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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取这地名的并不是尚普兰，而是那些嘲笑1669年罗内—罗比特·德·拉·萨勒（René-Robert de la Salle）欲找出通往中国的水路却无功而返的人。当年那些探险家无功而返，回到魁北克时，人称他们是“中国人”，而德·拉萨勒位于索圣路易的采邑，则改名拉辛纳，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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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注：关于这则谚语的来源及演变，可参考吴莉苇：《中国人的两只眼——从欧洲人将波斯谚语转化为中国传说看文化误读》[J].《世界历史》.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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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让·盖拉尔的1634年世界地图，《环宇水道测量图》（Carte Universelle Hydrographique），在哈德逊湾旁边加了如下批注：“1612年由英格兰人亨利·哈德逊所发现的大洋，据信从这里可通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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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尚普兰在其地图标出的这座湖乃是尼皮贡湖，只是位置标错。尼皮贡（Nipigon）是Ouinigipous的另一种说法。后来，这名字再度遭修改，用以指称马尼托巴的第一个大聚落：Winni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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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国人也称他们是Gens de Mer（海上民族）和Peuples Maritimes（沿海民族）。欲将他们与海水搭上关系的念头，强烈得无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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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译注：按英制，一蒲式耳合36.368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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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三章 一盘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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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Young Woman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彩图3），约略与《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绘于同时。我们看到同样的楼上房间、同样的桌椅，甚至穿同样衣服的同一个女人，我想那应该又是以他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为模特儿绘成的。两幅画中女子的动作有异，但所要阐述的事大同小异：男女之间的追求示爱。在《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这件事明显无隐，我们看到男子正在追求女子。相对而言，《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只看到那女子。男子存在于画中，但不是具体的存在，而是在女子所读的信中。他在外地，可能在半个地球之外。她在窗边，就着阳光读信，但这一次，窗不只是半开，而是大大敞开。情郎离家在外，只能透过书信对她倾诉。情郎远在他乡，促使维米尔营造不同的氛围。在她聚精会神看着我们无缘看到的字句时，轻松交谈的明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内化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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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3 约翰内斯·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德勒斯登，古典大师画廊）。维米尔在楼上画室的窗边画了多幅作品，这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一幅。前景处的地毯和水果，显示他首次运用点描画法。约绘于16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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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如果说这两幅画展示的空间和主题相同，那么它们所展示的物品却有所不同。《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画面不凌乱，但画中的东西却较多，且那些东西的作用不只在营造视觉活动。为了平衡这些叫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维米尔让墙壁空无一物。空白但不是单调苍白，这无疑是西方艺术里质感最丰富的空墙之一。X光分析显示，维米尔最初让那面墙上挂了幅丘比特画像[后来他在《站在古键琴边的女士》（Lady Standing at the Virginals）用到这幅画像]，让观者知道她在看情书，但后来他决定不用这类明显的象征性暗示，而将它涂掉。为了让房间带有纵深和立体的感觉，他用了垂帘这项传统手法，一张帘子挂在敞开的窗子上，另一张则拉到前景处一侧，仿佛有人将它拉开，露出了这幅画（在画前挂上帘子，以保护画免受阳光晒坏和其他伤害，是过去常见的做法）。桌子盖了布，这次盖的是色彩艳丽的土耳其地毯——一如今日，这类地毯太值钱，舍不得铺在地上——而且地毯一端挤成一团，让画面显得生动有力。桌子中央的地毯上，有个状似那位军官的帽子而斜起摆放的东西，指向她情郎或丈夫可能去的更广大的世界。那是摆了一堆水果的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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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画时，目光会先投向那个少妇，但在维米尔那个时代，那只盘子大概会和那少妇争夺观者的目光。在当时，那样的盘子赏心悦目，但仍旧不常见，而且贵得并非人人都买得起。在那之前一二十年，中国瓷盘鲜少出现在荷兰绘画中，但那之后一二十年，中国瓷盘到处可见。1650年代那十年，正是中国瓷器在荷兰艺术里——一如在荷兰人生活里——赢得一席之地的年代。17世纪的荷兰画家将静物打造成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中国瓷器正是这种新流行的绘画体裁表现的一部分。画家挑选可差不多归为一类的东西（水果）或看来表现同一主题（腐败、虚华的象征）的东西，然后将之以赏心悦目的方式安排在桌子上。一只中国大瓷盘，正是可将较小的东西（例如水果）聚拢，杂乱摆放成堆，同时传达出动感的那种东西。画静物的难处，在于要让画面逼真到骗过观者的眼睛，让人以为那不是画。高明的画家可能在画里画上一只苍蝇，好像那苍蝇也上当受骗似的。以错视手法营造几可乱真的效果，正是维米尔绘画生涯里乐此不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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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塔莉娜前面桌上摆上那盘水果，用意在悦目，但维米尔用杂乱摆放的水果静物，传达她读远方——可能远自荷属东印度群岛——情郎来信而竭力想控制思绪时那种心情的混乱。她的姿态和举止显示她是冷静之人，但即使连她都无法稳住思绪。她前面滚出盘子的水果也是。当然，那全是安排和装模作样。情郎是虚构的，画中女人所拿的那张纸，上面很可能一个字都没有，而地毯、盘子、帘子全是刻意摆上。但那个世界确实存在，且是我们所追寻的。代尔夫特以生产精致陶器而著称，因此在绘于代尔夫特的画作中画上这只盘子，丝毫不显突兀。这只盘子将是一道门，透过这道门，我们将走出维米尔的画室，走上从代尔夫特通往中国的数条贸易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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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以南十六度，距西非沿岸两千公里处，一座火山岛孤悬于大西洋海面上。18世纪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将圣赫勒拿岛（St.Helena）并入大英帝国，然后在该岛背风面，当时叫教会湾（Church Bay，今詹姆斯敦湾）的地方，建造了詹姆斯敦（Jamestown）。这个岛最为人知之处，就是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遭英国放逐于此——漫长的英法争霸大戏在此画下句点，英国崛起为19世纪全球首要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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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占据圣赫勒拿岛之前，这个岛是所有国家船只从亚洲返回欧洲的在漫长航程途中停靠的小站。它正好位于将船只从好望角往北推送的东南信风的路线上，是船只和船员遭遇暴风、疾病折磨后休养生息的避难之地；是休息、修理、在最后一段返乡航程之前补给淡水的避风港。现代船舶不需这类岛屿，都是过圣赫勒拿而不入，使这个偏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如今只有观光客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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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年6月1日早上10点左右，教会湾里唯一的船只是一艘英格兰船——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皮尔”号（Pearle）。“皮尔”号在两周前就已入港，当时有一支船队从亚洲返回伦敦，“皮尔”号是那船队的六艘船之一。船队中还有一艘英格兰船“所罗门”号（Solomon），但另外四艘属于荷属东印度公司。17世纪时荷兰、英格兰时常交战，但双方的船长都乐于撇开歧见，结队航行，合力抵御他们真正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这六艘船在圣赫勒拿待了两星期，休息、整补，以便踏上返回欧洲的最后一段航程。但6月1日清晨船队起航时，“皮尔”号并未随队出发。该船抵达圣赫勒拿时，五十二名船员中已有一半挂病号，船队离港时，大部分病患依旧虚弱得无法干活。那天早上，船员仍然在把水桶装满清水，运上“皮尔”号。船长约翰·塔顿（John Tatton）别无选择，只得把启程时间延到隔天早上，希望能赶上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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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稍晚，其他五艘船已经离开，塔顿和船员正忙着准备出航事宜时，教会湾南端岬角外出现两艘葡萄牙大船的身影。那种大船是被称作克拉克（carrack）的大型武装商船，葡萄牙人建造来运送远洋货物。两艘武装商船已完成前往果阿（Goa）——印度西岸上的葡萄牙小殖民地——的处女航，载了大批胡椒要返回里斯本。这种武装商船是当时欧洲人所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塔顿心知“皮尔”号绝不是它们的对手。他知道不能硬碰硬，最保险的做法乃是赶紧逃到他们大炮的射程之外，于是立即扬帆，迅速离港。由于事起仓促，水桶和那一半生病的船员，都留在了岛上。但他不打算一走了之，而是别有计划。他拼命追那支英、荷船队，希望说服荷兰舰队司令扬·德里克松·拉姆（Jan Derickzson Lam）将船队调头，回教会湾夺下那两艘武装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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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后，“皮尔”号赶上拉姆的旗舰“阿姆斯特丹市徽”号（Wapen van Amsterdam）。拉姆“欣然同意，打信号指示船队跟进”，塔顿后来如此报告。但并非所有荷兰船都注意到他调头的命令。“万丹”号（Bantam）、“白狮”号（Witte Leeuw）调头跟来，但“佛利辛恩”号（Vlissingen）未收到信号，另一艘英格兰船“所罗门”号也是。拉姆未因此丧气。四艘对两艘，或许不如六艘对两艘那么有把握，但他的船队有奇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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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天半费力的逆风航行，由四艘船组成的英、荷船队返回到圣赫勒拿。葡萄牙人果然疏于防备，拉姆和塔顿的奇袭奏效。葡萄牙舰队舰长赫罗尼莫·德·阿尔梅达（Jeronymo de Almeida）想必看到“皮尔”号逃离，但不把那艘英格兰船放在心上。他没想到它会折返，也就未对此预作防备。他的旗舰“拿撒勒圣母”号（Nossa Senhora da Nazaré），整个船身横着面向大海，停锚于海湾内。“加尔默罗山圣母”号（Nossa Senhora do Monte da Carmo），与它并排靠拢停泊，被那艘更大的船堵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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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还来不及将武装商船调度为较有利于防御的位置，拉姆即发动攻击。他命“万丹”号和“白狮”号以葡萄牙人几乎无法开炮反击的角度，朝“拿撒勒圣母”号的船首、船尾驶去，然后命“市徽”号直直航向它。塔顿后来写道，拉姆应该试着谈判招降，但他似乎一心只想夺取。“太贪心了”，塔顿如此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