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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年明廷关于倭寇和红毛谁威胁更大的辩论，记载于《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五，叶4a-b。李之藻支持葡萄牙火炮的论辩，见卷三十五，叶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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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战略上的位置，尤见George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5， 37， 195-198。陆若汉1633年的信件，转引自Cooper， “Rodrigues in China： The Letters of Joao Rodrigues， 1611-1633”，见《国語史への道——土井先生頌寿記念論文集 下》（东京：三省堂，1981年），p. 242。中国士大夫认为利玛窦是澳门间谍，出自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第43页（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七日条），1616年及1623年发生的指控耶稣会士从事间谍活动，见Dudink（杜鼎克）， “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 pp. 151，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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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潘润民，见《广东通志》（道光二年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5页，以及《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本）卷二十六，叶8b。潘润民1607年获进士。颜俊彦记录的涉外案子，是他在广东时听到的，日期不明，见《盟水斋存牍》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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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燮及序文作者王起宗，见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章，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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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不出户庭……”出自章潢《图书编》[《钦定四库全书》图书编卷二十九（地道总述，叶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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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抽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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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的回忆出自他的《玉堂荟记》（台北，1968年）第80页（卷下，“烟酒古不经见”起的两段）。他的生平见《济宁州志》（康熙十二年刻本）卷五叶19a、叶56a，卷八叶49b，以及张廷玉编《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58页，第7942页。关于当时北京物价及烟叶价格，见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4页，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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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叶的历史，除Victor Gordon Kiernan， Tobacco： A History（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91）以及Marc and Muriel Vigié， L’Herbe à Nicot（Paris： Les éditions Fayard）之外，亦参见Sarah Augusta Dickson， Panacea or Precious Bane： Tobacco in Sixteenth-Century Literature（New York：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54）; Jordan Goodman， Tobacco in History： The Cultures of Dependence（London： Routledge， 1993）; Berthold Laufer， “Introduction of Tobacco into Europe”， Anthropology Leaflet 19（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24）。关于荷兰人的吸烟体验，见Georg A. Brongers， Nicotiana Tabacum： The History of Tobacco and Tobacco Smoking in the Netherlands（Amsterdam： H. J. W. Bechts Uitgeversmaatschappij，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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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著人的吸烟习惯，见Ralph Linton， “The Use of Tobacco Among North American Indians”， Anthropology Leaflet 15（Field Museum of Chicago， 1924）; Johannes Wilbert， Tobacco and Shamanism in South America（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关于吸烟宴会“tabagie”，见Morris Bishop， Champlain： The Life of Fortitude（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63），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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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同女巫的联系，见前文提到的Dickson， Panacea or Precious Bane， pp. 161-62。1643年教皇的谕令见同书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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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英国人士评论说“（烟叶）在英格兰广受接纳和使用”，见Laufer， “Introduction of Tobacco into Europe”，转引自William Harrison， Great Chronologie， p. 7。坎登（Camdem）和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批评出自同书的第10—11页，第27—28页。对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的话，来自The Guls Horne-Book（London： R. S.， 1609）的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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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药草）制成药膏或油膏使用”，见约翰·杰拉德， The Herball or Generall Histories of Plantes，转引自Dickson， Panacea or Precious Bane， p. 43。杰拉德在伦伯特·多东斯的研究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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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兰在烟草及奴隶贸易上的角色，参见Jonathan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作者将其简要总结在另一本书之中，见Dutch Republic， pp. 934-36， 943-46。关于烟草贸易中奴隶的作用，见Goodman， Tobacco in History， pp. 137-53; Kiernan， Tobacco： A History， pp.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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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两篇关于帝制时期中国的吸烟文化的论文：“Is Smoking Chinese？”， Ex/Change： Newsletter of Centre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3（February 2002）， pp. 4-6，以及“Smoking in Imperial China”，载于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ed. Sander Gilman and Zhou Xun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pp. 84-91。关于中国吸烟习惯的最好的调查仍是Bernhold Laufer所做的，见Bernhold Laufer， “Tobacco and Its Uses in Asia”， Anthropology Leaflet 18， （Field Museum of Chicago，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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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土耳其一样爱吸烟”，见Julia Corner匿名出版的China， Pictorial，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London： H. G. Bohn， 1853），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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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特斯和烟草的相遇，见Girard， Le Voyage en Chine，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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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对烟草的观察，见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页。关于烟草在上海的情况，见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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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吸烟历史，见James Grehan， “Smoking and ‘Early Modern’ Sociability： The Great Tobacco Debate in the Ottoman Middle Eas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2006）， pp. 13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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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这个汉字从日本传来，见黎士弘《仁恕堂笔记》，本文转引自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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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种得之大西洋”，出自熊人霖《地纬》，本文转引自陈琮《烟草谱》（1773年刊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一，叶2b。陈琮的评论“烟草始自边关”，见于卷一，叶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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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满人强制汉人吸烟的法国传教士是Regis-Evariste Huc（古伯察， 1813—1860），见古伯察、秦噶哔《鞑靼西藏旅行记》[（Huc and Joseph Gabet， Travels in Tartary， Thibet and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844-46， trans. William Hazlitt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928），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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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烟草原产自朝鲜，出自刘廷玑的《在园杂记》，本文转引自陈琮《烟草谱》卷一，叶3a。关于烟草从满洲传入华北，见L. Carrington Goodrich（傅路德）， “Early Prohibitions of Tobacco in China and Manchur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8：4 （1938）， pp. 6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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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旅的记录出自他的《露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 1999年）卷十，叶46a。关于福建烟叶质量，见张介宾《景岳全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卷48，叶44a（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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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考证的“圣火”，出自《新唐书·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0页，此事见于武新立编《明清稀见史籍叙录》（南京：金陵书画社，1983年），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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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介宾的评论出自《景岳全书》卷四十八，叶42b-45a（第1189-1190页）；关于槟榔的描述，在卷四十九，叶30b-32b（1217页）。陈琮《烟草谱》所收录的一首诗，显示该作者因嚼槟榔上瘾进而吸烟，该诗出自《烟草谱》卷九，叶5a（“石湖不耐吃槟榔”一诗）。17世纪中期中国对烟草的医学理解，见Laufer， “Tobacco and Its Uses in Asia”， pp. 8-9。吸烟可以祛除环境中的湿冷的观念在菲律宾也很盛行，并成为儿童吸烟的理由，见Juan Francisco de San Antonio， The Philippine Chronicles of Fray San Antonio， trans. D. Pedro Picornell （Manila： Casalina， 1977），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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