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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后，尚普兰出版他最后一张描绘新法兰西的地图。这张地图更完整描绘了五大湖区，但伊利湖、密歇根湖仍然未出现。这时候，尚普兰已知甜水海并未往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而是有尽头的（不久之后，甜水海这名称就会式微，为休伦湖一名所取代）。但在这淡水湖的尽头之后，还有一大片水域，大小、面积都不详的大湖（今天的苏必略湖），靠一连串急流与其相接：有朝一日，这个位于系列湖泊中的另一座湖，说不定就被证明是通往中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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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普兰从未踏足苏必略湖，但让·尼克雷（Jean Nicollet）却曾经去过。尚普兰旗下有好几名负责深入林区搜集皮货的皮货商（coureur de bois），让·尼克雷就是其中之一。尚普兰出版1633年地图的一两年前，尼克雷碰到一个欧洲人从没碰过的部族，他或其他人就将那部族称作皮安人（Puants），意为“发恶臭的人”。在最后一张地图上，尚普兰标出那个部族，指出有个“皮安族”，即“臭人族”，住在最终注入甜水海的湖泊边。法语的“臭人”一词乃是对阿尔贡昆语“脏水”一词的讹译，而阿尔贡昆族用“脏水”形容微咸的水，也就是尝起来带咸味的水。这个部族不自称皮安人。他们是威尼皮古人（Ouinipigous），也就是今日所称的温尼贝戈人（Winnebagoes）[11]。但是因为一番曲折复杂的推理，欧洲人始终坚称地平线另一头的下一个水域必定是咸的，必定是“臭的”——必定是太平洋——的推理，于是，这个名称就冠在他们头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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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贝戈族酋长邀让·尼克雷前来做客。尼克雷知道绝不能失礼，因此出席这场为他而办的盛宴，出现在数千名远道而来的宾客面前时，他穿上他行李里最体面的衣服：绣了花鸟的中国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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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尼克雷这种活跃于内陆的代理商，不可能自己弄到这件衣服。他不可能有机会接触这种东西，更别提有钱买。那件袍服想必是尚普兰的。但尚普兰如何弄到那东西？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直到17世纪初才从中国流入欧洲北部。这件衣服今已不复存在，我们无从追查它的来处。它很可能来自中国的某个耶稣会传教士，那传教士把它带回或寄回欧洲，以证明他是为那个有教养的文明国家奉献一生。英格兰旅行家约翰·伊弗林（John Evelyn）在巴黎见到一批中国袍服，大为惊艳。它们是“非常漂亮的长袍，缝制、绣制在金布上，但色彩非常鲜艳，那种光彩、艳丽是我们欧洲人做不出来的”。尚普兰待在加拿大的头几年，在巴黎不可能弄到像尼克雷所穿袍服那样的东西，因此他想必是在1624至1626年这两年赋闲时，以高于行情的价钱买来，因为他深信这东西对他在加拿大的冒险事业很有用。他知道耶稣会士上朝时一身中国官服打扮，而如果他本人没有机会穿那件中国袍，他的使者可能会有。毕竟要上朝，穿着就要得体。结果，得以见到这华服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温尼贝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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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雷的袍服只是说明尚普兰梦想抵达中国的另一个象征而已。从一开始赴北美洲冒险，那梦想就在他脑海中盘旋。他有个朋友是诗人，曾为他1603年的第一部自传写诗题献，在那首诗中，那位诗人称尚普兰矢志于“走得更远，传教，发现东方，不管是经由北方或南方，以抵达中国”。他的所有探险、结盟、战斗，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尚普兰湖岸，尚普兰冒生命危险射杀三名莫霍克族队长，就因为他想抵达中国。他要控制供应欧洲毛毡制造商所需毛皮的贸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得找出通往中国的路线。尼克雷的袍服是实现那梦想的工具，维米尔的帽子则是那追寻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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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普兰的伟大冒险当然没有成功。法国人从未能以搭独木舟横越加拿大的方式抵达中国。不管是成是败，他们的作为让东部林地的土著人死亡惨重。休伦人受害尤深。1630年代，一波波传染病通过欧洲人传入休伦联盟，1640年最为严重，恶性天花传播，使该联盟原有的两万五千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二。有些休伦人亟于保住自己部落免于灭绝，转而求助于1620年代就已开始进入休伦尼亚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教义。有些休伦人或许从耶稣会的基督教谦恭教义中得到慰藉，但那慰藉对于抵消另一个更具体的伤害没什么帮助——他们无力抵抗易洛魁人。1641年，法国人决定撤销禁卖火器给休伦人的规定——只同意卖给皈依基督教的休伦人——让这个部族能武装御敌，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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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夏、秋，几千名休伦人退到甜水海东南角的嗄霍恩朵岛（Gahoendoe）避难。约有四十八名法国传教士、工匠、军人加入他们。休伦人想在岛上某个内陆湖边缘扎营，法国人则决定在甜水海岸边建造远远就可见到的木栅，准备最后一次抵抗易洛魁人。为了纪念这最后的抵抗，嗄霍恩朵岛改成今日所知的名字——基督徒岛（Christi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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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最后抵抗的对象不是易洛魁战士，而是饥饿。这个岛面积太小，猎物不足以喂饱那么多难民，而且他们所种的玉米成熟得太晚。随着冬天渐渐降临，他们所能捕到的鱼和从更北方的部族所买到的六百蒲式耳[13]橡实，已经不足以喂饱所有的人，饥荒随之降临。受害最大的是孩童。有个走访难民村的耶稣会传教士，说到有个乳房松垂的母亲，看着自己小孩“一个接一个死在自己怀里，连把他们丢人墓穴的力气都没有”。他那赚人热泪的描述点出那年冬天苦难的深重，但所言并不尽属实。大约三十年前，有一组考古学家和土著人助理挖掘了那个遗址，在村子旁边的沙质土壤里挖出几具死于营养不良的人的骨骸，而那些遗骸都经过细心埋葬。挖掘完毕之后，他们将遗骨同样细心地放回原处，让幼小的落叶树林收回那一地方，以后将无人知道那些墓的所在位置，没有人会再来打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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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快结束时，数百名休伦人决定冒险越过结冰的湖面，向在大陆地区巡逻的易洛魁人投降，但湖面的冰禁不住他们的重量而塌陷，许多人溺死。其他人等待冰雪融化，然后分路逃命。一组人消失于北方内陆，另一组人护送法国人回到魁北克。他们的后裔温达特人如今仍居住于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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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大的山毛榉、桦树林，已盖住基督徒岛上最后一个休伦人村落的遗址。除非你碰巧知道村落的所在，否则是绝对找不到的。如今，基督徒岛已辟为奥吉布韦人（Ojibwe）保留区。我在岛上待了几个夏天，每次走在那曲折绕过孩童埋骨处而树影斑驳的小径上，总会回想起1649、1650年之交那个饥饿的冬天，惊叹于历史的大网将那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与17世纪出现的全球贸易、征服网络绑在一起。那些孩子是那段历史里失落的环节，是拼命寻找通往中国之路、为支持这寻找活动而寻找财源的欧洲人雄心之下遭人遗忘的受害者，是将维米尔的帽子放在那位军官头上那出历史剧里渺小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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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幅地图呈现新成立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沿海一半国土，以西方为地图的上方。最初由代尔夫特一地以绘制地图为业的范·伯肯罗德（van Berckenrode）家族绘制，1620年刚过不久，由阿姆斯特丹最负盛名的商用地图绘制师威廉·布劳出版。维米尔将这幅地图入画，或许是为影射或嘲弄荷兰先前的绘画传统：以地图之类代表世界的图像，来贬抑画中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庸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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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今天的加拿大，蒙塔涅人被称作“伊德鲁第一部族”（Idlu First Nation），这一名字也以罗马字母拼为Innu，意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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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贡昆（Algonquin）一词意为“亲戚”或“盟友”，过去指零散分布在今日魁北克、安大略两省境内的阿尔贡昆语族。与尚普兰结盟的是其中名叫Onontchataronons的一支，今日称作“小阿尔贡昆部族”（Petite Nation Algonqu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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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尚普兰一同战斗的休伦人是Arendarhonons，意为“岩石边的人”，为休伦联盟四个部族之一。“休伦”（Huron）一词似乎是法国人所创，作为Arendarhonon的简称。法国人认为该族人的发型类似野猪头上的毛（hure de sanglier），因此取名休伦。休伦人自称温达特人（Wendats），意为“岛民”，因为在其宇宙起源神话里，先民生活在悠游于宇宙之海的龟岛之上。如今，他们的后代，在魁北克称作Wendats，在奥克拉荷马称作Wyand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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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该世纪更晚时，易洛魁联盟扩张为六个部族，这六个部族如今居住在安大略省西南部。易洛魁人自称Rotinnonhsionni，意为“造屋者”（法国人将其改称为Hodénosaunee）。阿尔贡昆人称易洛魁人为Naadawe，意为“蛇”。莫霍克人自称Kanyenkehaka，意为“燧石地之人”。“莫霍克”一词是阿尔贡昆人对他们的蔑称，意为“吃活物者”，影射他们是“食人族”。法国人则称他们Anniehro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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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译注：即法国人口中的休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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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译注：法国旧货币，相当于一磅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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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取这地名的并不是尚普兰，而是那些嘲笑1669年罗内—罗比特·德·拉·萨勒（René-Robert de la Salle）欲找出通往中国的水路却无功而返的人。当年那些探险家无功而返，回到魁北克时，人称他们是“中国人”，而德·拉萨勒位于索圣路易的采邑，则改名拉辛纳，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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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注：关于这则谚语的来源及演变，可参考吴莉苇：《中国人的两只眼——从欧洲人将波斯谚语转化为中国传说看文化误读》[J].《世界历史》.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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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让·盖拉尔的1634年世界地图，《环宇水道测量图》（Carte Universelle Hydrographique），在哈德逊湾旁边加了如下批注：“1612年由英格兰人亨利·哈德逊所发现的大洋，据信从这里可通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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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尚普兰在其地图标出的这座湖乃是尼皮贡湖，只是位置标错。尼皮贡（Nipigon）是Ouinigipous的另一种说法。后来，这名字再度遭修改，用以指称马尼托巴的第一个大聚落：Winni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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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国人也称他们是Gens de Mer（海上民族）和Peuples Maritimes（沿海民族）。欲将他们与海水搭上关系的念头，强烈得无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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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译注：按英制，一蒲式耳合36.368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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