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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扉页的话，见Gary Tomlinson，Music in Renaissance Magic： Toward a Historiography of Other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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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代尔夫特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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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Ludwig Goldscheider， Vermeer （London： Phaidon， 1958， 1967）了解到了维米尔。关于维米尔的生活和工作，参见John Montias， Vermeer and His Milieu， 以及Anthony Bailey， Vermeer。我也从以下著作中受益：Gille Aillaud， Albert Blankert， and John Montias， eds.， Vermeer （Paris： Hazan， 1986） ; Arthur Wheelock， Vermeer and the Art of Paint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及其所编Johannes Verme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995）; Ivan Gaskell， Vermeer’s Wager： Speculations on Art History， Theory and Art Museums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Wayne Franit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erme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以及 Bryan Jay Wolf， Vermeer and the Invention of See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我也参考了网站http：//www.essentialvermeer.com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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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米尔活着时候的尼德兰，参考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其中人口规模引自第622页。关于17世纪荷兰艺术和文化史，参见E. de Jongh， Questions of Meaning： Theme and Motif in Dutch Seventeenth-Century Painting， trans. Michael Hoyle（Leiden： Primavera， 2000），以及David Kunzle， From Criminal to Courtier： The Soldier in NetherlandishArt 1550-1672（Leiden： Brill， 2002）。关于代尔夫特的历史，参见Ellinor Bergrelt， Michiel Jonker， and Agnes Wiechm， eds.， Schatten in Delft： burgers verzamelen 1600-1750（Appraising in Delft： Burghers’Collections， 1600-1750）（Zwolle： Waanders， 2002），及John Montias， Artists and Artisans in Delft： A Socio-Economic Stud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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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豫园，见《松江府志》（崇祯四年刊）卷四十六，叶 59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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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必须破解的谜”，引自James Elkins， Why Are Our Pictures Puzzles？ On the Modern Origins of Pictorial Complexity （New York： Routledg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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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尔夫特一景》，载于Epco Runia and Peter van der Ploeg， In the Mauritshuis： Vermeer （Zwolle： Waanders Publishers， 2005）， pp. 42-59，其中48—49页对船只种类的讨论极具启发性。东印度公司建筑群的鸟瞰图，见H. L. Houtzager et al.， De Kaart Figuratief van Delft（A Pictorial Map of Delft） （Rijswijk： Elmar， 1997）， p.17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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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尔夫特与更广大世界的联系，参见Kees van der Wiel， “Delft in the Golden Age： Wealth and Poverty in the Age of Johannes Vermeer”， 载于 Donald Haks and Marie Christine van der Sman， eds. Dutch Society in the Age of Vermeer（The Hague： Haags Historisch Museum and Waanders， Zwolle， 1996）， pp.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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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冰期、鳕鱼南迁、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冬季画、华南橘树冻死，参见H. H.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London： Methuen， 1982）， pp. 218-23， 227-30。关于荷兰运河结冰的数据，见H. H. Lamb， Climatic History and the Futur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76，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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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瘟疫，参见William Hardy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New York： Anchor Press， Doubleday， 1976）。关于1578年后的阿姆斯特丹鼠疫，见N. W. Posthumus，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Leiden： E. J. Brill， 1946）， vol. 1， p. 641。威尼斯地区则见Carlo M. 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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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荷兰的人数估计，摘自Jaap Bruijn， Femme Gaastra， and Schöffer，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7） vol. 1， pp. 143-44。维米尔在东印度的侄子，见Montias， Vermeer and His Milieu， p.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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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转引自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9]。关于火枪对17世纪世界变化带来的影响，参见Jack Good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The Great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2004）， pp.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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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可能给明代绘画带来影响，见高居翰《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James Cahill， 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82-86]，以及Richard Barnhart（班宗华）， “Dong Qichang and Western Learning：a Hypothesis in Honor of James Cahill”， Archives of Asian Art 50（1997-98）， pp. 7-16。中国因素可能影响到维米尔，见Bailey， Vermeer，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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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米尔作品中的珍珠，可以参见 Runia and van der Ploeg， In the Mauritshuis： Vermeer， pp. 66-67。关于中国对珍珠的审美喜好，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京都：中文出版社）卷二十九，叶 126a，也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任以都、孙守全译，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Realm（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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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的评论，出自《天工开物》的自序。威廉·斯考滕的墓志铭出自 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25， trans. Mrs. C. B. Bodde-Hodgkinson and Pieter Geyl（New York： Robert M. McBride， 1929）， p. 157。中国官员的抱怨，转引自拙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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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维米尔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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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官的帽子，参见Wheelock， Vermeer and the Art of Painting， p. 58。关于维米尔对地图的使用，见James Welu， “Vermeer： his Cartographic Sources”， The Art Bulletin 57： 4（Dec. 1975）， pp. 529-47，以及Evangelos Livieratos and Alexandra Koussoulakou， “Vermeer’s Maps： A New Digital Look in an Old Master’s Mirror”， e-Perimetron 1： 2（Spring 2006）， pp. 138-54。关于巴尔塔萨尔·范·伯肯罗德这一地图世家的早期面貌，见Edward Lynam， “Floris Balthasar， Dutch Map-Maker and His Sons”， Geographical Journal 67： 2（Feb. 1926）， pp. 1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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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关于这场战斗的记载出自塞缪尔·尚普兰自己的记录，该记录首次出版于1613年，在1632年稍微修改后重版。英文版本中，1613年版见六卷本的H. P. Biggar， ed.， The Works of Samuel de Champlain（Toronto： The Champlain Society， 1922）， vol. 2， 1608-1613， pp. 65-107，修订内容见vol. 4， pp. 80-105，除开头部分以外，均在pp. 97-99。本章直接引用的尚普兰的记录均直接来自第2卷，但对原文稍作修改。关于1609年的战斗，详见Bruce Trigger， The Children of Aataensic： A History of the Huron People to 1660（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 4。有关尚普兰的最近的研究，参见Raymonde Litalien and Denis Vaugeois， eds.， Käthe Roth trans.， Champlain： The Birth of French America（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4）。当我完成本书的时候，我高兴地发现在这套书中，Christian Morissonneau在《尚普兰的梦想》（Champlain’s Dream）一文中对尚普兰猜测的中国的位置，得出了和我一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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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佛·狄卡森认为1609年是白印关系史上转折点这一观点，见她的Canada’s First Nations： A History of Founding Peoples from Earliest Times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92）， p. 122。相反的观点，则可参照William John Eccles， The Canadian Frontier， 1534-1760（Histories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rev.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3），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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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语言及姓名基本参照Bruce Trigger and Wilcomb E. Washbur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ol. 1 North America。部落名称的语源，参照John Steckley， Beyond Their Years： Five Native Women’s Stories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1999）， pp. 15-16， 63， 2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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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绳枪的历史，见Carl Russell， Guns on the Early Frontiers： A History of Firearms from Colonial Times Through the Years of the Western Fur Trad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0）， pp. 1-18。有关日本早期枪支的历史，见Noel Perrin， Giving Up the Gun： Japan’s Reversion to the Sword， 1543-1879（Boston： David Godine， 1979）， pp. 5-31。关于日本购买荷兰枪支，见C. R. Boxer（谟区查），Jan Compagnie in Japan， 1600-1850（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0），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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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著文化中用俘虏献祭，见Georg Friederici， Gabriel Nadeau， and Nathaniel Knowles， Scalping and Torture： Warfare Practices Among North American Indians （Ohsweken， Ont.： Iroqrafts， 1990） 。乔治·悉维的观点， 见Georges E. Sioui， For an Amerindian Autohistory：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a Social Ethic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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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尚普兰和休伦串珠，见Tehanetorens（Ray Fadden）， “Wampum Belts of the Iroquois”（Onchiota： Six Nations Indian Museum， 1972; Ohsweken， Ont.： Iroqrafts， 1993）， pp. 1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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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毡帽的历史，参见Hilda Amphlett， Hats： A History of Fashion in Headwear（London： Richard Sadler Ltd.， 1974）， pp. 106-109; Bernard Allaire， Pelleteries， manchons et chapeaux de castor： les fourrures nord-américaines à Paris 1500-1632（The Fur Trade， Muffs and Bearer Hats： North American Furs in Paris）（Québec： Septentrion， 1999）。关于皮毛贸易，见Harold Innis， The Fur Trade in Canada（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 Paul Phillips， The Fur Trade（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1） ; Raymond Fisher， The Russian Fur Trade， 1550-17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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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欧洲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见David Levine， At the Dawn of Modernity： Biology， Culture， and Material Life in Europe after the Year 10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1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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