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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大举展开彻底地搜查。民兵搜起身来肆无忌惮，把船难幸存者身上所能找到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有些幸存者还是带了些许财物上岸，其中的大部分在受盘问时，把财物乖乖交出，但并非每个人如此。来自果阿的印度穆斯林商人伊斯梅尔（Ismaël）早已把外套脱下，塞进包里。那包引来一个民兵起疑，伊斯梅尔不肯交出，两人一番拉扯，包从他手中滑落，掉出六、七枚银比索。伊斯梅尔抗拒不从，使得那民兵怒不可遏，于是砍下伊斯梅尔的头，结束了这场争执。另一名来自果阿的印度商人布多（Budo）也和民兵起了类似的争执。一名民兵怀疑布多嘴里藏了东西，他们是正确的。几名民兵想掰开布多嘴巴时，布多从嘴里吐出两枚戒指，踢进沙里，藏了起来。失望的民兵一脸不在乎的模样，但是十分钟后，民兵从后面欺身而上，砍下布多的头，当做战利品高高地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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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丧命，则不是因为拒不交出财物。一名叫苏康萨巴（Suconsaba）的男子和一名在果阿附近出生的方济会平信徒[1]，在船搁浅时受了伤，上岸时已奄奄一息。那位西班牙耶稣会士亚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事后写了回忆录记述“吉亚”号船难事件，根据他的记述，“我们有几个人怀疑，那两人遭中国人砍头时还没死。”有个叫马斯马穆特·甘普提（Masmamut Ganpti）的男子，可能是船主龚萨拉·费雷拉（Gonçal Ferreira）的奴隶。他安全上岸，但是为了保护主人不让民兵抢走他的衣服而和民兵发生冲突。中国人愤而抓住甘普提，砍断他双手双脚，以示惩罚，然后砍掉他的头。拉斯·科特斯称甘普提是“摩尔水手”、“英勇的黑人”，“没给中国人一点动手的借口，就莫名其妙地”丧命。费雷拉的另一名仆人也遭到同样的下场，但不是因为抗拒民兵，而是因为后来中国人押着幸存者走向内陆时，身子太弱赶不上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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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遭溺死、杀死的人，包括摩尔人、黑人、果阿人、南亚穆斯林、土生葡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奴隶、他加禄人、日本人[2]。这份罹难名单详细说明了“吉亚”号上乘客的种族、民族出身的多元。船上葡萄牙人有九十一人，其中有些人生在澳门或在澳门居住、工作，其他人则来自散布全球各地——从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到果阿、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船上其他的欧洲人就只是六名西班牙人。西葡两国的联合协议，禁止各自的船只搭载对方的国民，但碰上有此需要时，特别是涉及神父或从事传教的天主教平信徒时，这项协议就给搁到一旁。那六名西班牙人就是因这一身份而上了葡萄牙的“吉亚”号，其中有一人远从墨西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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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名单中，欧洲人只占将近一半。船上的第二大族群是六十九名日本人。澳门的葡萄牙人雇佣了许多日本人，通过他们处理与中国人的生意往来。他们会写汉字，因而谈起生意协议的细节时，比葡萄牙人更能和中国人沟通。他们的肤色、五官，也使他们比欧洲人更便于在中国人之间走动，甚至有时溜进内陆而不会被发现，而这是葡萄牙人绝不可能办到的。拉斯·特科斯认识其中一名日本人，是个天主教神父，名叫米格尔·松田（Miguel Matsuda）。他就是那个挨了火绳枪一弹，结果弹丸卡在衣服上，奇迹似的毫发无伤的男子。松田因皈依基督教而在1614年遭日本政府驱逐到菲律宾，在马尼拉跟着耶稣会传教士学习，最终成为神父。他打算到澳门，搭葡萄牙船返回长崎，偷偷溜回国传布基督福音。那是一趟危险的任务，到了日本，松田难逃被捕、处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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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日本人之后的第三大族群，则是伊斯梅尔、布多所属的那个族群：来自印度果阿这个葡萄牙殖民地的三十四名穆斯林商人，其中两人有妻子同行。最后，拉斯·科特斯提到“来自马尼拉附近的印度人（他加禄人）”、摩尔人、黑人、犹太人，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未交代这些族群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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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号乘客的多元民族组成，说明了当时有哪些人通过葡萄牙船运事业所维持的贸易网在迁移。若非拉斯·科特斯费心写下船难报告，若非他的手稿在大英图书馆保存下来，我们不会知道“吉亚”号竟搭载了如此形形色色的种族。该船的船主和船长是葡萄牙人，但乘客却是来自许多国家，最东远自墨西哥，最西远自加纳利群岛。因此，通过拉斯·科特斯的回忆录，我们知道我们所认定为“葡萄牙船”的船只，船上的人不尽然全是葡萄牙人，而是简直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吉亚”号并非特例，因为其他文献也指出同样的事实。最后一艘顺利抵达日本的葡萄牙商船（1638年），船上有九十名葡萄牙人和一百五十名“欧亚混血儿、黑人、有色人种”（引自另一份文献）。欧洲船或许主宰了17世纪的海上航路，但船上的欧洲人还没有占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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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各色人种泅水上岸，岸上村民大为惊异。从村民的反应，拉斯·科特斯推断，他们“从没看过外国人或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猜“他们之中没有人去过其他国家，大部分人从未离开家乡”。那天早上在岸上相遇的两个世界，分处于17世纪全球化体验光谱的两个极端：一端的人，一生只活在自己的文化藩篱内；另一端的人，则每日跨越文化藩篱，不断和不同出身、肤色、语言、习惯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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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村民看到欧洲人时作何反应，无文献可以说明，因而，只能以来自其他情境的描述填补这一空白。有个中国作家如此描述来到澳门的西班牙商人：“其人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卷发赤须。好经商，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衣服华洁。”然后，这位作者竭尽所能将那些欧洲人纳进他所熟悉的历史。那些人来自中国人所谓的“大西（欧洲）”，而“大西”在比“小西（印度）”更远的地方，因此他们必定和印度有所关联。这位作家或许听过某些基督教教义，因为他接着表示，西班牙人想必原是佛教徒，但后来失去佛教徒身份，这时，在宗教上，只能接触到邪恶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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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人叫他们好奇，黑人则让他们震惊。“我们的黑人特别吸引他们注意，”拉斯·科特斯写道，“他们看到黑人洗过身子后，没有变得比较白，每次看，每次都惊讶。”（拉斯·科特斯旅行时带着一名黑仆，这会不会也显露了他自己的偏见呢？）当时的中国人以几种名称称呼黑人。中国人有时把外国人称作“鬼”，因此黑人就被直接称作“黑鬼”。中国人也用一千年前指称黑皮肤印度人的字眼，称他们为“昆仑奴”。印度位在中国昆仑山脉的另一头，因此得名。那位碰上古玩商拿着所谓的中国古瓷上门，却识破那不是中国之物的嘉兴收藏家李日华从没见过黑人，但在他的日记里，他说人称他们是“卢亭”（该词的源头已不可考），甚通水性，因而渔民用他们来把鱼引入渔网。有人告诉李日华，在华南，每户渔家都有一名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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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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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鬼”凹雕版画，作澳门葡萄牙人奴仆打扮，出自1586年蔡汝贤所著《东夷图说》。黑鬼是当时中国人对黑人的称呼。蔡汝贤曾任广东布政司。这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绘制的非洲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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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中国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描述则比较可靠些。他形容澳门的黑人“满身如漆，止余二眼白耳”。他说他们行径可怕：“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主人或令自刎其首，彼即刎，不思当刎与不当刎也。其性带刀好杀，主人出，令其守门，即水火至死不去，他人稍动其扃钥则杀之，毋论盗也。”有人轻推门，不管是否有行窃之意，黑人都会将其杀害。王士性还提到他们的水下功夫了得，与李日华的说法正相呼应。“又能善没，以绳系腰入水取物。”他关于他们的最后一项记载，乃是他们奇货可居。“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这价码很可能让他的读者咋舌，因为那笔钱可买十五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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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周游中国大地，考察包括澳门在内中国好几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色，予以翔实记录，因此有了上述有关黑人的记述。李日华记下黑人之事，则出于别的目的——为了阐明他以下的信念：“天地间奇事皆随时幻出，原无定数可以验矣。”李日华认识到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传统的知识范畴已无法尽诠世上的所有事物，为了理解17世纪进入中国人世界的新奇事物，可能需要新的范畴。让人感到遗憾甚至可笑的是，这个知识有很大部分来自道听途说。李日华笔下的荷兰人——“其人红发黑脸，脚板长二尺余”——描述的是对外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而非可称作有用知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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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俘的头几日，苦不堪言。那位军官无意宽大，只希望基于职务羁押他们的期限一到，就把他们送走，以免夜长梦多，引来上司找碴。于是期限一到，就把他们押送到唤做靖海所的要塞——那段海岸线上诸多有城墙围护的海防哨站之一。要塞指挥官审问了他们，但因为没有翻译，问不出什么东西。他也认为，与其一时仁慈，后来出纰漏，要自己担责任，还不如往最坏打算更加保险，因此对于他们自称正派商人，他置若罔闻，反倒认定他们是海盗，把他们当海盗看待。他把这些人再往上送给潮州府处理，潮州府官员仔细盘问了他们和那位靖海指挥官几天。府里同样没有翻译，但几天后，潮州官员找到一名曾在澳门工作过的中国人，那人懂一些葡萄牙语，基本翻译还应付得来。叫众人意外的是，那个人认出其中一名澳门商人——在葡萄牙出生的安东尼奥·维埃加斯（António Viegas）。几年前那个商人曾卖丁香给他。然后，有一名军官主动站出来，他曾在马尼拉做过补鞋匠，懂一些西班牙语，可以替那些西班牙人翻译。（他颇为坦然地承认自己的职业，让拉斯·科特斯感到吃惊。因为西班牙人认为补鞋是低下的工作，非有必要，不会承认自己有这么一段不光彩的过去）。补鞋匠改行的那位军官很有恻隐之心，低调地为那些外国人斡旋，改善他们的处境。潮州府官员还找到一名曾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圈里做过事、而且娶了日本女子的男子，替“吉亚”号上的日本乘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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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要塞指挥官在潮州府上司面前，陈述了他认为他们是海盗的理由。他说那些外国人先动手，像海盗一般攻击民兵并拒捕，过了一整天才束手就擒。他们还带了银子上岸，埋藏起来以备日后使用。这么多国籍的人凑在一块，绝不可能干好事，绝对是结伙打劫的一群亡命之徒。他们之中有两三人是金发白肤，清楚表明他们之中有红毛。最后，毋庸置疑的是，那群人里有许多日本人，而日本人是绝对不准上岸的。间接证据表明，那些人是海盗，要塞指挥官制敌机先，在他们还未造成危害前就先逮捕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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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潮州府官员想听听那些幸存者怎么说，特别是在隐藏银子这件事上。官员问名叫刘易斯·德·安古洛（Luis de Ángulo）的葡萄牙神父，是否有中国人抢走他的银子。神父表示，抓住他的那名民兵抢走他放在衣服里的五十比索。这话一出且翻成中文，在场的靖海士兵立即全部跪下，激动地辩解他们没人干过那种事，因为在执勤时窃取俘虏财物属于重罪。这时，所有翻译请求退下。他们知道，再说出真相的话，靖海士兵会怎么对付他们。让官府怀疑要塞司令的说辞就已足够，而随着接下来的讯问又道出其他的盗窃罪行，官员更为存疑。侦察方向跟着转向，换成靖海指挥官接受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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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涉及外国人的事务，府级官员都无法作出最后裁夺，而必须转呈广东省府，由省府裁定是否释放拉斯·科特斯等人到澳门。整件事拖了一年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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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外国人出现于沿海而忧虑不安的，不只有渔民或负责保护海岸防杜走私、海盗侵扰的官员而已。卢兆龙是读过许多书的广东上层人士，在官僚体系里层层上爬，1620年当上中央政府的礼科给事中一职。他是香山县人，而澳门就位于该县境内。没有理由认定他知道“吉亚”号搁浅事件，但那是桩涉外事故，应该会有报告送到朝廷。不管怎样，卢兆龙时时关注家乡香山县的动态，即使那只是基于维护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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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出现这么多外国人，让卢兆龙大为不安。还有更多的中国人非常乐于和那些海盗——特别是和红毛——从事以物易物的交易，也让他不安。事实上，中国人对那些人所知甚少。逐日记载的官修史料《明实录》对“和兰（荷兰）”这个国家最早的记述，出现在1623年夏天的一条记载，说“又其志不过贪汉财务耳”，但朝廷官员认为红毛是盘踞沿海的另一股无法控制的势力而为此忧心忡忡。有些官员（例如卢兆龙）希望所有外国人——不只红毛——全消失于中国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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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就外国人之事四度上疏崇祯皇帝，第一次上疏是在1630年6月，也就是“吉亚”号船难的五年之后。当时，为了国家真正大患究竟在南疆还是北疆的外交政策问题，朝廷官员争辩不休。谁对明朝威胁更大：是华南沿海的欧洲商人和日本商人？还是北部边界上的蒙古、通古斯战士？这是朝廷屡屡碰到的难题，而其答案决定了兵力将部署于哪一方。晚近，南北疆的情势发展使这个问题的回答更为迫切。北方的民族——不久后将取名满族——已拿下长城外的大部分地区，这时更是恣意越过长城，入关劫掠。东南沿海则正遭红毛、澳夷、倭寇的骚扰。中国沿海没有长城可供明军倚为屏障，只有无险可守的开阔海岸。沿海许多地区不利大船靠岸，但有足够多的岛岸泊地，供来自大西洋的船只前来和中国商人通商，把中国的对外通商规定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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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认定，中国的大患在南疆而非北疆。礼科给事中的职责在于监督礼部，而礼部是明廷负责处理对外关系的部门。基于职务关系，他知道南疆的情势。1620年代期间，礼部看待澳门葡萄牙人及其耶稣会传教士的态度常倾向于包容，对此卢兆龙感到不安。在上给崇祯皇帝那四疏的第一疏中，卢兆龙劝谏皇帝勿与澳门的外国人有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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