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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中的崛起：日本商业的突围与重生 如果你的年收入尚未达到实际年龄的10倍（以1万日元为计算单位，请自行按照外汇牌价换算人民币），如果你总认为流行就是展现自我风格，如果你常常吃零食和快餐，如果你具备以上的特质，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完全融入了“下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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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的一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品——《下流社会》里，他把很多看似精英的人士无情地踢到了“下流社会”当中。而这里，“下流社会”并非指那些沿街，或者地铁中的乞讨者，而是指那些逐渐消逝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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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在他那本描述M型社会产生的作品《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里同样指出，原本处在社会金字塔中层的社会中坚，在学历泡沫、物价飞涨、薪酬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压迫下，原本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的一群人反而向贫困靠拢，财富与机遇都呈现向下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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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浦展则更加无情地揭示了这个阶层的惨淡的生活、无奈的处境以及残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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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拿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薪水，过着有车无房（或者有房无车）但却悠游自在的生活，不很高档但穿起来也不丢人的名牌服装，环境清幽的餐厅、热炒的电影或者盗版碟、流行音乐或者肖邦、莫扎特是他们生活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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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多的时候，他们面无表情地在商业区匆匆而过，加班熬夜是他们的家常便饭。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了逃避：既不结婚，也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自我满足的“下流社会”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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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社会学家把他们称为iPod一代（iPod generation），这里说的并不是苹果电脑推出的可下载音乐的iPod，而是指年轻的一代承受没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同时承担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及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四种压力，自暴自弃就成了他们的生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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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论调迎合了当下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的心理，三浦展试图告诉我们，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低于社会一般标准的人比从前有明显增加。而所谓的中产阶层正在产生分化，用他的话表述，就是一部分人向“上”攀登，而一大部分人正在向“下”坠落。至于“向下”还是“向上”的标准，就在于你是否正在享受富裕的生活，是否具有获得更高职位的雄心壮志。而事实上，人们总是希望自己能过上富裕快乐的生活，和那些努力“向上”的人相比，甘心沦为“下流社会”人恐怕还是心态和意识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希望融入“上流社会”，就必须要具有“向上”的理想和承受压力的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我也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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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展指出，“下流社会”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它对商业模式的影响也同样深远。如果这个阶层一旦形成，以前面向中产阶层的商品恐怕就不会卖得那么好，而面向高端消费群体的奢侈品可能会获取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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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接受《读卖新闻》记者的专访时直言，对“下流社会”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不好来加以判断，但是他鼓励年轻人放弃“反正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的想法，更不要陷入绝望，甚至放弃自己。他认为，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可以凭着个人努力与政府制度来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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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三浦展先生一再鼓励那些“放弃自己的人”必须重拾斗志，但他并没有在书中指出迈入上流社会的成功之道，这是否说明聪明的三浦展也充满了困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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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论调的根源在于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人精神上陷入了巨大的空洞，岛国人民特别容易陷入危机感、无望感和消沉的氛围中。所幸的是，很多企业家依然用自己的努力证明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性，比如我们书写过的岩田聪、出井伸之，或者是坪内寿夫。当然还有很多品牌也试图改变今日的日本，比如无印良品、优衣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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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步入暮年的稻盛和夫也敢于接受新的挑战。最近他在各个场合呼唤日本人要具有“燃烧”的精神，用激情点燃整个日本，实现这个国家的复兴。我至今还记得我见到这位老人时候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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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挤的人流中，稻盛和夫被簇拥着走入视野。这样的场面，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稻盛和夫因为出色的经营成果成为商界推崇的偶像，他所遇到的拥戴恐怕在当今商业世界里无人能及。但另一方面稻盛和夫出入于日本寺院，并且接受了戒律成为一名僧人，他善于把自己的经营思想引申为处世哲学。当问他为何能获得如此成功的时候，老人家经常讳莫如深地回答：敬天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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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本上符合日本传统企业家给人的印象：不仅仅在技术层面给人启示，他们更愿意作为你的精神导师，引发你在“道”的层面的反思。松下幸之助是一个世俗哲学家，他的思想核心通俗易懂——“下雨打伞”“木桶理论”；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则倡导以新制胜，他认为创新才能让企业保持进取心，不会落于人后。耐人寻味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畅谈互联网思维的时候可曾发现，他们所有的所谓新思维也不过是在固有框架内的新发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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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的是，稻盛和夫的哲学理念更有普世性，而且充满东方色彩。最近，他提出了“燃”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核心是，如果日本想摆脱目前经济颓唐的境地，必须具备燃烧的斗志去面临挑战，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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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抵上与日本一直倡导的武士精神相关联。满怀进取之心，忠诚于祖国，以中国儒家的仁爱为价值支撑，这样的观点深入日本人的骨髓。而日本商人其实是武士道精神最佳的继承者，甚至可以说，商人本身就是武士道精神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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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明朝时期，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大批日本浪人成为海盗侵入中国东南海岸，而他们的背后有着商人的广泛支持，某种程度上，浪人的掠夺也存在着商业目的。这和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远航有着类似之处。而商人与浪人的合作，对武士阶层在日本战国末期的崛起有着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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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演化和无数代商业精英的淬炼，日本的商业精神几乎就是武士与儒商思想的合集。这也就构成了日本商业思想的迷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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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提倡的“燃”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复兴和再生。他把财富的追求提升到国家层面，“日本的复兴需要燃的精神。”这区别于中国企业家对财富的单纯追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就曾论述：虔诚的新教资本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垂青的“选民”，只是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企业家教父涩泽荣一也曾经提出过：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回报社会。终其一生，涩泽荣一都没有创办过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但他扶持的企业超过5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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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稻盛和夫的思想一脉相承。作为一个日本二战后经济奇迹的缔造者、见证者和泡沫破灭的经历者，缔造了京瓷集团和KDDI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并在退出商界13载后，以耄耋之年，重新出山，仅用一年时间就拯救了同样是世界500强的日本航空公司。他的自传和各种传记把稻盛和夫描述成一个灾难深重的人：进入一家没落的企业，泡沫经济的重创，遭遇癌症的打击……在这些似曾相识的励志意味的叙述背后，是稻盛和夫坚持不懈的努力，对现实的挑战——为了打破电信业的垄断创办了KDDI，为了人手一部手机创立了京瓷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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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稻盛和夫的魅力和他的思想一样持久而影响深远，即使是新经济形势下的马云也把他当做崇敬的偶像，他的每一段经历都成为人们可资参考的故事，并且引申出商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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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的“燃”似乎在指导日本经济走向复兴，他渴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同他年轻时一样，怀抱远大理想，放弃对个人财富的迷恋，以燃烧的斗志实现国家的再次崛起。“京瓷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它以洞穿岩石般的坚强意志，获得被认为不可能获得的订单，并克服一切困难，努力按照订单要求向客户交付产品，不断拓展新的客户，扩大业绩。”这是稻盛和夫在企业内部对燃烧的斗魂的精神的阐释。而现在，他企图把这种思想扩展到全日本的企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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