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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出海的描写，见张燮《东西洋考》，“贩儿”一节见周起元的序文（第17页），“压冬”见同书第89页，“压冬儿”一词，亦见于尹光仁、张汝霖《澳门纪略》下卷叶8a中尤侗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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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的屠杀事件，见安东尼奥·德·莫尔加1609年的记载，出自Philippine Islands， vol. 15， pp. 272-77; 另见vol. 16， pp. 30-45， pp. 298-99。这一事件被中国有意地曲解并掩盖，此事见于Schurz， Manila Galleon， pp. 85-90，关于西班牙帆船沉没则见于258页。关于此事，鲍晓鸥的论述更加可信，但仍不完整，详情见Jose Eugenio Borao（鲍晓鸥）， “The assacre of 1603：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Spanish on the Philippines”， Itinerario 22： 1 （1998）， pp. 22-39。对于被屠杀的人数，张燮在《东西洋考》更高地估计为2.5万，而一份1637年的报道显示为3万，见Schurz， Manila Galleon， p. 81。关于出海的福建人，兵部尚书推测的人数见《崇祯长编》卷四十一，叶2b，张廷玉《明史》只记“数万”（第8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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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rz的Manila Galleon是研究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权威著作。本书中“坏血病和饥饿”参考第265页，“贸易停摆造成冲突”见第91页。1639年三十艘中国帆船抵达，见Souza， Survival of Empire， p. 84的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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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石牌坊，见Girard， Le Voyage en Chine，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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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采珍珠一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九（广东下），叶12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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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对派士兵戒护银矿的回忆，见《寿宁待志》（崇祯十年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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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者百人而一”，转引自拙著《纵乐的困惑》第238页（原文出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凤宁徽”，叶76b）。关于上海1639—1647年间米价上涨，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一斗米可换两个小孩的记载，见张履祥《补农书校注（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174页（《桐乡灾异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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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戎克”船，见Pierre-Yves Manguin，“The Vanishing Jong： Insular Southeast Asian Fleets in Trade and War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Belief， ed. Anthony Rei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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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卡雷里的评论，见Schurz， Manila Galleon， 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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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以后士大夫对白银的批评，见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p. 219-22。顾炎武“倚银而富国”一句，见同书第221页（原文出自顾炎武《钱粮论上》。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76年，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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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为1640年世界货币危机是因为白银过量生产导致，详见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237-48]。一些人则表示相反的观点，见Jan de Vries，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pe-route Trade， 1497-1795”， in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ed.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á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p. 3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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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胎圣母”号及“圣安布罗休” 号，参见Schurz， Manila Galleon， p. 259。“怀胎圣母”号的复原，见Eugene Lyon， “Track of the Manila Galleons”及William Mathers， “Nuestra Senora de la Concepcion”，分布载于National Geographic， Sept. 1990， pp. 5-37 及pp. 39-55。1987—1988年的考古发掘，使得这条船成为第一艘通过水下考古，打捞出船货的马尼拉大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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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639年暴乱的最主要史料，出自著者不明的Relation of the Insurrection of the Chinese，该书由Blair 及Robertson翻译成英文，见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29， pp. 208-58。关于菲律宾的华侨的历史，参看陈荆和的《16世纪之菲律宾华侨》（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hilippines）（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68）；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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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石铎琭的对话，出自石铎琭的《初会问答》，转引自Pascale Girard， Les Religieux occidentaux en Chine à l’époque moderne（Lisbon： Centre Cultural Calouste Gulbenkian， 2000）， pp. 388，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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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其庞大财富支撑整个王国”一节，出自Jeffrey A. Cole， The Potosí Mita， 1573-1700： Compulsory Indian Labor in the Ande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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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亨西奥·奥罗斯科的故事，出自Padden， Tales of Potosí， pp. 27-32。卡兰查神父称波多西的人们“热衷于追求财富，有点沉迷于肉欲”，出自Lewis Hanke， The Imperial City of Potosí： An Unwritte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Spanish America（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6），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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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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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范·德·布赫的《玩牌人》的讨论，见Michiel C. C. Kersten and Danielle H. A. C. Lokin， eds.， Delft Masters， Vermeer’s Contemporaries： Illusionism Through the Conquest of Light and Space（Zwolle： Waanders Publishers， 1996）， pp. 174-75。英国王室收藏的两幅与此同一时期的绘有非洲仆人的画，分别是Jan de Bray， The Banquet of Cleopatra（1652）以及Aelbert Cuyp， The Negro Page（c. 1652）。前者可以在Christopher Lloyd， Enchanting the Eye： Dutch Paintings of the Golden Age（London： The Royal Collection Publications， 2005）， pp. 50-51中见到，值得注意的是，de Bray在克娄巴特拉（Cleopatra）面前的桌子上画上了一个克拉克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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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兰的奴隶贸易，参见Pieter C. Emmer， “The Dutch and the Slave Americas”， in Slave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s， ed. David Eltis， Frank D. Lewis， and Kenneth L. Sokoloff（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0-86。关于17世纪荷兰社会及艺术当中黑人的历史，参见Blakely， Blacks in the Dutch World， 特别是第82—115页、第226—228页。关于黑人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见Hall， Things of Darkness，尤其是第5章的第1—15页，此外亦可参照Steven A. Epstein， Speaking of Slavery： Color， Ethnicity， and Human Bondage in Ital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84-97。Epstein在书中指出，黑人是欧洲奴隶人口中的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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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博的故事，记录在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149-53。关于葡萄牙对日贸易的结束，参见其Great Ship from Amacon，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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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耶稣会神学院院长反对买卖中国儿童，见Souza， Survival of Empire， p. 195。班特固的出航经历，见他的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pp. 57-59， 92-95， 105-13， 142-43。科恩的批评，见Bruijn et al.， Dutch-Asiatic Shipping， vol. 1，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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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霍伦”号1646-47年的航行经过，见Bruijn et al.， Dutch-Asiatic Shipping， vol. 2， p. 96， vol. 3，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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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往长崎的中国船一见到红毛的船，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出自西川如见《长崎夜话草》（岩波文库，1946年）第264页，转引自Boxer， Jan Compagnie in Japan， 1600-1850，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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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特佛瑞的故事，见Gari Ledyard， The Dutch Come to Korea（Seoul： Taewo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p. 26-37，引文出自同书第28页，第36页，第181—182页，第186页及第221页；博斯凯特的事情在第144页、第204页。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二等船“霍兰迪亚”号从胡力—奥斯夫拉克岛（Goeree-Overflakkee）出发，在1925年8月25日抵达巴达维亚（现雅加达）。但韦特佛瑞说他从阿姆斯特丹出发，那么他更可能是搭乘从特塞尔岛出发的“霍兰迪亚”号，见Bruijn et. al.， Dutch-Asiatic Shipping， vol. 2， pp. 52， 56; vol. 3， p. 28。 “乌韦克尔克”号的命运，见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pp. 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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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的故事，见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p. 235-39，以及Antonio Sisto Rosso的文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 Fang（房兆楹）（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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