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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1949年5月26日终于进入了上海。按照许诺，他们保留了原来的海关职员。在给上海的一封信中，李度写道，他非常高兴地得知，“新的政权显然正确地看到了海关的非政治性和服务民众的性质。”他建议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向共产党申请准许上海办事处能继续使用无线电台。 他写道：“我们仍然是一个海关，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将来的贸易、灯塔等，我们应该保持一致。”[242]这时的李度听起来多么像梅乐和啊。虽然这种申请是根本不可能被批准的，但从这个举动却也看得出来，保全海关依然被某些人视为一个关键目标。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刻，只要海关归顺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他们做事，就将能再次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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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在广州没有停留很长时间，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占领了广州，迫使李度迁往台北。共产党军队集结在东部沿海准备拿下台湾，台湾的前景非常黯淡。如同之前已经提过，解放军攻台行动后来因为杜鲁门（Fruman）总统在1950年夏天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才被取消。离开的时候到了，于是，李度提出休假申请。1950年1月5日，当时至少名义上是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在一个为李度举办的小型宴会上致辞。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为止，都一直主宰着山西省，他还曾以某种形式夺取过津海关（见第六章）。他赞扬李度的所作所为，诸如确保海关缉私舰艇被送去台湾、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送到台湾。[243]阎锡山还表示，希望李度在休假之后再回来。不过李度没有这么做。[244]人事科税务司罗庆祥和总务科税务司方度暂时共同担任代理总税务司，直到常任的安排出现。就这样，让外国人掌管中国政府一个重要部门的时代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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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共产党建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货膨胀受到控制，民间武器被收缴，城市被肃清，土匪被镇压，并且通过土地改革给农民分配了田地，不但让他们回去耕作，更因此提高了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动力。党组织被纳入各级政府和事业机构之中，这些单位中的高级职员，尤其是那些受到怀疑的人，被送到了革命大学去学习所有关于新中国的情况和理念，以及接受社会背景的调查。但整体来说，动荡还是被压到最低程度，以给人们机会来适应新的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希望：海外中国人争相归国，认为一个新的黎明破晓时刻已经到来，中国需要，也欢迎他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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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来说，当李邦定领导的总署共产党小组在1952年发起厉行节约运动时，海关的希望便破灭了。该节约运动也是所谓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调查了中国各海关的账户，来揭露海关持有的外国货币。仓库也被搜查，以企图看看海关到底偷偷拿走了什么，或者当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离开时，海关是否没收了些什么。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海关还有相当多的物资。一份关于江门海关的报告称，它有价值5600万美元的货物和食品。[245]九龙海关的账户上有306203港元和总价值不清的黄金。[246]武汉海关发现有1千公斤高价值的钨，中国是全球重要的钨产国之一，同时还有2万公斤铁钉和96箱纸。[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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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海关“三反”运动的党小组于1952年8月16日提出一份报告，里面总结了他们的进度。该党小组称，这个“三反”运动是以“正常合理”的方式进行的，意思是说它严守着“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该行动已经查出了117名“大老虎”，也就是贪污价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人；还有269名“小老虎”，侵吞公款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另外还有1162名海关职员被发现有较小的腐败罪行。顺便一提新旧货币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5年实行货币重整，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约有一半的贪污所得被追回。70名海关职员被发现有犯罪行为，并入监服刑；1192名被施予行政处罚，大概是被降级。党小组同时还发现有572位“旧海关职员”依然和“帝国主义分子”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商人和特务等。此外，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依然存在大规模的走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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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运动并不仅仅用来揭发错误行为和追回金融资产和商品，它的目的还包括改变观念。卷入这场节约运动的海关职员都被要求写“反省检讨书”。[249]其中一份检讨书的作者写道他最初是支持“三反”运动的，而且相信自己没有做出值得惭愧的事情。但是“三反”运动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确受到“旧思想”的戕害，而且还没有能够克服他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习惯。他写着，现在他认识到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一直在帮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他最初没有“真心地和积极地”参加运动，所以伤害了“人民的目标”，但现在已经彻悟了。在这份尚有诸多篇幅的悔过书中，他进一步详细列举了他在海关部门中所犯下的腐败行为，并且还提供了其同僚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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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这个作者和当时的情况无法有更多了解，所以我们无从判断这份悔过书的作者究竟是真心坦白，还是仅仅在例行公事。但这其实并不重要。海关的价值和传统已不被接受，它的历史也被否定。近代海关就此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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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三段题词，来自“副总税务司渝卷宗”中的“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45号”（1945年8月15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7102；“李度致张福运”（1949年4月11日），附有一封来自卞鼎孙的信函，载“渝关务署来往密令密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60；李度，“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43号”（1949年4月26日），载“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往广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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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务司们的心思，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给总税务司的半官函而判断出来。对夏季别墅的关切，见“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7月1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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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54号”，“为奉准成立临时委员会事”，1937年7月26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毕可思和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49卷。下文简译为《中国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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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如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5529-5570号，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19，载《中国与西方》，第2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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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5570号”，“关于总税务司梅乐和复职一事”，1937年8月25日，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19，载《中国与西方》，第2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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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159号”，“为中日冲突期间注意关员安全并遵守各项规章由”，1937年9月21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中国与西方》，第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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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17日，载 “医疗护理：江海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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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曼致江海关理船厅”，1937年8月23日，见“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30，载《中国与西方》，第1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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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8年11月25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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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勒森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20日，“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8年11月25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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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17日，载“医疗护理：江海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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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9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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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字林西报》，1938年1月28日，“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9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1937年11月走私报告”，载“走私报告：上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140；“梅乐和致寇尔”，1938年3月23日，载“总税务司署与英国、美国、法国使馆的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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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7年12月走私报告”，载“走私报告：上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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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福德致白立查”,1938年3月15日，载“与上海的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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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罗福德致白立查”,1938年3月15日，载“与上海的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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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37年10月走私报告”，载“副总税务司来往备忘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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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8月30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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