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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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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梅乐和待在中国海关的第五十个年头，他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J.H.Cubbon）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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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岌岌可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够坚持和跟随赫德的主张，即我们在这里是在辅助当权者，而非取代他们；所以我认为自己在当前这个诡谲的政治动乱和混淆中还可以继续存在，有部分原因归咎于此。但是要应付目前这个情况，光是凭此还不够：我面临的困难任务就是要试着去调和重庆的愿望和东京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要在敌占区替政府做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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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的这番话首先表明，他还在继续用那块由往昔海关所磨出的棱镜看眼前的世界，而且母舅遗风是其沉重的负担。其次，表明梅乐和认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依然还有一个可以让海关发挥作用的空间。但该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狭窄，直到完全消失，徒留梅乐和一个不可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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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二点开始于梅乐和相信如果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并且让海关的国际性再次被突显，那么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折中的权宜之计。可是当这个想法失败后，梅乐和的焦虑感增加。因为事态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他可能被迫要与国民政府撇清关系。有些看法认为梅乐和可能会愿意这么做，[59]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日本在1939年很有可能要梅乐和接受汪伪政权以对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做出正式任命时，他给郭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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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当会尽全力来执行对海关的直接掌控 （并且）他们将会“任命”我为总税务司 （如果这些成真）我可能被迫把总税务司署转移到香港、昆明或者重庆；我不能接受合法政府的敌人的任命。我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名誉，还必须顾虑到总税务司一职的声誉，因为那是由赫德爵士的成就所积累出来的——换句话说，我没有追随易纨士先例的打算。[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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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会被历史记住，因为他接受了伪满洲国海关顾问的职位（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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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让它可行：英日海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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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2日，英国和日本在东京签了一份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它规定中国海关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应存入横滨正金银行。该税款首先用于支付维持海关运转的经费，其次是支付中国的国际债务。协议还规定即刻下拨从1937年9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债赔。[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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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海关协定对国民政府是个羞辱：两个外国，其中的一国还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竟然来决定中国的一个政府机构要做什么，以及它的主要税收应怎样使用。这是一份奇怪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各自有一些担心和盘算，所以迟迟没有宣战。双方都担心公开宣战的话，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中立法；也担心英国会认为它的利益将受到威胁而有所行动。因为海关税收担保着中国外债，并且债务协定还规定，在偿还期间海关组织不能有改变。另外一点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这时还没有想去挑战欧洲列强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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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是1937年8月日本占领天津之后最先被提出来的。由于日军威胁要封闭天津的对外贸易，所以促成了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W.R.Myer）与梅乐和及孔祥熙之间的讨论。[62]英国外交部也卷入进来，因为它指示当时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去与日本外务省启动商谈，希望后者能够同意把海关税款存入一家中立银行。[63]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海关这件事情上认为，与日本妥协符合英国的利益，甚至认为英国也应该越过国民政府来与日本直接谈判。他说“让中国政府同意这个协定纵然重要，但我认为海关的完整性是如此重要，即使中国政府拒绝，也不能阻碍该协定”。[64] 艾登在1938年因为不满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对纳粹德国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当在天津的日军不会做出让步的事态已非常清楚时，[65]关务署指示梅乐和：“你可以暂且准许津海关税务司，让他自行谨慎斟酌，把津海关税款存入当地一家殷实可靠的银行。”[66]横滨正金银行当然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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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在日本占领上海后又重新浮现。梅乐和在1938年1月28日禀告孔祥熙：“日本施压江海关税务司，要他把江海关税款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并承诺江海关可以为了执行所有的义务以及维持自身运转而定期提款。”[67]当时人在武汉的孔祥熙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寇尔（Archibald Clark-Kerr），他希望日本被看成侵略者，[68]但是若有两家或者更多的外国银行可以接收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他也不会阻止这样的解决方案。他也要求“在这敌对时期”任何剩余的税收都要由第三方托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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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东京达成的英日海关协议没有符和孔祥熙的最低限度要求，即除了横滨正金银行外，应该有另一家银行来充当保管银行，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没有拒绝这项协议。英国官员催促重庆接受该协议。而在英国，李斯·罗斯（F. Leith-Ross）也向中国大使郭泰祺游说。梅乐和派美籍的审榷科税务司聂普鲁（Carl Neprud）作为海关代表也赴重庆游说。聂普鲁之前曾在香港遇见过宋子文。虽然宋子文对这件事不愿明确表态，但他“理解有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投注积极的兴趣，才符合中国的利益”。[70]孔祥熙在重庆告诉聂普鲁：“只要海关在沦陷区能继续运转，诸大国就会有事情可做。”[71]言下之意就是国民政府仅仅会“撇清责任，并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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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梅乐和想要一个更确凿的书面同意，于是在6月15日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对同意将海关资金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一事做出一个明确的表示。看到该请求时，孔祥熙“明显地紧张起来，并且有点被激怒”。[73]孔祥熙通过英国大使馆传给梅乐和一个讯息，说他建议“总税务司要想出一种办法，把它操作成纯粹是基于银行交易流程的考虑”。[74]在实际操作上，他要梅乐和在中央银行开一个有透支功能的海关账户以支付中国的对外债赔，并同时用上海结余作为进一步筹资担保，以偿还中央银行的透支。[75]巧的是中央银行此时在上海租界内仍有一个办事处，就在外滩的海关大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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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日本根本就没有遵守该协议的打算。当日本以武力攻击中国，尤其是空袭引起了世人广泛谴责的同时，它也一直都在哄骗敷衍英国与梅乐和。横滨正金银行的上海分行从来没有向梅乐和汇过资金以支付中国的国际债务。1939年1月15日，孔祥熙停止了资助海关在中央银行的透支账户，[76]并且从1939年4月1日起，中央银行对现有的海关透支账户收取7.5%的利息。[77]国民政府决定，在海关能有效控制税收前，他们仅愿意按照海关目前征收的比例来支付部分庚子赔款和其他债务。梅乐和希望能让海关继续运转的愿望完全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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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与汪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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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本改变了战争策略。他们意识到，一两次战役的胜利并不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所以需要改变战略。日本开始希望一方面通过局限性的军事进攻来破坏国民政府的军队，另一方面通过持久的轰炸，以让中国百姓来反对政府。他们同时扶植了一个国民政府的替代者，希望把中日冲突转嫁给国民政府和这个替代者之间的内战。这样一来，日本表面上的正式身份就只是给后者提供支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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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认为汪精卫是作为这个替代政府领导的最佳人选。汪精卫在1932年修补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并在该年加入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在1938年12月，他认为再多的军事抵抗都是愚蠢的，所以离开了重庆，并启动了以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和平运动。[78]对海关来说问题在于，如果新的汪伪政府坚持发布一个总税务司的正式任命，这就意味着要与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断绝关系。尽管汪伪政府要一直到1940年3月才成立，但梅乐和在1939年9月却认为汪精卫的就职典礼已迫在眉睫。梅乐和的书记员甘柏操（A.S.Campbell）就针对这个可能性，在当时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甘柏操推断汪伪政府将会坚持任命梅乐和作为其海关的总税务司，它将会要求一份书面答复，而这会阻碍梅乐和继续担任国统区的海关总税务司。[79]日本可能希望通过这类做法进一步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使他们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拉开距离，并与日本在中国搭起的新秩序达成协议。例如就英国来说，它在日占区有着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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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柏操的结论是，海关会“被迅速地逼到相当困难的处境”，因为它“不得不考虑到那个忠诚族群，即海关华员的立场”。如果他们接受汪伪海关的任命，就会触犯国民政府的反叛国法。甘柏操向梅乐和提醒，对梅乐和来说“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80]据甘柏操看来，汪伪政府的成立让海关毫无其他选择，只能从日占区撤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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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变得极为担忧。他写信告诉伦敦的郭本，说他在日本使馆会见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加藤外松（Sotomatsu Kato）时表示：“只要是局限于目前业务范围之内的事务，我愿意与日本当局，甚至与‘改革政府’（Reformed Government）进行非正式的合作；至于合作方式要留给我自己决定； ［但是］若正式地让区域政权来控制运作，几近于挤压海关的完整性。”[81]在一份给英国和美国大使的备忘录中，梅乐和又再度重申这一立场。[82]他在给魏尔特的信上说，他不断地与在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等“有利害关系国家的代表们”保持电报联系。[83]梅乐和想尽可能地牵扯到更多的人，以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用背负起所有的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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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汪精卫政府成立了，梅乐和却幸运地不用被迫做出选择。他在给郭本的信中说，在岸本广吉的帮助下，他得以说服“日本当局（在中国和东京）”不去改变他的地位。[84]梅乐和没有透露身份的一位“中间人”向日本建议说，汪精卫会认为“权宜之计就是把汪政权当作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延续来操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视为所有政府部门的继承者，包括海关”。[85] 换言之，这种做法就是可以让占领区假装汪伪政权的到来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不管后来事情的演变是否是梅乐和以上建议的结果，在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就是以中央政府重返南京的姿态呈现的。[86]这样一来，不但不用向梅乐和发布新的任命，也不用对日占区的其他国民政府官员发布新的任命。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周佛海仅给梅乐和写了一封信，恭喜他多年来的杰出服务。[87]梅乐和对此没有答复，只把该信放到了办公桌子的抽屉中；如此一来梅乐和总算避免掉了汪精卫政府曾经威胁要制造的就职困境。[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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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梅乐和还主动给孔祥熙提供了一个辞掉他的机会。如果孔祥熙没有顺水推舟，就表示梅乐和还是继续有重庆政府支持。孔祥熙没有辞掉梅乐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5月31日，梅乐和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应该开始为他的继任者做准备。他提出这个议题的原因是一方面他自己想退休，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很多在国民政府领导核心的人不满海关在敌占区还继续运转。此外，梅乐和也告诉孔祥熙，事先准备好也是明智的做法，以防“最坏的事情发生”。他并补充到，他可以留下来，但前提是这个做法真的被需要。[89]孔祥熙不久就复信：“我们了解你对政府的忠诚、目标的坚定和在处理极端困难情况时的灵敏应变。”[90]还说他很高兴，因为“总税务司对从伪政权那里收到的文件都置之不理，保持了坚定的立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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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梅乐和对日本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强硬了起来。1939年欧洲已经爆发了战争，德日同盟使日本成为英国的敌对国。梅乐和已经推断，日本将会在战争中失败：“日本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它虽然能以很高的代价取得战役的胜利，但它并不能征服中国。中国最后会把它拖垮。”[92]在1940年1月，当海务巡工司卡乃尔（L.R.Carrell）在任上去世时，[93]日本施压要求任命一名日本人继任该职，梅乐和拒绝向这个压力低头。梅乐和在写给郭本的信中说，“期望我去让一位敌对国的人来掌管一个海关的重要部门是不合理的”，而且他还威胁日本人，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他将“把总税务司署迁到中国非日占区的某处”。[94]卡乃尔的职位后来被美籍船长水佩而（F.L.Sabel）接替，他在海务部门内是卡乃尔之下的最高级别职员。[95]梅乐和也拒绝配合日本以重新开放长江，[96]他给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写信说：“在没有中国政府的指示，或者没有他们对此事看法的情况下，我不要在此议题上有任何动作。”[97]当日本要求他把日籍关员调去九龙关，并在那里指定一家日本银行以作海关托收银行时，梅乐和加以拒绝；他也拒绝执行汪伪政府所宣布的税则。[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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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与英、美两国的战争在1941年一触即发时，梅乐和开始准备让日本接管海关的工作。在郭本的建议下，1941年2月，他把存在上海的全部资金余额转移到了纽约而非伦敦，因为当时伦敦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郭本被授权挪用部分资金以支付当时所有正在休假人员的一半薪水。[99]梅乐和从上海和其他在日占区里的港口撤走了绝大多数他认为可以免去的职员，[100]并且把总税务司署的机密档案运去新加坡。后来证明新加坡的确是安全的，不过这并非像梅乐和当初可能所想的那样，即日本应该无法拿下该城市所以安全；而是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发现这批档案。最后，在1941年3月梅乐和给寇尔写信，告诉他：“使缉私船只停航的时候到了，因此英国应该考虑接收它们。”[101] 4月9日，英国皇家海军在香港征用六艘海关舰船。[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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