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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的一个优势就是拥有一个独立的法律存在。和今天不同的是，现在建立公司的授权是永久性的，大多数南北战争前的公司特许状是有时间期限的，在固定的10年、20年或者30年期限之后就届满了。尽管如此，拥有独立于其所有者的独立法律存在使得公司看上去更加稳定并且前景可预测，这也使得公司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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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帮助吸引投资者的法律创新是从股份公司模式中借鉴的：通过股票凭证建立所有权。投资者购买股份——实际上是纸片，那是今天电子证券投资组合的雏形——如果一个持股者死亡了，股份凭证和附带的所有权转移给其继承人。同样重要的是，股票的价值随着公司命运波动，持股者可以在交易中买卖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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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公司制中有限责任条款利用的增加，使得公司制这个概念在19世纪对商业所有者更有吸引力。在传统协定中，一群合伙人可以借钱为其经营冒险提供资金，但是如果他们遭遇了灾难性的损失，比如商船沉了，他们都以个人的方式对其合伙制企业产生的债务负全部（无限）责任。有限责任条款改变了这一方式，方法是保障任何个人投资者都不负超过其初始投资额度的债务责任。到了19世纪30年代，有限责任成为公司特许状中占支配地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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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工业制造业的传播和交通、通信的革命为制造业商品创造了内部联系更加紧密的国内市场，国家立法机关也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对特许状的申请需求。政治阶层的很多成员把公司特许状视为促进本国工业的关键，因为它使承担风险变得可能并且可以聚集资本。然而申请过程却相当烦琐，因为特许状需要被逐个审核然后由特定的立法机关法案授予。浩繁的文案工作本身就已经能够把人湮没了。慢慢地，国家开始转向一种新的被称作普通公司制的模式：行政性地而非通过立法的形式授予公司特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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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纽约成为第一个为制造业公司颁布普通公司制法律的州。在1837年，康涅狄格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在所有种类经营中出现普通公司制的州。到了1870年，每个州都在其法典上有某种类型的普通公司制法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公司制的特权——永续经营和有限责任——成为法律中的显著特征。随着整个国家从南北战争的创伤中得到恢复，美国继承了公司制法律体系，这让整个国家的工商业界步入了大规模永久性增长的正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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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市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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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内，制造业就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造成了不可想象的改变。农场主的国度渐渐变成了机车、电报和工厂的国度。商业组织和劳动关系的传统形式还在延续，但是新的工业时代还是来临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在北方，很多人开始挣工资。从每个人身上的衣服到介绍发生在遥远地区战役的报纸，每日的生活变得更加相互关联。商业经营变得更加专业化，农场更加赚钱，奴隶制也愈发根深蒂固。直到1860年这种有毒的惯例把国家分成两半，整个国家都遍布给美国生意人提供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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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变美国人如何相互影响、如何劳动，以及如何组织企业行动的市场革命所呈现出的发展路径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纺织工厂到铁路再到银行，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对社会具有更深入影响的企业面对着艰深的阻力，以及长期存在的对权力集中后的独裁倾向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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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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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尺≈0.3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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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四章 美国早期的商业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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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托马斯·杰斐逊给自己写了墓志铭。根据他的设想，墓碑上的文字应该昭示三项他认为的能够表明其世界性贡献的成就：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声明的作者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此的看法是，杰斐逊把自己担任总统（第三届）、副总统（第二届），以及担任国务卿（第一届）的经历完全剔除是错误的谦虚。他位于自家蒙蒂塞洛庄园的墓碑同样对其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的谈判中的角色保持沉默，这项购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张了一倍；同样也没有提及杰斐逊对科学的贡献以及他和奴隶制捍卫者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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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史的视角看，在杰斐逊那被简化了的功劳簿上，被忽略的部分中最为显眼的是杰斐逊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视角，这一视角被历史学家称为“农业民主”。早在18世纪80年代，杰斐逊强调能够自给自足的农场主代表着反抗暴政的堡垒，也能给这个国家冒着陷入腐败问题的风险从农业转向工业提出警告。尽管他漫长一生中的不少特定立场都发生了转变，但是他对银行、制造业以及经济权力集中的普遍怀疑成为“杰斐逊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内容。随着美国经济在南北战争前半个世纪的扩张，杰斐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关键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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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90年代华盛顿的总统任期内，有关工业化进程、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开始变得明朗，最终持续到南北战争爆发。其中一派支持汉密尔顿，从其所在的财政部的立场上，极力推动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系统和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的保护性关税。正如他在1791年向国会真挚谏言时所说，“将个人对产业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关乎整个国家利益”。尽管华盛顿在官方上是无党派治理（华盛顿总统期望的是给予公众一个自己超然于政党斗争之上的印象），汉密尔顿却是作为一个派系的强力发言人出现的，这个派系后来被人们称为联邦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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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密尔顿强调联邦政府应当积极、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同为华盛顿内阁成员的杰斐逊强调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出。作为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地主，杰斐逊认为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农场，而不是没人情味的工厂（或者讽刺一点说，正如他拥有的那种大规模的使用奴隶劳动力的种植园），能够提供反对暴政的堡垒并且确保地区自治的未来。在杰斐逊的思维中，制造业工作的艰苦差事和对日薪的依赖会剥夺个人自由。杰斐逊以他特有的夸张方式说道：“在我们的土地还需要劳动力时，就让我们永远不要期望看到我们的公民在工厂的工作台上工作。”2这样的对由独立、自由的农场主组成的神圣国度的信念，和杰斐逊从中获利的奴隶制（这未免有些讽刺）以及汉密尔顿预期的混合工业经济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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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汉密尔顿–杰斐逊之争”比我们只言片语所描述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事实上，杰斐逊不仅仅是一个“反工业者”，汉密尔顿也不只是一个“反农场主者”。尽管如此，他们侧重点的不同以及对美国经济类型相互分歧的观念，比较准确地抓住了19世纪前半叶不太平静的商业政治的特征。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10年代，这种分裂能够帮助人们认识最初的政党体系，其中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包括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在任），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杰斐逊派共和党区分开。（杰斐逊派共和党也叫民主–共和党，这个党派和现在的共和党没有关系，现在的共和党是19世纪50年代形成的。）在1800年，国家权力的中心开始转移，当时杰斐逊击败了亚当斯成为新一届的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杰斐逊共和党完成了几乎各个层面的对联邦党的击溃，到了1812年战争时，联邦党只存活于美国偏远的地区以及基层政治当中，已非国家性政治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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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居于联邦政府的杰斐逊派共和党与汉密尔顿派联邦党的对立持续到了南北战争，双方对立尤其体现在用高关税保护本土工业还是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农业出口上。从更广义的角度说，这种原则上的不一致持续得更为久远，甚至直到现在。政府应当怎样促进企业发展，在众多的经济部门之间又是如何进行选择的？政府应保护美国商业还是放任不管呢，哪种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呢？在这些主题上的分化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中心，贯穿了美国发展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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