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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到得太迟了。梅乐和从大桥公寓被释放后，比其他被拘押人优先在一艘遣返船上占到了一个铺位。这或许是因为他上了岁数，抑或是期待其声誉和人脉可以让他为还在被拘押的人挺身说话。那艘船在1942年9月初抵达了马普托，即葡属东非莫桑比克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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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最初的计划是先回英国，再返重庆。但是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到重庆报到。[122]孔祥熙倒是希望梅乐和立即回英国去，大概是想把他支开，但英国政府觉得梅乐和要是能在重庆出现和发挥影响，将是“最好不过”。[123]他们替梅乐和安排了去加尔各答的“特等优先”通道，那里有一架中华航空的飞机与他接头，梅乐和在12月份终于抵达了重庆。[124]他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向孔祥熙递函说要复职。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周骊的任命函令状中说他仅仅是代理总税务司视事，“直到梅乐和抵达重庆为止”。[125] 就这样，梅乐和一方面可以从他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的妥协立场中脱身，另一方面又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情势，来让国民党无法任命他们想要的人。汇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艾迪思在1943年3月对梅乐和作这样的评价：他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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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在重庆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不仅国民政府对他如此，海关职员也是如此。孔祥熙拒绝宣布梅乐和复职，并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包括他在上海做过的事情，以及为何不撤离总税务司署。[127]梅乐和觉得孔祥熙的做法不够诚实，试图把责难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是做过的或没有做过的事情，有不少的部分责任应该归于孔祥熙。他在给郭本的信中如此泄愤：“这种典型东方式的诡辩，比令人不齿更可恨。”[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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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高级职员也把他们所面对的麻烦处境怪罪在梅乐和身上，并责备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捍卫他们的立场。郭本给周骊写道：“假如前总税务司署有远见，能在重庆任命一位常设联络员 就可以为海关铺路来让它能够像以前一样运作。”[129]但相反，“海关由于缺少充分的代表，结果吃亏不少。”[130]提到海关职员，周骊告诉梅乐和，“营养不良削弱了他们的耐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倒下。”[131]长沙关税务司戈略尔（G.N.Gawler）写信告知梅乐和，大多数人已经不相信梅乐和在尽力帮助他们。还说，“话说回来，当他们的生存与否是唯一需要被顾虑到的问题时，其他承诺还有意义吗？”[132]梅乐和写信告诉郭本时也说：“他在重庆目睹了受过教育的华员因为负担不起一个合适的住所，被迫住在一个临时分配的营房。闽海关税务司最近报告说，有的听差为了生活，不仅被迫卖掉家具，甚至卖掉了孩子。”[133] 面对海关的每况愈下，梅乐和认为这是无法避免， 而且早就预料到的情况，现在终于发生了。让外国人在海关有一席之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国民政府的敌意和日益增长的腐败问题，使得海关地位付诸东流，无可挽回。[134]就算梅乐和深信日本将会战败，但却不信国民政府可以把持住整个国家：“北方的共产党政权和南京的汪伪政府很有可能会（给国民党）造成难堪。”[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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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认为唯一真正的选项就是能在最好的条件下离开。他告诉孔祥熙，自己一直同情国民政府的志向，也力劝孔祥熙让剩下的洋员转为顾问，并且采取渐进的程序过渡到中国人全面管理。[136]有一笔贷款被张罗用来支付拘留营中“英国和美国雇员的薪水”，但关于外国职员的留任和薪资，孔祥熙只给出保证，对其内容没有提出具体承诺。[137]梅乐和再一次解释自己的立场其实是与海关的传统相符合：中国人获得对海关的全面掌控实现了赫德的预言，那就是“在天然民族力量的始终运转之下，把我们从如此畸形的位置上赶走的日子终会来到”。[138]梅乐和可能由衷地认为他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国民党这时却不再需要他了。海关职员也要梅乐和为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噩运负责。[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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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都事先商量好的情况下，孔祥熙允许梅乐和于3月1日宣布复职，[140] 接着在三个月后辞职。[141]一个言不由衷的饯别会为梅乐和而开，以感谢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这么做同时也保全了海关的荣誉。此时国民政府同意任命李度为代理总税务司，并且先由丁贵堂代任直到李度报到为止。[142]由于国民政府当时正在谈判不平等条约的替代方案，所以他们选择不在总税务司的人选问题上作坚持。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包括收复外国租界、居留地和废除治外法权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很快将有机会进入外国租界和居留地，而是因为它们涉及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耻辱。另外，它们还能让重庆政府从汪伪政府那里夺走宣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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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的任命也有来自于美国对中国海关的重新重视，上文提到的美籍财政顾问杨格改变了他早先对海关的反对。珍珠港事件以后，他向孔祥熙恳谈了个中原因。[143] 他说：“今天的中国，除了战争支援之外，在任何其他领域没有什么比这个需求还要更大，那就是在公共行政的任何一个部门，都要发展和普遍执行一套良好标准的责任制度。”[144]对这样的一个政府来说，海关就得扮演核心。杨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华盛顿的呼应。1943年6月，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记录道：“在过去的岁月中，政府没有像英国所展现的那样，对海关采取积极的关注。”[145]然而“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同时也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去“支持和寻求一个维持高效率的海关政策，并保留训练有素且能够胜任的洋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直到“得力的且令人满意的（中国）人员”已准备好可以替代他们为止。假如杨格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意识到他们听起来与其英国前任是多么相似，可能将会感到脸红。但是时空已经不同了，珍珠港事件结束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它正在谨慎地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承担起超级大国的角色。这个角色与它的信念一拍即合，那就是天意注定要由它把自由和民主推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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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条约的谈判期间，总税务司的人选问题也被提出。国民政府建议和英国进行一个简单的照会交换，来确认终止总税务司必须为英国人的要求。英国立即知会美国，声称在英国愿意放弃该原则的同时，英方在与中国的照会中还应加上一个声明，即表达希望海关“基于中国自己和中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上，应当维持目前状况”。[146]美国对英国提出的声明表示支持。[147]国民政府接受了这种情况，因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更大的目标。他们还认为通过走后门还是能够实现拿回海关的目的。正如同孔祥熙告诉梅乐和的那样，他们将任命李度为署总税务司或代理总税务司职务（acting or officiating IG），经过一段适当的过渡后，把总税务司署和关务署合并，然后聘李度为顾问。[148]但事情并没有照此发展，正当国民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美国的帮助时，李度在1944年4月被任命为全职总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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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公民和长期任职海关的人，李度是一个明显的人选。[149]他是从美国罗德岛州来的新英格兰人，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于1914年加入海关。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是一位典型的清教主义者，并相信美国是股对世界有益的力量。[150]他的健康问题是个忧虑，早在1937年他就曾大病过，十年后，他又不得不在梅奥诊所（Mayo Clinic）里待上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给丁贵堂写信说，自己没有身体上的毛病，但是“体重严重过轻。他们建议他要延长休息时间，不要有责任，并且要有丰富的饮食！”[151]从广州返回美国后，他曾加入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当孔祥熙要求他回到中国时，面对这个请帖，他觉得“有责任承担”，正如他向美国国务院所述，自己“去接受这个职位 以阻止一份明显要通过重组海关以清除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官员的计划”。[152]与梅乐和不同，李度尚未接受这种事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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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最后的那几年，李度以打击腐败来作为管理海关的优先重点。他认为海关的生存是依赖于“关员的个人诚实”。[153]他拒绝了下述声明：“由于时事艰难和海关薪酬较低，当我们处理那些接受贿赂和做假账的人时，应当手下留情。” 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牺牲个人的时代，唯有这样，才能保全海关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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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度来说，他必定是在相当为难的状况之下，才不得不在1943年9月20日下达渝第610号通令。而这个通令所要传达的内容在他8月份抵达重庆之前，已经被商议过了。[154]该通令对86名外籍职员进行“强制退休”，其中包括许多被拘留的人。他们的退休时间从1943年7月31日开始，[155]这意味着他们的薪资福利只算到那天。一批被俘的职员在1943年秋天通过美国“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军舰被遣返回国，他们只有等到返回家乡时，才知晓了自己的命运。[156]毫不令人意外，当收到该消息时，他们是“相当失望，而且肯定还相当憎恶反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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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度的领导下，海关重新恢复稳定，但它失去了以往所拥有过的独立。海关一度被排除在国库法的规定之外，但该豁免权在1942年5月被取消。从那时起，海关的预算都要经过国民政府的批准。1944年12月，基于“扰民”，蒋介石下令废止了战时消费税,[158] 结果造成海关没有重要的税收可征。它只管理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关口，而主要责任仅仅是检查违禁品。[159]比较有用的是丁贵堂被派到了新疆。 新疆在历经苏联的控制后重归国民政府管辖，丁贵堂在那里开办了一系列海关，以宣示国民政府的管辖权，这是海关向来所擅长的工作。李度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战后规划上，并且设立了一个复原计划处来设计海关重返沿海的详细计划。[160]这个规划让海关在日占区的恢复运转上要比其他的政府机构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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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复原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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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8月15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终结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区树立霸权的策略。但这仅是另一大堆难题的开始，包括欧洲帝国的未来、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美苏两个大国将要扮演的角色等。在这个零起点上，可以理解国民政府试图获得主动权。他们赶回东部沿海，不但要恢复他们在战前的地位，还要最终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即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团结的，并且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的民族国家。然而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的缓慢恢复、官僚之间的倾轧和缺少外国的支持，国民党最后失败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虽然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所采用的动员策略让他们熬过了日本，但却是以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怨恨作为代价。在这个时期，海关虽然继续为未来奋战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对于必将发生的事仍然无法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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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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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即下的接收工作还算是顺利展开。日本投降两周后，丁贵堂从位于湖南芷江的美国第十四空军大队基地乘坐飞机，于8月31日抵达南京。[161]在会晤了国民政府总指挥何应钦将军和其他政府官员之后，他立刻去上海，开始了海关的复员工作。8月15日这一天，岸本广吉遣散了日本雇员，给他们发放养老金，并安排他们回家的交通。一周后，岸本广吉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税务司裘倬其，指示他暂时负责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丁贵堂在9月12日接收该办事处，并在次日接收江海关。他向李度汇报，除了“杆栏和管道”有被移动之外，海关的建筑物和档案“情况良好”。[162]他还为以前的同事美言，写道：“前日本雇员，尤其是年长的，或多或少地对看守关产和保护档案有功劳。”[163]有几乎完整的档案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便于收回关产、处理人事问题和恢复运转，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也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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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以他一贯熟练灵巧的作风来面对这些任务，而且表现非常出色。某次的南京之行，他居然可以使海关免除遵守蒋介石的一个命令。那道命令是规定海关的恢复运作应该受到某一个委员会的督导。对此，丁贵堂辩论说，若对海关这么做，将会失去宝贵的时间。[164]这样他就能够先发制人，对付在国民政府其他机构里的同事。11月底，他向李度报告说，江海关掌控有“500个货仓和大量物资”。[165]他从南京、宁波、镇江、苏州、杭州，甚至远在安徽省的蚌埠和安庆迁调人员，来看守那些价值高昂的新资产。丁贵堂还恢复了1934年的税则，废止了在日占区继续征收的转口税，合并了洋员和华员海关俱乐部，还有宣布海关金单位和国民政府通货的汇率为1
:20。[166]他还被委任为“财政部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的专员。[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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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的成功源于他作为一个出色的调停人和谈判者，而且能和外国人合得来。他和在上海的美国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这些美国人对于控制上海港相当有效率。丁贵堂于1945年10月和美国海军洽谈，要求他们提供两艘救援和打捞船、两艘浮标投标船、两艘测量船、两艘海岸巡逻船、两艘扫雷艇，以及六艘能在长江上执行任务的小船。[168]有了这些，就可以在水佩而还没到来之前，让担任临时海务巡工司的爱佛司（R.G. Everest）船长能开始修理那些已被损毁的浮标、信标和灯塔。[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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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感谢“在上海的美国当局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170]丁贵堂特别在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的四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个酬谢晚宴，并欢迎在三天之前乘坐美国“格兰特号”（Grant）军用运输舰抵沪的水佩而。[171]“格兰特号”是战后第一艘来到上海的外国轮船。[172]船上32位乘客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包括驻上海的美军高层，海军小杜瓦尔（E.E.Duvall Jr.）准将，以及负责上海外国清理委员会（Foreign Liquidaiton Commission）的约翰逊（B.A.Johnson）将军。丁贵堂的客人围坐在摆满了鲜花的四个圆形餐桌边，享用一顿丰盛的中国宴席。供客人喝的，有可供挑选的果汁；加拿大俱乐部、约翰·黑格和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轩尼诗白兰地和约翰益寿干邑；中国绍兴黄酒。餐后还有新鲜的水果和希尔斯兄弟咖啡。还有三个城堡、骆驼、茄力克和骑兵队牌香烟，或者亨牌雪茄供抽烟者享用。这些全都是奢侈品，可能由“格兰特号”带来，为此，花了一大笔钱。[173]晚宴的报销让身在重庆的李度勃然大怒，因为“如此阔气的招待通常会毁了原来举办用意”。[174]丁贵堂深知他上司会有类似清教徒式的本能反应，所以等到晚宴举办过后才提出经费申请。[175]他可能是不想在自己的国家输在场面上，并认为这场聚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可以得到美国人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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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关按照战争结束前所拟出的计划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上海，同时也自然要求其他各地海关亦应尽快恢复。例如，署理副税务司林联芳在9月24日被要求暂时接管江汉关。[176]林联芳在9月15日与9名其他海关职员和“500名来自其他不同中央政府单位的官员”，[177]一道搭乘“明连号”轮船离开重庆。他们一行人有的睡在甲板上，并且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安全驶过了长江的雷区，四天之后到达汉口。经过沙市时，他们发现海关的楼房已经被炸毁。到了汉口，第六战区司令部授权林联芳接管所有的关产和日本所设立的转口税征收站点。厦门关在10月1日被英籍税务司饶诗（C. P. Rouse）接管。霍启谦在10月6日被任命为粤海关税务司。[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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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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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和平的到来做出非常快速的反应。各关不仅被重新开放，恢复战前的功能，并把日本留下来的大量物资收为己有。虽然丁贵堂知道自己在过去三个月的表现已经是再好不过了，但他敢12月8日的晚宴上放松心情吗？他要是能够相信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那该有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从他在这个时期的往来信函中可以看到，海关迅速地被越来越多的问题压得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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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月初丁贵堂就已向李度报告，上海人口膨胀到500万之多，因为大量富裕的难民为了躲开共产党而汇聚到这里。[179]住宿供应短缺，房东已经很少相信任何权威，他们收取的租金虽低，但坚持要“订费”，即“一个房间需要一或两根金条，一间房子五到十根金条”。[180]丁贵堂刚返回上海时，物价比重庆还低，但很快开始暴涨。在重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并不顺利。到了12月，美国派二战期间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来华，担负调解的使命。无论是对美国的依赖，共产党的革命，还是迅速恶化的通胀，以及国民政府机构之间的倾轧内斗等，都非常有可能让丁贵堂无法以无牵无挂的心情来享受他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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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问题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战后海关面临的这类问题相当棘手。除了士气低落、薪酬不足的问题外，留在敌占区的人员也被怀疑通敌。还有如何实现海关完全中国化的问题，也仿佛一个长期不愈的化脓的伤口，仍在继续滋生怨恨。另外，海关人手也不足。丁贵堂在1945年10月8日给李度写信，说当时给海关批准的编制是2000人，但他认为在此之上还要增加5000人，才能满足“光复区、满洲和台湾”的需求。[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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