对外债赔，并同时用上海结余作为进一步筹资担保，以偿还中央银行的透支。[75]巧的是中央银行此时在上海租界内仍有一个办事处，就在外滩的海关大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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