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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布拉默是维米尔在世期间代尔夫特最资深的画家。1595年，布拉默生于代尔夫特，在法国、意大利习画十年，然后在1628年返乡，以出色画艺在画坛闯出名号。他也是优秀的素描艺术家：代尔夫特的瓷器绘师将他的素描转绘到代尔夫特精陶上。布拉默与维米尔家交好，有可能是通过维米尔的父亲建立的交情。维米尔父亲从事艺品买卖，可能卖过他的作品。有人认为，布拉默可能是维米尔在绘画上的启蒙老师。维米尔显然受过扎实的技巧训练，比他年长三十七岁的布拉默因此是这方面合理的人选。这位老画家即使没有真正教过维米尔，至少也是帮这位后生晚辈指点迷津的人生导师，因为维米尔二十三岁欲娶卡塔莉娜时，她母亲玛丽亚·廷斯不同意，维米尔于是请了两个人前去说项，其中一人就是布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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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默于1630年代末期画成《东方三博士来伯利恒之旅》，当时维米尔年纪还小。画里的中心人物是三博士，也就是我们所知的三位贤者，他们跟随三位天使朝伯利恒走去，其中嘉士柏（Caspar）、梅尔基奥尔（Melchior）徒步，位在明亮处，巴尔撒泽（Balthasar）骑在骆驼上，位在阴暗处。时为薄暮，三位天使拿着火把照路。三博士的随从队伍逶迤在身后，最后消失在阴暗处。三博士身穿毛皮衬里的高贵袍服，手捧金质容器，容器里有马太在福音书里提及的乳香和没药。唯一漏掉的元素是初生的耶稣。三贤者或许还未走到伯利恒，但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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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或画家阐述故事——特别是宗教故事——的时候，乃是从大量既有的这类故事中择一而发挥。就绘画来说，画家还必须选择故事里的一段，选择一个足以传达整个故事的情景来发挥。因此，布拉默决定呈现耶稣降生时，他要做许多选择。例如，他可以画《路加福音》中天使加百列出现在牧羊人前的故事，而不画《马太福音》中三博士来朝的故事；或者他画三博士时，可以沿用在马槽里献礼给耶稣这个较传统的场面，而不画他们带着礼物前来伯利恒途中的样子。布拉默得做好几个选择，于是，文艺复兴史学家理查德·特雷克斯勒（Richard Trexler）在探讨三博士崇拜史时一再追问的那个问题，就浮现我们眼前：后人讲述三博士的故事时，有什么东西正在这个讲述时期浮现或形成？因为“三博士故事”为那正浮现或形成的东西“提供了论述”。就布拉默来说，他选择描写三博士前来的途中，乃是想借此说明什么？或者，套用我在本书一再使用的探究方式，这画中的门在哪里，那些门通往怎样的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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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幅画里的门是那些人物。荷兰画家以伪东方通的写实风格描写圣经场景时，总不得不描绘其实不是荷兰人的人物。布拉默无意借由将圣经故事移入代尔夫特以达成写实，因此他必须以近东的细节装饰他笔下的人物。这些细节将引领他的观者回到圣经时代。在他的《东方三博士来伯利恒之旅》中，笔法最一致之处乃是头巾，头巾是设定圣经故事场景的标准老套工具。三博士都有头巾，但梅尔基奥尔已脱下头巾，松散拿在右手里。此外，巴尔撒泽的黑仆人和至少一名随从包了头巾。头巾让人同时联想起当代的近东和遥远的过去，将东方的现在和圣经时代的过去融而为一，营造出无须担心是否符合史实的混成面貌。布拉默利用衣服获致同样效果：几种非制式的教堂法衣合为一炉的样式；毛皮衬里的东方袍服；看似真实，但唤起遥远的时空间隔，把场景拉回到圣经时代，而不知属于何时何地之物的衣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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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袍服和头巾穿戴在人身上。欲探明布拉默绘制此画时所想表达的东西，不妨就从那些穿戴袍服和头巾的人着手。那是有多种出身背景的一群人，因一段旅程而聚在一块，迎向一个还未见到的结果。那一行人种族的多元，在非洲黑人巴尔撒泽的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神学论点早已接受巴尔撒泽可能是黑人的说法，但三王的形象描绘，到1440年代第一批非洲黑奴抵达里斯本时，才和这神学论点同步。欧洲艺术家立即转而将巴尔撒泽画成黑人模样（有些人甚至将先前绘画里的白种巴尔撒泽改涂成黑人）。在布拉默那幅画里，这位黑人博士看不清楚。他转过头去，并未看着我们。有个黑人仆人在骆驼旁边，但也不清楚——这可能反映代尔夫特没有黑人可供布拉默找来当模特儿。或许他得凭其在意大利见过非洲人的记忆，编造出这些人物的模样。至于另外两位博士，布拉默把脸色红润的嘉士柏画成彻彻底底的荷兰人模样（当时传统允许艺术家将其赞助者画成三博士之一，他是否沿用这一惯例？），但他把秃头蓄胡的梅尔基奥尔画成外国人模样，赋予他堪称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五官的相貌。照料马匹的那两名随从，相貌极似荷兰人，简直像出自伦布朗之手，但白皮肤的三位天使，则难以断定其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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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画时是否该注意这些细节？如果画家以假乱真的用意，只在让观者认为画中所呈现就是实际发生的，那么我们就不该去注意那些细节。写实主义画家最不愿见到的事，就是画出不符事实的人和事物，比如失真的人物，或是在该时空不可能会有的细节。这类细节扰乱观画经验，提醒观画者眼前所见只是一幅画。但凡是画——不只绘制拙劣的画——都离不开其诞生的时空环境。没有哪幅画能免于画中正在发生之事和画外的世界——说到头，就是画者和观画者所处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拉扯，而布拉默在世时，世界正发生的事，乃是不同民族前所未有的交混，因此他让画中的长途跋涉之旅呈现了多元文化的风貌。那场景或许是圣经时代的场景，但布拉默将那些人物一起呈现时，没有抛开他的社会经验和众所周知的知识。我们也无须抛开我们的社会经验和众所周知的知识，因此，我们在看此画时，理应注意其中人物的种族特征，理应怀疑我们所见画中人物的多元出身，可能正是布拉默在世时所感受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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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三博士图的表面目的，是歌颂基督降生受到承认，使观者更虔诚地信守那一事实。那是这类画作的首要意义。但三博士图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其在画家的生活时空中所具有的意义，而且第二个意义随着我们观者变换所处时空，寻找自己所能开启的门而不断在变动。这尤其适用于四百年前的画作。今日的艺术家不会以那种风格来描绘三博士的故事，因此细节吸引我们的目光，透露出我们今日已不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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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幅画中，不同文化出身的人结伴同行，走在阴暗的大地上，迈向尚不可知的未来。而我认为，我们在这画中所看到的，正是对于17世纪的贴切描述。那或许不是布拉默的本意，但他也生活在真实世界里，而在那个真实世界里，文化与文化间泾渭分明的藩篱，正因人们不断移动的压力而渐渐动摇。人在全球各地移动，包括将高价值商品运到遥远异地的少数富商，也包括跟随他们从事运输、服务工作的无数贫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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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思索维米尔家主厅墙上那幅三博士图时，通过回顾所得到的知识。我们想将之放在更广大的历史环境里审视，从而得到远超出维米尔本意的认知。他挂上那幅画，或许纯粹出于信仰考虑：欲使人们——至少使他的岳母——天天都能见到天主教观点下的基督教信仰。如果那真是布拉默所画，那么他挂上那幅画可能是为了向说服玛丽亚·廷斯将女儿嫁给他的人生导师表示敬意。然而，当我们具备了穿过那画面，走到另一头，进入代尔夫特镇的知识时，又何必在第一道门前止步呢？只要跨过那道门，我们将在代尔夫特镇看到，那些衣着考究，买卖贵金属、珍奇制造品和白银等重计价之香料的商人，带了各色人种同行，里面有欧洲人、摩尔人、非洲人、马来人，甚至可能还有在圣露西娅湾载走的古怪的马拉加斯人——而这些人全要使出浑身解数，发挥临机应变的本事，才得以在陌生环境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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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牌人》中，代尔夫特某间屋子的楼上房间里，那个在女主人招待来访的绅士时，在一旁服侍女主人的黑人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来到代尔夫特，绝非他的意愿，他从此无缘回到家乡，他的后代子孙很可能最终会融入荷兰社会，融入到让人不知其先祖是黑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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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年后班特固弟弟雅各布搭“毛里求斯”号（Mauritius）前往东方时，可能也走同一路线，因为死亡人数高得吓人。“毛里求斯”号和其姊妹船“鹿特丹市徽”号（Wapen van Rotterdam）在这趟航程中死了二百七十五人。因为人力不足，他们不得不将“鹿特丹市徽”号弃置在爪哇岛南岸。后来雅各布被派回去修复该船，修复完成后，出任该船船长。（《难忘的东印度航行纪事》，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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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注：多明我会（Domini Can Oroder），亦译作“多米尼克派”、“道明会”，也称“布道兄弟会”。罗马天主教托钵修会。1215年由西班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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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衣物，有些可能是虚构，但未必全是虚构。据他死后亲人所列的遗物清单，维米尔拥有两件“土耳其斗篷”、一件“土耳其袍”、一条“土耳其长裤”，还有两件“印度外套”。布拉默是不是也收藏了东方服装，供其画中人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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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结语 人非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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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e）这句话出自英格兰诗人暨神学家约翰·邓恩（John Donne）所写的《紧急时刻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邓恩是在1623年生重病，面临他生命中的“紧急时刻”时，写下这些承载着基督教信仰的沉思语。他的第17则沉思语《丧钟为谁而鸣》，包含了邓恩最为今人知晓的一些名言佳句，“人非孤岛”就是其一。邓恩对岛屿这个意象的使用，并非仅止于此，而是利用这个暗喻，将其放进更广大的视野里。“每个人都是一块陆地，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把一块泥土冲走了，欧洲就缺了一小块；如果把一个海岬冲走了，欧洲就少了一个海角。”然后邓恩转向这个意象所欲建构、表达的道德目的：“任何人的死去都使我缺了一块，因为我和全人类唇齿相依。”在这则沉思语的最后，他回归开头时所提及的丧钟。“因此，不必叫人去问钟为谁而鸣，”他的结论是，“丧钟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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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写下这段文字时，在思索他灵魂的状态，而非世界的状态。他害怕自己就此死去，但因为那害怕，他不知不觉思索起解救所有迷惘的灵魂——而非只是自己迷惘的灵魂——的精神责任。当时的英格兰岛民面对诸多威胁，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攻击威胁。为了便于得到他英格兰读者的共鸣，邓恩因此刻意选择岛屿、大陆这个暗喻。但对一个回顾1623年的历史的史学家而言，这个暗喻比它所倚为基础的神学理论更引人注目。邓恩所选择使用的语言是地理学的语言，而地理学是17世纪日新月异、变动快速的新研究领域之一。他写作的当时，地理学领域的潮流——将欧洲人所注意到的海洋、大陆的地理知识，汇集为全球性知识体系，编出愈来愈完整的世界地图——使他在思索人类世界每个成员与其他每个成员间的精神联结，思索那往外延伸、形成世界网络的精神联结时，有了可资依循的架构。一如他的精神世界日益充实，愈来愈多的世俗世界填入地图，使地图也愈来愈充实。在愈来愈多欧洲人移动于世界各地，把新知带回欧洲或是带到亚洲——17世纪中国、日本的地图绘制者也开始绘制叫人惊奇的新世界地图——之际，邓恩会想到岛屿与大陆这个暗喻，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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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1623年的想象还聚焦于其他应合时势的意象。在同一则沉思语中，他用到翻译这个意象。他说死亡不是丧失，而是灵魂被翻译为另一种形式来存在。“人死时，代表他的那一章并没有从书上撕下，”邓恩写道，“而是把那一章翻译为更好的语言，每一章都必然如此翻译。”死亡以多种形式到来，因此“上帝用到好几个译者”，不只如此，“每个翻译过程都有上帝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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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的观点是神学性的，但他是个以意象思索的诗人，而且那些引起他注意的意象来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译者是那些意象之一。邓恩生时，英格兰、荷兰都已经各自组成东印度公司，到全球各地发掘贸易机会。他们的船只和人员所到之处，都必然如1625年班特固抵达马达加斯加时所说的，“和居民交谈”。能不能赚到钱，甚至能不能活命，取决于船上是否有人能和当地人交谈。邓恩说上帝用了许多译者，那些贸易公司同样也要雇用许多译者，以在双方之间传达一方的需要和另一方的需求，而那些译者往往兼通数种语言。随着贸易网扩大，在不同地区贸易经验的加深，译者的人数必然随之增加。1650年代时，十年间搭荷属东印度公司船只前往亚洲的人数已超过四万。同一期间，还有数千人搭别的船只离开欧洲。其中许多人在远行所落脚的地方，至少学会一种当地的混杂语。其中许多人成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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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远行途中的意外，使韦特佛瑞之类的水手，在从未有机会学习某种外语的情况下，精通了该种外语。其他人则是决意学习某种外语，以便打入新环境。意大利传教士安杰洛·高奇在1631年底从台湾横越海峡到福建时，带了一名中国翻译同行。高奇在马尼拉学过中国话，但他预想到了中国，若未能传达他的意思，后果不堪设想，最起码会遭到驱逐出境。因为翻译不只是了解另一种语言对同样事物的正确用语，还要在不同语言之间交换想法，了解如何左右言语所创造的预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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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高奇的那位中国翻译呢？他如何学会西班牙语？他是八连的老居民，因为住在西班牙的马尼拉殖民地，自然学会了西班牙语？还是他皈依基督教，在与传教士的往来中学会了西班牙语？他是刻意学西班牙语，还是经由日常使用自然学会？不管他如何精通西班牙语，他最后是替意大利人（而非西班牙人）担任在中国的翻译，而那位意大利人则是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神学院就读时学会西班牙语的。到了1631年，所有的贸易公司或传教团都需用到“数名译者”，其中许多译者一人精通数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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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的沉思语中，还有一个暗喻会让今日的读者眼睛为之一亮。邓恩念念不忘于自己的罪恶之身，且一心要以自身带有的罪恶来鞭策自己更虔诚于信仰。为了促成这个转化，他劝自己和读者将平常用于评判事物——例如满足和苦难——的价值判断反转过来。邓恩告诉我们，“苦难是财富”，因此愈多苦难愈好，但必须运用得当才有好处。在此，他将这不求而得的财富解释为白银。“人所携带的财富如果是银块或金块，而没有将之铸成通行货币，他的财富将无法用来支付行旅时的开销。从本质来讲，苦难是财富，但从用途来讲，苦难不是通行货币，除非我们借着苦难而愈来愈接近我们的家——天国。”邓恩说，唯一令我们信服的将苦难的银块转化为宗教谅解的货币的东西，乃是丧钟的鸣声，死亡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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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竟会用银块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来暗喻苦难与救赎之间的关系，着实耐人寻味！白银流通于全球各地的通货区时，不断转换形状。在某些地区，例如中国，作为货币的白银系以块状呈现。在其他地区，法律规定白银必须以邓恩所谓的“通用货币”的形式来流通。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白银必须铸成名叫雷亚尔的钱币。在荷兰共和国，就如前述，可能有好几个王国的钱币——从雷亚尔到荷兰盾——在市面上流通，视供应量而定。在南海的贸易区，白银买卖可以混用银块和西班牙雷亚尔。1623年4月8日，威廉·班特固请福建沿海的两个中国人将猪带上他的船时，他付了二十五枚雷亚尔，而他们也欣然收下。若给的是银块，他们也会收下，因为对他们而言，只要是银子就好，但班特固没有银块。一如大部分欧洲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禁止人民使用未经铸造的银子，以便控制货币的流通量。在欧洲，如果想把白银当钱用，就得使用铸成钱币的白银。但是在这些历史上的特殊事例之外，赫然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1623年，邓恩寻找意象，以表达足以使罪人变虔诚而纷至沓来的苦难时，浮现在他激动心中的，正是白银那个可无限积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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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和翻译。孤岛和相连的大陆。邓恩写这篇文章时，不知道自己替他那个世纪装了门。无心插柳地安上的门：穿过它，走上长廊，我们将回到他的世界。我猜邓恩和维米尔一样，非常专注于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因而不可能去想象后世的人想在他的作品里寻找什么。两人都努力地和现在搏斗，而那是太沉重的负担。两人都未着意替后人准备档案。今日的我们当然和他们没有两样。我们同样专注于现在，同样浑然不察自己正在为后人，为那些有意借由思索自己所处世界——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世界——的来历，以理解那世界的后人留下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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