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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就是在杰斐逊宣布“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400万名美国非印第安居民中的将近15%处于受奴役状态。尽管奴隶制在所有州都保留了合法性，将近95%的奴隶都生活在宾夕法尼亚以南，且最集中的地方是弗吉尼亚，然而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北方各州的立法机关就开始首先通过渐进式的解放法案，并最终完全废除了奴隶制。到了1804年，位于特拉华以北的所有州都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这一陋习，而且在未来几十年内加入美国的新的中西部州和领地都同样废除了奴隶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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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南方的奴隶人数却在19世纪前50年呈现爆炸式增长。从1790年的不到70万人，到1810年增长到119.1万人——此时距从外国进口奴隶被宣布非法已经有两年了。奴隶数量最终在南北战争前夕达到了400万。随着美国的领土边界不断向南、向西扩展，奴隶制也是如此。到了1860年，美国黑人奴隶就是马里兰到佛罗里达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密苏里和得克萨斯以西的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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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美国北方消失的奴隶制反而在独立50年后在南方扩张了呢？答案就是动摇这个年轻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上的严重混乱，这最终引发了残酷的南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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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在北方消失的原因是反奴隶制活动家有组织的推动，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区域也缺乏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北方的农场从来没有达到南方种植园的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也从来没有达到需要奴隶劳动力的地步。此外，工业制造业和城市生活的发展不利于使用奴隶劳动力。废奴主义者的信念根植于对人类自由的信念向往，它和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对种族融合的警告，共同塑造了公众舆论以及各州立法者的选举格局。有证据表明，许多，也许不是大多数的北方白人不认为奴隶制是道德问题，但是他们保卫奴隶制也确实得不到什么可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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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在南方的历程更为复杂，也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18世纪中期以后，从非洲进口奴隶的比例不断下降，诸如烟草和糖料等经济作物未来的赢利能力遭到了质疑。没有人能确定说出可能会发生什么（尝试这么做的历史学家真是可怜啊），但是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杰出的南方白人都相信奴隶制马上就会自行消亡。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在其公众生涯早期就承认，奴隶劳动力代表了一种无效率的且不明智的组织工作的方式。此外，他带有种族偏见地解雇了他认为低人一等的黑人，他认为白人和黑人永远都不能生活在一起，即便一方是另一方的主人。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杰斐逊改变了观点，他对一个记者说道：“我从很久以前就不再期望，我们身边的奴隶制会逐渐消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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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呢？为什么一个看似要衰败的体系在1780—1800年短短几十年内就恢复了这么多？答案是棉花。棉花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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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80年代，对原棉需求的上涨首先来源于英国，其位于曼彻斯特等地的纺织厂为增长中的全球化廉价衣物市场提供了供给。这些英国制造商在纺织工业上拥有技术垄断权，可以为最迎合它们需求的棉花农场主支付高价。最为重要的是，在试验种植了生长在全球各地的多种棉花之后，这些实业家开始偏爱一种特殊的棉花，在当时独立的美国的最南方的地区茂盛生长的那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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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革命后紧接的几年，美国农场主在寻找更有销路的作物。脱离英国意味着烟草、水稻和靛蓝染料价格补贴的终结，这些作物产生的利润也会减少。棉花提供了新的且有前景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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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及时的技术创新进一步推进了南方生产的棉花赢利能力的增长。在179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28岁新英格兰人伊莱·惠特尼，他当时是一名南卡罗来纳种植园园主的孩子的教师，取得了一种机器的专利权，能够用机械方法把棉花的纤维从棉桃中分离。根据传统的说法，惠特尼在观察了奴隶劳工缓慢且痛苦地从棉桃中挑去棉花种子之后发明了轧棉机。很清楚的一点在于，惠特尼取得了其设计的专利权后在第二年经商，投身制造业开始出售他的产品，不过历史学家就他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发明”了这种机器有过争论。或许这么说更准确一些：惠特尼掌握了改进一种技术的机械手段，而这一技术在很多种植园已经应用了，有时种植园的人会用金属滚筒把种子从纤维中刮出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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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争论惠特尼是否“发明”了轧棉机就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用机械把纤维（棉花）从棉桃中分离的进程，无论是通过惠特尼具有专利权的机器，还是通过后来的惠特尼的许多模仿者的机器，都变革了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技术。机械化减少了处理原棉的时间，所以种植园的管理者可以指挥他们的奴隶劳动力大军在土地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摘棉花。随着机器设备的传播使用，单个奴隶可以生产的用于出口的棉花数量增加了。根据某些估计，每个奴隶的棉花平均产量增加了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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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史中充满了像惠特尼这样的富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的故事。然而作为历史的镜鉴者，有一点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科技上的进步只有在社会和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才会带来改变。（不信的话就去问问达·芬奇，这个人可是在人类掌握飞行技术之前400年就有了直升机这样的构想。）是创新驱动市场，还是市场驱动创新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更为完整的答案是两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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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本土的纺织生产商也加入了英国工厂，共同驱动本土棉花种植的繁荣。在19世纪到来的时候，美国本土的纺织工厂经历了一次技术革命，北方的工厂主决定开始和更多的既有英国制造商竞争。国际冲突导致了1807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禁运。在伤害海外商人利益的同时，禁运让美国的纺织生产者获益，因为他们的产品因此更有竞争性了。推动纺织生产大规模增长的关键因素——南方的棉花，在种植园生长，由不自由的美国黑奴的双手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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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产业的发展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南方种植园主大概每年生产3 000包皮棉。到了1820年——那时本土的纺织制造业已经大范围得到传播——这个数字达到了450万。在1860年的南北战争前夕，南方每年种植并出口了（无论是售往国内还是国外）550万包皮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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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生产的爆炸式增长重新刻画了美国南方的经济景象。大种植园开始专业化于单一作物棉花，程度比它们在殖民地时期要高很多。随着更多的资源用于种植棉花以获取高利润，南方种植园园主前所未有地依赖从北方和海外进口的制造业商品，也依赖于南方的中小型农场提供的作为补给的粮食作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奴隶——也就是种植棉花的那双手——的依赖也比以往更强烈了。在国际棉花贸易的巨大力量面前，早先认为奴隶制会不断消亡的观点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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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棉花经济也带来了南方白人地主之间对土地和资源的残酷竞争。为了寻找肥沃的土地，很多人向西和向南迁移到了现在属于南方腹地的地方。而且只要棉花和棉花种植者走到哪里，理所当然地，奴隶制也就走到哪里。单是19世纪第一个10年，密西西比领地的奴隶数量就增加了400%，刚开始数量大概是3 500~16 7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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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这些移了民的美国白人和他们那生机勃勃的棉花生意得到了来自联邦政府的极大帮助，这令他们满怀感激。与各印第安部落冲突频繁，残留的西班牙定居点当时亦很常见，而棉花种植的最前线是通过领土协定保证的，这需要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在杰斐逊总统协商完成从拿破仑手里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之后，政府官员派遣了士兵去保护那片区域，也同样派遣了测量员进行测绘，并且把领地分成了若干可供耕种的小块，组织出售私人企业的机构也一同被派往那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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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多数棉花生长在雇用超过20名奴隶的大种植园中——某些情况下在密西西比合股的种植园有100名甚至更多的奴隶——从棉花产业繁荣中获得的财富愈发向少数人集中。随着棉花经济的扩展，掌握这一产业的人——拥有土地的种植园园主和把产品通过各个港口运往遥远的最终目的地的商人——合并成为一个强大的统治阶级。富有的南方人长久以来支配了美国政治。即使是在18世纪80年代，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奴隶制会灭亡，来自南卡罗来纳等州的制宪会议代表依然坚持，国家成立的文件中需要保护奴隶主的利益不受废奴主义者侵犯。在棉花产业繁荣的影响下，种植园所有者——经常被同时期的人叫作奴隶势力，或者种植园园主阶级——到达了新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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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亨利·哈蒙德在1858年对奴隶制的看法甚为夸张。在国会讨论堪萨斯州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州并允许存在奴隶制的时候，哈蒙德站起来捍卫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棉花经济，他自己正是凭借大种植园园主的身份跻身政坛的。他声称南方不仅仅是工业化的北方的供料系统。哈蒙德轻视工业制造业的重要性，并声称南方生产重要农业产品的能力使得南方比北方更加强大，而北方的生活要依赖南方的棉花。没有了南方的棉花，他断言，“英国就会狠狠摔个跟头，然后将整个文明世界一同拖下水，（而棉花将）拯救南方”。没有人将“有勇气和棉花开战”，哈蒙德指责北方：“棉花就是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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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王国”为美国早期商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流动到种植园园主和商人手中的巨额财富创造了哈蒙德这样的政治阶级，他们强烈捍卫奴隶制的行为将会引起1860—1861年的分裂。他们生产的棉花养活了欧洲和北方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也改变了美国人工作和消费的社会环境。并且最为关键的是，棉花经济的扩张巩固并促进了奴隶制这一传统。在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奴隶制在整个南方扩展到了创纪录的级别。400万女人、男人还有小孩被脚链束缚着，充当“人肉投机商”的猎物、巨额金融资产以及为南方经济上的霸权提供动力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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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奴隶制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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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来说，学者认为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分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历史现象。19世纪的经济思想家经常用自由一类的术语描绘资本主义：自由签订契约，自由拥有财产，从一个人的行动中自由创造利润。也许最重要的是为出卖劳动力自由讨价还价。当时最激进的资本主义批评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最为尖锐的分析，他把奴隶制和资本主义视为水火不容的事物。不能自由签订劳动合同，社会就不具有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一个阶级拥有生产资本（比如工厂），而另一个阶级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对于马克思而言，奴隶制代表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同阶段，作为资本主义的前导存在。（正像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导一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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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即便是对马克思的理论毫无兴趣的人也同意不自由的劳动力（按照定义来说）对资本主义不利。在整个20世纪，许多历史学家都支持这一说法，他们的证据就是奴隶制是不经济的且高成本的组织劳动的方法。奴隶当然生活得不好，但是他们不得不吃东西，然后就产生了构成他们拥有者经济成本的基本生活需要（挣工资的工人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使用强制性暴力同样也会产生成本。经济学家强调，农业的生产具有内在的线性性质，投资在农业上无法经历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实现的指数型回报。一个农场主把自己持有土地的数量翻番可能会潜在地让自己的产量翻番，然而工厂主和工业投资者能够把产能提高很多倍，从而实现高得多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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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些年来，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处于对立面这种观点。最近的历史把南方棉花生产商描绘成有效率、现代化的商人，和北方的邻居是十分类似的。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农场主设法生产了不断增长的棉花货物，比如让更多的土地可以得到耕种，再比如接受更有生产性的商业习惯。种植记录显示他们发展了愈发有效率的会计系统、调查工具以及为了实现作物产出最大化的种植规划。18奴隶主同样通过粗暴的劳动力管理增加棉花产量，采纳类似于工业工厂里那样的劳动力政策。哨子和号角有效管制了工作日，而像工厂工头那样行事的监督人，对个体工作者进行监督。正像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所说的，奴隶主不仅仅把使用暴力当成社会控制的工具，并且也特意把暴力当成提高生产力的策略。击打和折磨会迫使奴隶更努力、更快地工作，这增加了棉花王国的产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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