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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和翻译。孤岛和相连的大陆。邓恩写这篇文章时，不知道自己替他那个世纪装了门。无心插柳地安上的门：穿过它，走上长廊，我们将回到他的世界。我猜邓恩和维米尔一样，非常专注于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因而不可能去想象后世的人想在他的作品里寻找什么。两人都努力地和现在搏斗，而那是太沉重的负担。两人都未着意替后人准备档案。今日的我们当然和他们没有两样。我们同样专注于现在，同样浑然不察自己正在为后人，为那些有意借由思索自己所处世界——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世界——的来历，以理解那世界的后人留下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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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623年邓恩兴奋地发现没有人是孤岛，那是因为人类历史走到那个时代时，首度得以理解几乎无人是孤岛。在那之前，世界是一个个彼此隔离的地方，以致某地所发生的事，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情势，但是在那之后，世界不再是如此。人性共通这个观念开始浮现，共同历史的存在随之成为可能[1]。邓恩的世界万物互相连接的观念，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但互相连接这一观念并非基督教所独有。其他宗教教义和世俗理论，也能支持同样的论点，且同样能引起我们对全球局势和全球责任的感悟。邓恩的大陆暗喻，一如佛教的因陀罗网比喻：每个泥块，每个珍珠——每个丧失与死亡，每个诞生与生成——都影响与之共存的每一个泥块和珍珠。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世界观要到17世纪才变得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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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说服别人乃至自己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任务，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倚重全球各地传统思想里所浮现的暗喻。我们的生活体验已经带有全球性质。身为万物之一的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如何以一种使我们能承认、接纳这一点的方式来叙述过去。而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让世人认清这一点。全球化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尚未实现，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但它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们能明白，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将我们与每个地方相连，且最终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连，那么过去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屠杀和成就——全都是我们的共同遗产。在生态问题上，我们已开始这样思考了。事实上，我们所处时代的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维米尔时代全球降温的破坏性冲击，那时候，人们认识到改变即将到来，甚至认识到那些改变正在影响全世界。因船难而流落朝鲜的荷兰枪炮匠韦特佛瑞，晚年向朝鲜友人回忆起他在荷兰的童年生活。他告诉那人，他小的时候，长辈碰上浓雾天气，关节因天气湿冷而不舒服时，会说“今天中国在下雪”。就在气候改变使世界一团混乱时，人们察觉到地球另一头所发生的事不再只发生在彼处，同时也发生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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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至此所叙述的故事，全都以贸易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一般人的影响为核心来铺陈的。但在世界和一般人之间有国家，而国家既深受贸易史的影响，反过来也大大影响了贸易史。17世纪的贸易和人员流动强化了国家的力量。至少在欧洲，原有封建领主效忠的君王，这时已开始将其私人王国转变成为公司的利益而服务、由赚取私人财富的公民组成的公共实体。荷兰共和国的成立只是这一转变的例子之一。即使在仍保留君主制的国家，例如英国，也为了将专制君主转化为尊重商业利益的立宪君主而爆发激烈内战。政府无法抵抗公司贸易这一巨大的新经济力量的诱惑，开始运用那股新力量，从而使它更为强大，也更难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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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的诞生。这份和约包含了好几个条约，因为这些条约的签订，分属天主教、新教阵营的敌对新兴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长年不断的战争，包括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八十年战争（其中一个条约禁止荷兰人进入马尼拉港）。这个新体系确立的国家主权的准则，被我们作为支撑当今世界秩序的准则：国家是世界体系里的基本参与者，每个国家享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事务。国家从此不再是君王的辖地，而是为国家利益而收集、运用资源的政治实体。这一新秩序的出现，带来了17世纪的全球转变，如果如此归因恰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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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崛起的全球性强权，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配合，在利用全球贸易上占尽优势，而拥有实力强大且管理良好的垄断公司的荷兰共和国，更是个中翘楚。但是到了17世纪结束时，荷兰却渐渐被英格兰挤下全球最大贸易强权的宝座。荷兰国势的衰弱有诸多原因，而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乃是原因之一。法国觊觎荷兰的海外贸易，于是派遣庞大的陆军入侵低地国，兵员之众远超过荷兰所能动员的兵力总数。荷兰人无力抵抗，只能使出最后手段——破堤。此举果然击退法军，但荷兰也为此惨胜而大伤元气。英国趁荷兰衰弱之际，大举对外扩张，使其得以凌驾荷兰，成为18世纪的全球贸易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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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壮大，要归功于诸多因素，特别是鸦片贸易的展开。英属东印度公司通过鸦片贸易，将它所掌控的印度土地与它买进茶叶、纺织品的中国市场相连。而该公司的壮大，又必然和莫卧儿帝国的建造者奥朗则布（Aurangzeb）1707年去世前后，南亚次大陆上的群龙无首有关系。他死之后，没有人具有他那种维系莫卧儿帝国于一统的毅力和性格，英属东印度公司因此得以乘虚而入，在印度取得支配地位，从而以印度为基地，主宰与中国的贸易。英国人在18世纪期间，靠着武力征服和垄断贸易双管齐下，成为全球贸易领域无可匹敌的霸主。荷属东印度公司一直营运到18世纪结束，但荷兰人再也未能夺回17世纪时他们在世界经济上的龙头地位。1815年英国在滑铁卢之役打败法国，完成其在欧洲的霸业，拿破仑则在此役之后，被放逐到南大西洋上水手早已不停靠的圣赫勒拿岛。在亚洲，国家的发展走上不同的道路，但仍可见到国家权力增强的类似现象。德川幕府和清朝都强化其官员的行政权，对国内的掌控，比前朝更加严密。事实上，欧洲人还极欣赏清朝的行政管理，因此把中国视为建立官僚机构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葡萄牙人借自梵语指称中国官员的字眼——mandarin——会成为全球通用指称掌握大权之官员的词语。面对全球贸易的勃兴，日本的应对之道是闭关锁国，只准少数特别指定的荷兰、中国商人入境通商，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清朝政府允许经由广州的有限海外贸易，但满人统治者较热衷于陆上扩张，无兴趣追求海权。英、中两个帝国靠着为数有限的垄断贸易站，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势，直到19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把一船船的印度鸦片运到广州，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失，中英两国的贸易盈余转而落在英国一方，从而动摇中国的政治经济，这一态势才改观。军力的优劣跟着逆转。天朝上国的自负自此崩解，此后中国花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在今日开始以世界强权之姿重现于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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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笔至此，我们不妨回顾这一路走来所碰到过的其中三位人物，问问他们的遭遇，借此为本书画下句号。这三位分别是马尼拉总督塞巴斯蒂安·科奎拉、《长物志》作者文震亨、我们的画家兼本书的向导约翰内斯·维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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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科奎拉深信，1640年打败马尼拉造反的中国人，不只会使他的总督大位坐得更稳固，也会更有助于增加他职责所在的王室收入。结果没有。那场暴乱前的四年间，科奎拉和菲律宾的整个教会组织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与马尼拉大主教不和。他常将大主教驱逐出境，而大主教也常以将他开除教籍回敬。双方斗争的焦点是白银贸易。虽有白银通过非官方渠道源源流入这一殖民地，但马尼拉总督却要维持着开销庞大而经费永远捉襟见肘的行政体系。在科奎拉眼中，问题症结在于天主教会在菲律宾享有庞大的财政特权。他推断，只要缩减那些特权，财政赤字就会减少。国王费利佩警告他勿轻举妄动——可能是想起前任总督因为干预教会收入，使教会收入减少，而遭神父暗杀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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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以镇压华人叛乱为借口，认为神职人员理当让步，接受他的财政要求，但神职人员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反倒予以反击，坚称他才是那场暴乱的罪魁祸首。他们回报国内，称卡兰巴的华人农民之所以造反，完全是因为科奎拉想增加王室税收。要不是他横征暴敛，农民不会如此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其他华人不会如此不满，走上公开叛乱之途。与总督为敌的教会，不只批评他施政流于极端，导致官逼民反，还坚称科奎拉这么做，全是为了个人利益，坚称那是他为总揽财政大权而精心策划的计谋，他借此隐藏侵占了最多的公款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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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乱的开销迫使科奎拉不得不进一步开辟财源。他所用的办法之一，是将华商取得贸易许可的费用提高一倍。他想借此惩罚支持暴乱的华商，结果因华商将增加的费用转嫁给客户，全马尼拉物价上涨，效果适得其反。国王派赴马尼拉的财政官员在1644年抱怨，“以前卖两雷亚尔的鞋子，现在卖四雷亚尔”，也就是半比索（一比索合八雷亚尔）。“以前两比索可买到的衣服，现在要四五比索。其他东西也都一样，”他如此埋怨，“这全源自始于1639年许可费全面提高加重他们负担所致。”科奎拉欲让华人支付他打胜仗的成本，到头来反倒让那成本落在西班牙人身上，使自己陷于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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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四面楚歌，自请辞职。但他要等继任总督到来后才能离开，因为卸任总督要等新总督审查其账目，确认无贪污之事，才准卸职。由于天主教会已对他提出五十九项渎职控诉，马德里当局于是在1641年裁定，科奎拉在审查期间得受拘禁。继任总督1644年才到任，意味着科奎拉因为候审，在舒服的家中软禁了三年。经过一年调查之后，新总督判决他某些罪名成立（让西班牙在台湾的据点落入荷兰人之手这一罪行也加在他头上），其他指控不成立，然后将此案转送马德里，呈请终审判决。科奎拉在西班牙本土有支持者，他们对教会提出新一波的反控，以使此案更为复杂。他的案子因此一时之间无法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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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遭指控的五十九项罪名中，有一项是侵占国王的贵金属制品，运回西班牙扩大个人财富。列出的侵占物品中，包括一套纯金的盘子和一个有柄敞口水壶，那原是西班牙国王为打开日本贸易门户而欲赠给日本天皇的礼物。那套金盘和金水壶不知为何失踪，而科奎拉被指控将那套器皿当做个人财物送上“怀胎圣母”号——1638年从马尼拉驶出而沉没于马里亚纳群岛海域的船只——运回西班牙。他极力否认，而案情一直也陷于胶着，因为他在该船出航时已阻止海关人员列出完整的船货清单。最后，马德里当局认定查不出真相，决定不对科奎拉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所有指控撤销，科奎拉继续为西班牙帝国效力。他被派去出任科尔多瓦地方行政官，最后在加纳利群岛总督这个要职的任期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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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找不到金盘和金壶，因而无法将科奎拉定罪。但是三百五十年之后，证物重见天日。1980年代海洋考古学家调查“怀胎圣母”号沉没处的珊瑚床，在海床上发现一只金盘的盘缘——目前为止证明科奎拉犯了侵占罪的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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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非生活必需之物）鉴赏行家文震亨若能通过科举考试，大概会像科奎拉一样当上高官。他在1621年通过县试，但如果想通过层层考试，觅个一官半职，就得写主考官所喜欢的八股文章，而他似乎受不了那样的文章。1620年代也不是谋取官职的好时机。皇帝身边的宦官贪腐至极，实质上把持朝政，朝纲败坏，在这种情形下，想在朝中为官，若不同流合污，就会遭弹劾去职，或是更悲惨的下场。1624年府试再度落榜后，文震亨从此断了在考场与人无休无止拼搏的念头，转而随性自适，将心力投注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在苏州——晚明时期高尚文化与高消费力的中心——弹琴、演戏、建造庭园度日。文震亨家财万贯，使他得以过着他在《长物志》中所力倡的那种吟风弄月的悠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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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亨的哥哥文震孟在1622年中进士，入朝为官，再度光耀文家门楣，但是弹劾宦官魏忠贤，让他惹祸上身。他于1636年去世，把主持文家的担子交给文震亨。文震亨按礼俗服完丧期之后，觉得自己得像哥哥一样当个官，于是在北京谋得一个小官职。但不久之后，文震亨因在朝廷派系斗争中站错边，入狱关了一段时间。两年后，朝廷派他到北方边境防御满人的部队当差。时为1642年，那是明朝最悲惨的一年，满人大军集结边境，不时入境袭扰，而从蒙古传来的瘟疫使华北许多地方民生凋敝。那场瘟疫特别厉害，有些地方因此整个村子无人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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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亨费了一番工夫，避开任命，找了借口辞官，返回南方的苏州老家。1645年清军抵达苏州时，他正忙着建造新庭园，最后死于清军占领苏州期间，享年六十五岁。他这种性格的人，若在改朝换代之际活下来，会有何种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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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身陷明朝覆灭乱局的文人，有许多人的遭遇和文震亨类似。指出北京每个街角都出现抽烟人的礼部侍郎杨士聪就是其中之一。杨士聪留到1644年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之后才离开。京城失陷时，末代皇帝崇祯为免女儿落入起义军之手，亲手杀掉女儿（但其中的长平公主伤重未死），然后自缢于煤山树下。杨士聪的女儿和两个妾效法崇祯，也自杀身亡，但杨士聪打算自杀时，遭仆人制止，仆人将他偷偷带出城，以便其加入反清军队。他回到家乡，但清军攻入，他不得不再往南逃。他并未像文震亨那样落入清军之手，但最终还是遭满人的奸细逮捕，劝他弃明投清，为新政权效力。杨士聪予以拒绝，自我放逐，不久之后，死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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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杨士聪、文震亨这类人，17世纪或许把世界连成一体，但由此对其所处时空的冲击，却非他们所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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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在晚年也遭逢苦难。他的家族从未富裕过，但是靠着维米尔作画和从事艺术品买卖，加上玛丽亚·廷斯的资产和投资，倒也衣食无虞。1672年法军入侵尼德兰，维米尔赖以取得足够现金的艺术品市场随之瓦解。艺术品买卖这一行，总要在经济畅旺时才会活络。荷兰经济里充足的资金，助长这些美好“长物”的生产。家家户户热衷于在自家墙上挂上绘画，而在17世纪中叶期间，买画风气之盛前所未见——这是现今全球各地的艺术馆收藏有如此多17世纪的荷兰绘画的原因之一。1670年代，过剩资金在代尔夫特经济中消失了，维米尔这类靠作画为生的艺术家，生计顿失所依。无人上门买画和委托作画，欲维持一家生计，唯一办法就只有借贷。见于纪录的最后一笔借贷，贷方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商人（此人可能借钱给他，要他日后用画抵付），款项是一千银荷兰盾——这笔借款大到还不起。生计无着的压力，扼杀了维米尔的创造力。现存的三幅晚年画作，全描绘女性忸怩不安地弹奏着乐器，其中只有一幅，水平和早先的画作差堪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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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年12月15日，维米尔突然去世，得年四十三岁。一年半之后，卡塔莉娜因生计问题而求助代尔夫特市政当局时，说维米尔的死肇因于生计无着，而生计无着则是“毁灭性的漫长战争”所造成的。她丈夫发现“自己的作品一张都卖不掉。而且，叫他损失惨重的是，他只能枯坐，看着他买进却卖不出的其他大师画作。因为这个问题，因为抚养小孩的沉重负担，身无分文的他陷入衰弱、颓废，为此郁结在心。然后，仿佛发狂一般，原本健健康康的他，只不过一天半的光景，就撒手而去”。猝死显示他死于致命疾病。她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一堆，但实情很可能正如她所认为的，抑郁削弱了他的抵抗力。果真如此，那么夺走维米尔性命的，很可能也就是一开始让他事业有成的那样东西：在囊括全世界的经济网络中，代尔夫特占有的地位。经济网络兴旺活络之时，维米尔靠着精心绘制的杰作，就得以养家活口，而因为生计无虞，他可以从容完成画作。经济网络一旦瓦解，要获致白银，就只有借贷一途，绝望和死亡结束了他的艺术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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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隔天就葬在旧教堂里，就在我去过的那个地方附近。这一家人颇为幸运，因为玛丽亚·廷斯早在十五年前家道兴旺时，就买了墓地。她不希望死后无处安身，但未料到女婿竟先她而去。维米尔倒也不是第一个葬在家族墓地的人，他生前已把自己三个小孩葬在那里。挖墓人抬起铺砌的石板安葬维米尔时，发现两年前所下葬的那个小孩的尸体仍然完好。他们小心移出那具小身躯，把维米尔放进墓穴，再把那小孩的遗体放在父亲上方。这一次，丧钟为维米尔而鸣。代尔夫特绘画的伟大时代已然告终，但贸易、旅行、战争，在该镇、在全世界所开启的门，至今仍然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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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为全人类找出共同历史的念头，也激使欧洲学者编写全球编年史，其做法通常是将圣经时代的历史扩大为全球范畴。这一方面的研究，促使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在1650年推出他的著名见解，认定世界史源于公元前4004年的上帝创世，而如今，这一虚构的年代似乎仍受到某些基本教义派人士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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