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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卢兆龙将其矛头指向徐光启的命门——信仰基督教——以对徐光启做人身攻击，强化自己要求的正当性。“澳夷专习天主教”，他在就此事第一次上奏时如此批评。“其说幽渺，最易惑世诬民。”此外，他提及基督邪教已在中国几个地方出现的例子。这项指控的用意不只在忧心三百名葡兵会有何等不当的行为，还在对于外国人会如何腐化中国文化的核心信念，表达了更深层的焦虑。卢兆龙甚至暗指，外国宗教可能使中国人不再相信皇朝威权。近年来京畿地区已有白莲教活跃，该教派更会一度在北京城内煽起暴动。难道神秘的基督教信众就不会闹出同样的乱子？更有甚者，中国基督教徒秘密勾结外国人，也就是与澳门有联系，谁晓得那些联系会招来什么后果？“（臣）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卢兆龙坚定地表示，想知道皇上为何会听像徐光启这样爱天主教义更甚于儒家学说之人的话。“又（徐光启）鳃鳃然为澳夷计保全，谋久远，何其深且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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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的弱点还不只皈依基督教一事，他与澳门的关系也是一个。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盘踞澳门，居心叵测，这份不安乃是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所有不满的主轴。1616年南京教难，礼部侍郎沈榷将高一志（Alfonso Vagnoni）、曾德昭（Alvaro Semedo）两位传教士驱逐出境，就是那份不安作祟使然。他们两人被遣送回澳门，据曾德昭日后记述此事的英文译本所载，他们“被关在非常窄小的木笼（就是中国用来移送死刑犯所用的笼子）中押送，颈绕铁链，双手上铐，头发长长垂下，一身古怪打扮，用以表示他们是化外的蛮夷之人”。曾德昭以第三人称描写他自己和高一志，称“两位神父被以如此方式押送，发出无法形容的声响，那是神父用他们的脚镣手铐发出的声响。在他们前面，有人捧着三块牌子，上面以斗大的字写着皇帝的口谕，禁止一切人等与他们通商或交谈。他们就是这样离开南京”。他们关在木笼里，三十天后押送到南方的广东，再遣送澳门。押送者严厉警告，要他们回欧洲去，绝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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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是1616年唯一为这两位耶稣会士仗义直书的人，但那时他也劝诫另一位传教士，提醒他耶稣会士应注意不要让自己与澳门的往来关系曝光。他强调全中国的人都怕葡萄牙人，而澳门是叫中国人不安的地方。心怀敌意的官员认为，澳门不是正正当当的贸易站，而是葡萄牙人刺探天朝的基地，葡萄牙细作从澳门渗入中国，煽动内部宗教动乱，诱使百姓走私、叛国。传教士被视为该组织的奸细。因此，沈榷才会指控曾德昭、高一志是“佛郎机之爪牙”。南京礼部所发出的报告正呼应这说法。澳门是耶稣会士往返外地的根据地，是让他们得以通行世界各地的港口，是礼部所认定高一志每年借以收到六百两白银，供应中国境内传教开销的渠道（礼部后来将金额向下修改为一百二十两）。南京监察御史在三个月后发出的报告指称，澳门不只是外国人贸易的基地，也是葡萄牙人侵犯中国主权的基地。耶稣会士最终理解到自己与澳门的关系不利于他们在中国活动，但他们不能和那个殖民地一刀两断。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不能没有澳门支持。和澳门切断关系，就等于是切掉让传教活动得以维持的组织支持和资金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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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坚持红毛和澳夷是两回事，他的耶稣会友人大概也会要他这么说。澳夷支持他们传教，提供据以派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基地。如果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拿下澳门，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就要画下句号。与耶稣会为友、为敌者，必然也与徐光启为友、为敌。卢兆龙始终坚信外国人不可靠，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一样。“礼臣徐光启随具闻言内省一疏，娓娓数百言，”卢兆龙指责，“其大旨若为红夷澳夷分顺逆。”徐光启必须作此区分，反击葡萄牙神父和荷兰海盗为一丘之貉的指控，以保护自己与耶稣会士的往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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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深切了解自己与澳门的关系乃是他们传教成败的关键。1632年，陆若汉结束率炮手进京的任务，回到澳门[5]。次年，他发了封信回欧洲，给耶稣会会长。信中他力陈务必保护该殖民地和其名声，“因为攸关大人所辖两个印度（东印度和西印度，西印度指的是葡萄牙在南美洲，即今天巴西境内所拥有的殖民地）之存亡的贸易活动，还有将中国、日本、交趾支那[6]、东京[7]和其他国家纳入我们圣教旗下的传教事业，都有赖于澳门一地”。澳门是耶稣会在东方传教事业的财务中心和战略中枢。陆若汉的陈述与南京礼部的声明居然极其相似。“澳门城是子民和做弥撒、世俗供养所需的所有物资进入这些国家的狭窄入口。”陆若汉的信要是落入卢兆龙之手，大概会使他更合理地怀疑澳门是外国势力渗透中国的滩头堡。他若是得知1617年被关在木笼里押送出境的两名神父无视中国法令，在1630年代又进入中国内地，把他们可疑的教义灌输给中国百姓，那么他大概会就此坚信，澳门可能危害王朝威权的忧虑诚属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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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资金收集调度中心，因此写下“吉亚”号船难事件始末的耶稣会士拉斯·科特斯会从马尼拉前往澳门，而在途中遇上那次船难。拉斯·科特斯在回忆录中只提及他在澳门有买卖要做，并未进一步交代细节。他终于抵达澳门时，与他做那买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陆若汉。他们做的是什么买卖呢？拉斯·科特斯没说，但是两个月不到，他又搭上另一艘船回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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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航时，拉斯·科特斯运气又不佳，遇上暴风雨。结队穿越南海的五艘船，有一艘没抵达马尼拉。在回忆录中，拉斯·科特斯为失去那艘船的船货而极为忧心，他指出那批船货里包括在澳门用三十万比索买进的中国丝织品。那些是华丽的锦缎和轻如羽毛的薄纱，有着让人目眩神移的多样色彩，是欧洲人织不出或在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织物，但拉斯·科特斯在意的，不是那些丝织品的美，而是其价格。“如果考虑到它在马尼拉所能卖得的价钱，”他如此写到那批失去的船货，“那么，无疑得再加上二十万比索，也就是说损失高达五十万比索。”他将在中国长达一年的冒险事迹写成回忆录，然后在书中郑重估算那批船货的损失，因而，那估算得失的行为所传达的意义，颇值得我们推敲。那批失去的船货或许正显露拉斯·科特斯自己前往澳门的目的：买进中国丝织品，供耶稣会运到马尼拉转卖牟利，然后以所得供应他们在马尼拉传教的开销。或许那也告诉我们，他乘“吉亚”号到澳门时，带了一批白银前去购买丝织品。如果那批遗失的丝织品是耶稣会的资产，拉斯·科特斯前赴澳门的这趟任务，不管去或回都蒙受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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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号偏离航道，在中国沿岸搁浅，使船货货主蒙受重大损失，但船上的人所吃的苦头，也不遑多让。乘客和船员在广东待了一年，整件事才裁夺定案。审议工作由广东按察史主持，按察史一职包含该省检察总长和省长的职责。拉斯·科特斯未写下该按察史的名字，但很可能是潘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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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潘润民刚接广东按察史一职，再过几个月，就会调升他处，但“吉亚”号船难事件发生时，他很可能仍在广东。今人对潘润民所知甚少，只知他来自西南内陆的贵州。贵州是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少数人能得到当官所需的教育，那里的“外人”就只有生活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拉斯·科特斯可能是潘氏所第一个打交道的欧洲人。这位耶稣会士察觉到，潘润民对外国人好奇，很留心注意小地方。事实上，比起调查这个案子，他似乎更感兴趣于了解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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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的调查行动，从仔细检查船难生还者开始，检查之仔细，甚至到了为查明他们是否会遭强逼赶路而检视赤脚者脚底的地步。不久，他就掌握充分证据，确认这些外国人曾遭他辖下军官虐待。他传唤靖海要塞指挥官前来讯问。要塞指挥官坚持他在潮州的说法：这些人是红毛和倭寇，而非他们所说来自马尼拉、澳门的正当生意人，他的手下因此将之逮捕。有些人或许受了伤，但那些是船难发生那天，还未被他拘捕之前就受的伤，而不是他造成的。要塞指挥官促请按察史把重点放在主要问题上，也就是船难幸存者乃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其中包括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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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拉斯·科特斯对他们受审情形的描述，潘润民想知道是否有船货跟着外国人一起上岸。如果有，那批货将被视为违禁品，而凡是经手那些东西的中国人，都将犯了走私罪。（诚如卢兆龙友人广东府推官颜俊彦记载的某个涉及广东士兵与荷兰商人非法贸易的案子时指出，外国船上的人不得将货物带上岸，岸上的人不得上船收取货物。）靖海要塞指挥官坚称，船难幸存者除了身上穿戴的，没带任何东西上岸。他坚称“吉亚”号未载有白银，坚称他手下的人没有抢那些外国人的财物。潘润民审判经验老到，知道那很可能是胡诌，但他没有证据反驳，不得不放弃从他手下问出真相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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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转而找上拉斯·科特斯。他事先想好一串有助于厘清真相的问题并讯问他。不久他就断定拉斯科特斯比他自己辖下军官更为可信，认定那些外国人的确曾遭不当对待，那艘船的确载有白银，并且曾有人阻止白银主人找回那些白银，其中有些白银后来也被打捞上岸。潘润民很想替那些外国人讨回公道，但心知要塞指挥官不会提出有关白银已被抢走的证据，他束手无策。然后他转而问起斩首之事，证物——甘普提等人的人头——就摆在衙门的一排篓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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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摆了一些人头，你可有看到靖海的哪个人，杀死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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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拉斯科特斯以坚定口吻说，“我们看到他们砍了我们之中七个人的头，但我无法断定他们是在这七个人还活着时还是死了之后砍下他们的头，无法断定他们死于溺水，死于冻馁，还是死于船难时所受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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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想查明是否有外国人死于中国人之手，但拉斯·科特斯选择含糊以对。他推测若指控靖海官兵杀人，除了让自己更晚才能脱身以外，毫无益处。潘润民似乎也理解拉斯·科特斯作此证词的用意：同意认赔了事，了结此案，让每个人尽早回家。只有那些已无法开口作证的人头，他不得不以“死者不能复生”的老词，驳回杀人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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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失踪的问题，也必须以同样方式模糊处理。诚如颜俊彦在另一案所提及，外国船所带的白银可多达万两，但在此案中，未有哪一方宣告遗失或取得任何白银。潘润民不得不将此事草草处理，在裁决时宣布，因无法断定白银是否有找回，该船所载白银视同遗失海中。潘润民也不愿谕令靖海官兵赔偿船难者的损失，并且表示就这么几个欧洲人，似乎不可能拥有大量白银。这项说法认定，用于贸易的白银属个人所有，而非公司所有。这若不是牵强的搪塞之词，替自己无所作为找的借口，那就说明了潘润民对于对外通商的认识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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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润民受了骗？我想不是。根据拉斯·科特斯的记述，他似乎清楚知道整件事的是非曲直，甚至更清楚知道，因为没有证据来自三百五十公里外的犯案现场，他无权起诉。他只得裁定，船难生还者来到中国纯因意外，而非蓄意，他们不是海盗，应准予他们返回澳门，就此结案。所有指控遭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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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笔下那位冷静的地理学家，人在万里之外，不可能亲耳听到潘润民审案时庭上的那些论点，就算是听到，也不可能认同那些论点。他不是饱受海盗威胁的沿海村民；他不需要害怕海洋，因为他的同胞掌控了海洋；他对荷属东印度公司商人航行海外所赚得的利润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乃是那些商人所带回的信息：他将那些信息收集、分析、综合成一张张海图、地图，商人则拿那些海图、地图用在当时已更为人了解的更广大的世界上。那新取得的地理知识如果不管用，则再收集更新的知识，纳入地图之中。17世纪地理学家的职责，就是积极投入这不断循环往复的反馈、修正过程。在那地理学家上方，那颗地球仪球面上的涡卷图案里，洪迪乌斯要求的正是这个。那些从事“频繁考察活动，每天（前往）世界各地”的人，是否愿意将那些地方的所在位置回馈给他，好让他制出比他们面前那颗地球仪更准确的新版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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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反馈机制（这涉及颇为大量的借用甚至直接盗用他人的成果），欧洲的地图绘制员在17世纪不断修正自己的地图。新知识取代旧知识，再被更新的、更让人觉得准确的知识取代。这个过程未必不出差错：许多北美地图，在明知不可能找到横贯大陆的东西向水路之后，仍久久未拿掉那条横跨大陆的水道。但在这过程中，地图不断修正，日趋精细，渐渐填补世界地图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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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空白——非洲内陆、中太平洋、北美洲最北端、南北两极不肯屈服于这个知识搜集过程。于是以填补这些空白为志向的探险家应运而生。而他们这么做，往往就只是为了探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而非因为有人需要那知识。商人所需要的乃是海上航行路线的精确信息，以降低船难风险，让船只能更快往返，进而提升资金周转率。但这不是维米尔的《地理学家》所表达的。列文虎克是以科学家，而非生意人的身份入画。但没有像他那种将一生精力用于积累有用知识的学者，商人不会有地图可用。知识与取得货物这两股动力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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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理学家，处境则不同。中国没有回馈机制，而且几无改变现状的动力。即使真能从沿海水手获得海外地理的知识，中国学者也往往对那些知识兴趣不大。地理学家张燮是个异数，他编纂《东西洋考》时，特地请教去过东南亚海域的水手。一如他在该书凡例里所述，“集中所载，皆贾舶所之”。张燮痛恶那些写历史时只知重复老掉牙的数据，而忽略晚近演变的学者。这种人使无知继续存于世界，未能开启新知。他的目标则是记录晚近的情势，包括红毛夷的情势，因为那些情势眼下正影响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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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未对那些实际四处旅行的人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持平来说，读者也不会认为这部著作该有重大影响。据另一位作序者所述，书中的资料乃是“续埤史之丛”，而非供张燮当时的水手、商人所用。他不是为了那些人写此书，而是为了其他像他那样的学者——认定这辈子不会出海外，只想更了解海外世界的学者。张燮知道，这时候的中国人对于“吉亚”号之类的船只出现在中国沿海，应该不觉意外，但若是思想较守旧的读者，大概会觉得那想法太过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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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在中国主持传教工作直到1610年去世。他热心引介欧洲人对自然世界的知识，因为他认定这会令中国人心生佩服，从而有助于让中国人相信基督教义。除了通过地图之外，他还能以哪种方式更清楚地呈现新地理知识呢？那时欧洲人所绘的世界地图以好几种形式呈现，利玛窦复制了那几种地图，并予以修订，加上中文地名和解说，冀望这能让他遇见的学者眼睛为之一亮，从而生起探究之意。晚明的中国人喜欢地图。商用壁挂图在中国没有像在荷兰那么受欢迎，但也有存在，并且也会被悬挂出来。中国人看着欧洲人所绘地图时，不清楚该如何应对地图所提供的信息，因为大部分人欠缺可据以和利玛窦的地图互动的那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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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喜欢利玛窦的地图，因为他相信欧洲人的地圆说，深信地图比文字解释能更有力地传达那一观念。利玛窦所带来的欧洲世界地图，也为其他学者所采用，因为当时的两部大型百科全书，章潢所编的《图书编》和王圻所编的《三才图会》都收录了它们。章潢欣然指出，“亦可以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也”。这些地图通过通俗百科全书而问世，本有可能引发反馈循环效应，促使中国读者拿着地图走出去，验证所得的知识。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些地图没像在欧洲那样，得到进一步的修正、扩展，以新版地图问世，也未能动摇传统的宇宙观。问题纯粹在于几乎没有中国水手有机会去验证、发展这一知识。没有中国商人环航地球，发现地球是圆的。将这个来自更广大世界的知识引进中国的全是外国人，而他们未必受到信任。因此，没有人像维米尔笔下的地理学家那样，希望或能够将源源不绝地来自外面世界的数据纳为己用，不断修正有人用得着的整套有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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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眼中，外在世界正以观念和器物的形式进入他们的生活，其中有些观念和器物可见于维米尔所绘的那间房间里。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外在世界仍在外面。外在世界或许进了徐光启的脑子；甚至潘润民也都意识到，从那些被外在世界丢进他牢里的人身上可学到东西。但只要靖海要塞指挥官和卢兆龙有发言权，而且的确发了言，外在世界就别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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