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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李度致张福运”，1949年4月11日，载“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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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见应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1949年2月21日，载“上海和总税务司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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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总税务司对“上海区海关同仁进修会给总税务司的请愿书”的答复，3月28日和4月18日，卷宗号679（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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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王学训致李度”，1949年3月23日，载“上海和总税务司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34；“张勇年致李度”，1949年2月15日，总税务司对“上海区海关同仁进修会给总税务司的请愿书”的答复，3月28日和4月18日，卷宗号679（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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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丁贵堂致李度”，载“副总税务司机密令文和指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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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左章金致李度”，1949年1月4日，载“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的总税务司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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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左章金致李度”，1949年1月4日，载“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的总税务司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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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左章金致李度”，1949年1月4日，载“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的总税务司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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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李度致部”，1949年5月17日，载“广州总署与各关来往电快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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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黄启祥：《解放前夕的两件秘闻》，载《潘汉年在上海》《上海滩》，1989年第4期，Http://www.quanxue.cn/ls_gonghe/PanHanNian/PanHanNian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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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丁贵堂致李度”，1949年5月20日，载“总税务司署与副总税务司往来普通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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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李度致上海办事处”，1949年5月31日，载“总税务司和广州总署之间的信件和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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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局，1982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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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毕可思：《争夺中国：1832年到1911年间的外来侵略》，伦敦: 艾伦莱恩出版社，201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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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江门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2月19日，载“海关总署节约委员会检查江门、汕头、昆明关贪污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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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李邦定的报告”，1952年2月16日，“江门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2月19日，载“海关总署节约委员会检查江门、汕头、昆明关贪污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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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汉口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6月11日，“江门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2月19日，载“海关总署节约委员会检查江门、汕头、昆明关贪污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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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海关总署关于三反运动的总报告”，1952年8月16日，载“上海海关及天津海关三反运动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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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钱□□（注：作者隐去了他的名字），“反省检讨书”，1952年3月13日，“海关总署关于三反运动的总报告”，1952年8月16日，载“上海海关及天津海关三反运动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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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后记 回响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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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本书的结束，一定会带有遗憾。历史创作，或者任何写作，都不是一项完美的活动。对我来说，停笔的意义就是从那刻起，我就不能够再去纠正被遗落下来的错误。此外，不得不画下休止符也意味着，我必须要和我曾经投入大量时间所写故事中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事务、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活动等告别；或者至少我要与他们保持距离了。当我读起赫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丁贵堂及其他人物的通讯时，那些一封接一封的信函，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我遂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有些人有趣、精明、慷慨，有些人傲慢、狭隘、自私，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特质的混合。不管如何，他们在我眼中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人性的，我想我将会怀念他们的陪伴。虽然任何一位历史学者都不应该让自己和他的研究对象混淆在一起，但是他也必须记住，被他写作的对象也是人，而不只是某个思想、运动或某个力量的虚拟化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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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海关历史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首先，我可以在南京档案馆里阅读属于中国某处的某一个海关档案，查阅曾经担任过这个海关的税务司的通讯，参考关于它的设施蓝图，以及翻阅这个关所卷入的事件与纠纷的相关卷宗。接着，我还可以去实地考察迄今它还留存下了什么。在2006年我就曾有过这样的考察之旅，那趟旅行把我带到了九江。九江坐落在长江边上，周理在1937年曾经在那里等待着日本的攻击。也是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周理对他终身所服务的国家滋生出一种新的敬意。当我和同伴驱车来到江边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当今中国最为人熟悉的一幕景象：整片地区都被夷为平地，好让高楼建设可以进行。令人吃惊的是，在遍地瓦砾中居然有一栋建筑幸免被夷平的命运，它就是近代九江海关。新建设区的工地规划图被贴在路边的大型看板上，很清楚地显示九江城市规划者原本也打算把旧海关楼房拆掉。经过询问我了解到，动工之后，他们又决定把旧海关大楼保留下来。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保留这个古建筑可以增加他们新建筑的市价吧。时至今日，海关的过去已经不再是被抹去的一方，反而值得被保留。九江海关大楼已经被重新整修，一面五星红旗正在它高耸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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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考察之旅是在同年秋天，我走访了高邮。高邮是江苏省扬州市下的一个小县城，依傍着大运河。当海关兼管那里的一个常关时，它被纳入海关势力范围。中国历史上高邮是第一个有邮驿站的地方之一。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统一中国时，就在那里设置邮亭，所以它取名“高邮”。为了吸引游客，当地官员在一栋北宋时期的建筑里修复了“盂城驿”，墙上的布告记载着马可波罗曾来过这里。紧挨此处的，就是一个现代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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