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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意为“尼科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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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抛弃美洲而抵达法国之后，petum这个词就跟着法国人重返人间。休伦联盟是美洲最主要的烟草商，但有个不属于该联盟的土著人部族，也种植烟草（petum）。法国人苦于不知如何称呼他们，于是叫他们pe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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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克在此描述某种雪茄：烟叶卷成扎实的管状，将其塞进壳子（pudding）里，然后抽其烟。抽烟这事，乃是德克幽默的一部分，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pudding是阳具的俚称。Trinidad则指称来自特立尼达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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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世纪时日本人弃烟管，改抽纸烟，随之不再用“烟”这个汉字指称烟草，但“烟”这个字仍保留在日本汉字的禁烟标志上：“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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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注：根据吴伟业《绥寇纪略》，圣火出于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即公元4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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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注：本段引文出自俞蛟《潮嘉风月记》一篇，陈琮将其选编在《烟草谱》之中。原文前有“友人姚春圃尝为余道”一句，故此处是姚讲述，而俞表示怀疑。作者均视作陈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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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六章 称量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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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画出《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已过了八年。在这段期间，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有大半时间都有孕在身。如果我没猜错，那两幅画中的女性果真是以她为模特儿而画成的话，那么，当维米尔画《持秤的女人》（Woman Holding a Balance，彩图6），她再度进丈夫的画室充当模特儿的时候，卡塔莉娜似乎又怀孕了。这时的卡塔莉娜看起来老了一些，三十出头的她，姿态或举止已不复少女模样，情感变得较为内敛。在前两幅画中，她沉浸在青春的昂扬里；如今她静静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一派从容。在这幅画里头，维米尔关上画室的下层百叶窗，让窗帘盖住上窗，遮住窗外大部分的光线，使房间变暗，以削弱他前几幅画里画室中那种跃然纸上的生气。卡塔莉娜拿着秤，一只手分毫不差地放在此画的焦点上，但是我们看画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她镇静自若、近乎面具般的脸，平静而专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目光或许会射向发出冷光的珍珠项链和随意披垂在珠宝盒边缘的发亮的金链，但最终还是会回到她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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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6 约翰内斯·维米尔，《持秤的女人》（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怀德纳收藏馆）。维米尔于约1664年绘成此画。画中人大概是以他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为模特儿绘成。这是维米尔创造力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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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画中唯一传达动感的东西，是挂在卡塔莉娜后面墙上那幅佛兰德斯风格的描绘最后审判的画。她的头和身躯上半，框在基督所预见的末日景象里，基督举起双臂，召唤死者复活接受他的审判。基督的圣座在她头顶正上方熠熠生辉，她两侧的凡人翘首向天，嚷着求救。相较于墙上绘画的生气勃勃和激烈动作，卡塔莉娜显得和那幅粗框油画旁边刷白的墙面一样平静、若无其事。那幅画中画的用意，在于将观者引向明辨是非这个主题。行事正派的人，必定像基督于末日审判时权衡善恶一般，小心权衡自己行为的得失。维米尔甚至还有意要我们观察卡塔莉娜的轻柔姿态，要我们从中想起替可怜的罪人求情，希望上帝让罪人也能进入天堂的圣母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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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审判的寓意明显可见。但我们暂且撇开画中人的象征意义不谈，把焦点转向那女子当下在做的事情。她拿着秤，准备称东西，但是称什么呢？这幅画一度被称作《称珍珠的女人》，但名称与内容不符。桌上有一两串珍珠没错，但那是随意搁在一旁的东西。没有单个的珍珠等着称重。桌上她唯一可能拿来称的东西，只有她左边靠近桌沿的硬币：四枚小金币和一枚大银币。这幅画画的是准备称钱的女子。当时的人会比我们更容易看出这个主题，因为那是当时荷兰画家很平常的作画主题。甚至，维米尔可能向他代尔夫特同乡画家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所画的一幅较没那么出色的画作，袭取了此画的主题乃至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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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年拍卖维米尔女婿的收藏时，维米尔的画作也在拍卖之列，当时，这幅画挂名《称金子的年轻女子》。拍卖清单列出的这个画名，使我们更逼近画的主题，因为gelt是“钱”的日耳曼语。称量硬币不是我们今日会做的事，但在17世纪，则是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一环。当时的金、银币较软，重量会随着使用而渐渐磨损、变轻。因此，细心的人家不得不称钱币的重量，以确认真正的价值。若有标准货币通行，这项工作就无关紧要，但当时还没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以荷兰盾作为计价的标准货币单位，但是在1660年代维米尔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在流通的并不是真正的荷兰盾，而只是达克特银币（ducat，一达克特重24.37克）。荷兰盾（重19.144克的纯银）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发行，但是在之后就为其他硬币——一些西班牙币和一些荷兰币——所取代。所幸，对于正在急速发展的商业经济而言，一种钱币为另一种钱币所取代，并不妨碍金钱的主要功能，即标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在这些计算中，唯一不变的乃是钱币中所含贵金属的价值，而非钱币的面值。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当时的中国，容许商人根据未经铸造的白银的重量设定价格。在荷兰共和国，每样商品都有以荷兰盾订定的价格——即使在没有荷兰盾流通的时候亦然——且购买商品时必须以钱币支付。1681年，管辖代尔夫特地区的荷兰省政府决定重新启用荷兰盾（价值改定为9.61克的纯银）。比荷兰盾大得多的达克特银币在尼德兰其他地方又继续流通了十年，最后整个共和国都改用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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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桌上那枚银币画得不够清楚，无法确认是哪种银币。后人推断此画创作于1664年，据此判断那比较可能是达克特，而非荷兰盾。大小是唯一可见的特征，借由审视钱币的大小，可确认这是不是达克特银币。它比旁边那几枚金币大得多。当时银币铸造成多种重量、多种面额，但流通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金币大部分是同一种，也就是达克特金币（重3.466克）。一枚达克特金币约值两枚达克特银币。银对金的比价约为十二比一，因此达克特金币的重量应该约是达克特银币的六分之一。这和摆在桌角那些金币、银币之间的大小差距，似乎约略相符，由此间接证明，卡塔莉娜那枚银币的确是达克特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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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兰货币有所了解，并未使我们偏离明辨是非这个贯穿此画的主题。那名女子在称量她的钱币，同时也在根据复活时等着她的上帝审判，权衡她自己的行为。没错，有些艺术家借由女子称量钱币这个形象来谴责时人对白银的执迷，而不只谴责追名逐利的罪恶。但那不是这幅画所要表达的。维米尔无意要我们谴责卡塔莉娜。他让她沐浴在光线之中，把她打造为可信任而有良心的人物。她是在处理钱，但她计算家中钱财一事，就和她身怀六甲所表示的繁衍后代一事同样地可敬。维米尔对此的立场是正面且肯定的，符合17世纪荷兰社会积聚财富这个新伦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成形，赚钱是美德，只要赚之有道即可。至少当时荷兰中产阶级对此信之不渝。就连画中的基督似乎都在肯定卡塔莉娜计算账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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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桌上那枚大银币，是我们进入17世纪中叶世界的下一道门。在那道门另一头的长廊尽头，我们将窥见当时最重要的全球性商品——白银。白银在当时的经济里扮演要角，凡是接触到白银的人，其生活都受它影响，包括卡塔莉娜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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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生活在日后所谓“白银世纪”的尾声，而白银世纪始于1570年左右。在那之前，从未有如此多的这种贵金属，通过旅人的行囊、牲畜、河船，还有最重要的，通过中国式帆船的货舱和不断往返于全球各海域的欧洲武装商船，四处流通。突然之间，流通于市面的白银多得前所未见；突然之间，每样东西都可以根据其相应于白银的价值来买卖。在17世纪中叶，有个英格兰作家说16、17世纪之交时，烟草的销售是“等重的烟草换等重的白银”，这种夸大说法乃是刻意要让一般人吃惊。用白银买东西，也可能被视为愚蠢至极的行为，一如托马斯·德克在1600年的一出剧作中，通过某个角色挖苦爱抽烟的人是“将大笔钱化成烟烧掉的蠢蛋”时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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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加诸全球的影响力，让真正思考这个现象的人不得其解。白银可用于装饰，但其实际用途有限。大部分人都想取得白银，但是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得到其他的东西。白银本身的价值完全是随意的，并无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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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卫道之士眼中，白银创造了财富的假象，而非财富本身。用明朝天主教徒徐光启的说法，白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关心人民福祉的君主，应关心人民是否丰衣足食、有足够的恒产，而不应关心人民是否有足够的白银。这个指导原则的缺陷在于它不适用于完全商业化的经济。如果每样东西都可以用白银买卖，那么白银就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与此相对，在局部商业化的经济里，一旦白银供应枯竭，或是物价因饥荒而飙高到一般人负担不起的话——这在17世纪时仍时常发生——白银就无用武之地了。而在17世纪，大部分人就置身在这样的经济里。一旦经济里有白银流通，不管是要购物或付税，大部分人除了用白银之外，别无选择。而欲取得白银，除了卖东西或劳力，也别无选择。白银变成必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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