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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汉密尔顿–杰斐逊之争”比我们只言片语所描述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事实上，杰斐逊不仅仅是一个“反工业者”，汉密尔顿也不只是一个“反农场主者”。尽管如此，他们侧重点的不同以及对美国经济类型相互分歧的观念，比较准确地抓住了19世纪前半叶不太平静的商业政治的特征。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10年代，这种分裂能够帮助人们认识最初的政党体系，其中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包括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在任），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杰斐逊派共和党区分开。（杰斐逊派共和党也叫民主–共和党，这个党派和现在的共和党没有关系，现在的共和党是19世纪50年代形成的。）在1800年，国家权力的中心开始转移，当时杰斐逊击败了亚当斯成为新一届的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杰斐逊共和党完成了几乎各个层面的对联邦党的击溃，到了1812年战争时，联邦党只存活于美国偏远的地区以及基层政治当中，已非国家性政治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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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居于联邦政府的杰斐逊派共和党与汉密尔顿派联邦党的对立持续到了南北战争，双方对立尤其体现在用高关税保护本土工业还是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农业出口上。从更广义的角度说，这种原则上的不一致持续得更为久远，甚至直到现在。政府应当怎样促进企业发展，在众多的经济部门之间又是如何进行选择的？政府应保护美国商业还是放任不管呢，哪种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呢？在这些主题上的分化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中心，贯穿了美国发展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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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杰斐逊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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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政治支持者把他们在1800年取得的压倒性的选举胜利阐释为国家政治的革命。在联邦党人12年的统治之后，代表“人民”的党看上去取得了胜利。然而，和政策实践相比，政党的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更为明显，也被形容得更为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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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掌权，杰斐逊一派就认识到，稳健的联邦政府能够带来不少益处。在杰斐逊自己和其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同样也是一个弗吉尼亚地主兼奴隶主）的治理下，联邦政府指导把关键性资源投入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和运河建设。这一举措主要受到一个叫作艾伯特·加勒廷的瑞士移民的压力，他于1801—1814年在两个总统治下担任财政部长（美国历史上担任这个职务时间最长者）。在1808年，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年，加勒廷部长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规模宏大的《关于道路、运河、港口和河流的报告》，建议实施一个为期10年、耗资2 0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扩展计划。（作为对比，1808年的整个联邦预算是1 000万美元。加勒廷想把其中的1/5花费在内部基础设施改进上。）他声称，规模惊人的公共资金花费对于打造国家经济至关重要。尽管加勒廷并没有成功获批他所要的全部资金，他的报告还是为利用联邦政府促进商业扩张设立了先例——在杰斐逊派共和党中尤其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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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3年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使得国家领土面积翻番之后，改善国内运输条件的紧迫性又上了一个台阶。就在那一年，杰斐逊总统从法国拿破仑·波拿巴手里购买了北美大陆中部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法国销售这块土地的权力来自早先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根本就没考虑生活在那里的无数印第安人）。杰斐逊主要的动机是对国家安全的关切，尤其是想要得到通往新奥尔良港的道路；即便如此，大陆扩张将会对商业产生深刻的影响。联邦政府将关键性资源投入转移印第安人以及以武力驱离领土内的西班牙定居者，同样也派出了测量员将土地划分成可以出售给美国白人农场主的条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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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进行的1812年战争进一步刺激了执政的杰斐逊派共和党，重新考虑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立场，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当时英国正在和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交战，为了保护美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干涉，在麦迪逊和国会共和党人的带领下，美国向英国宣战。在西部和南部的共和党人倾向于开战，既是因为他们希望促进对欧洲的出口，也是因为他们希望减少英国对美国内部印第安人的支持，印第安人当时正在和侵入他们土地的美国农场主交战。在新英格兰的航运界人士反对战争，这反映出了原先汉密尔顿一派的逻辑：和工业化的英国之间的商业纽带对于美国经济的活力至关重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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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为期两年的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美国也遭受了关键性的失败，特别是入侵加拿大魁北克的努力付诸东流，以及英国于1814年洗劫了华盛顿特区。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没有对两国的领土边界做出太多改变，但是这次经历让很多共和党人意识到普遍缺乏制造业能力是美国一个巨大的缺点。当战争（以及战争之前的贸易禁令）阻碍了跨大西洋贸易时，富有的商人，诸如洛厄尔和其他波士顿联合会中的人，把他们的经营活动重新导向国内的纺织品生产上。现在随着贸易得到恢复，这些年轻的制造商会面对来自更大、更先进的英国工厂的新威胁。作为应对，共和党人最终于1816年采纳了汉密尔顿于1791年提出的建议，通过征收保护性关税推动新生的本土制造业。相较于美国生产的同等商品，这类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英国的制造商无法从中获利。除了保护正处于萌芽之中的北方工厂之外，关税同样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收入，使其能够在财政部长加勒廷推动的那些国家内部基础设施改进上花费更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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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战争之后，很多杰斐逊派共和党人开始迎合原来汉密尔顿一派的立场。随着联邦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终结，一个新的信奉国家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巩固了自己的支持率。来自北方的精英，其中很多从航运业转向制造业，逐渐增加了对保护性关税以及杰斐逊和麦迪逊派的支持。与此同时，该政党也保住了自己在南方农业州的传统地盘，获得了来自拥有大规模种植园的奴隶主和来自独立经营的农场主的双方支持。这个经济同盟体系开启了一个为期10年的意见统一时期并且缓和了政党斗争，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善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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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5—1824年，经济上的争论集中在被称为“美国体系”的政治提议上，肯塔基参议员亨利·克莱是其最为强力的推动者。在1824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克莱效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者已于1804年去世），公开宣称这个国家最为需要的是“销售和交换其生产剩余的市场”。为了创造并培育市场，他继续说道，需要由联邦政府提供稳健的政策。除了保护性关税之外，克莱敦促政府向购买新的西部领土的私人投资者收取高价，为兴建更好的国家道路和运河筹措资金。他同样要求建立稳定积极的银行系统。关税、国内基础设施改进以及国家银行，这三大支柱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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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善意的时代”的信念并没有在1824年的总统竞选中得以延续，那次竞选有4位竞选人，竞争颇为激烈。从此之后，国家的政策就开始分化。田纳西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但是没有人声称获得了绝对多数票，而众议院把票投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是前任联邦党人总统的儿子，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亨利·克莱促使的，他的升迁梦算是破碎了。在这次选举之后，被称作第二届政党体系的政治洗牌出现了，杰斐逊派共和党分裂成了坚持不同经济立场的两派，这两派主要是在关税问题和国家银行系统上有所分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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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银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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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半叶，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政治领域相互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剧烈冲突。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问题——如何管制通货和货币供给，金融机构应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引起了强烈争议。争议以1832年汉密尔顿梦想的国家银行体系的失败而告终，尽管这是权宜之计，但远非完美。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银行问题的争斗最终酝酿出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制，这个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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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战争的历程，贯穿安德鲁·杰克逊1829—1837年的整个总统任期，向前可以追溯到1791年。时年，作为对汉密尔顿公共财政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回应，国会授予美国银行[1]联邦特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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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银行坐落于费城的宏伟的大理石大厦中，是一个半私营性质的公司，借由联邦政府当局授予的特许状获得了法人地位。特许状中记载了美国银行经营活动的细节，比如分支机构的数量甚至是其中一些主管的身份。从功能上讲，美国第一银行为财政部提供了一个存钱的地方，这些钱是财政部从进口关税、其他税收或者土地转让中搜集的。除此之外，它的分支网络为商人创造了把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安全便利机制。最后，通过印发由黄金和白银储备支持的联邦银行券，美国第一银行还帮助稳定国家的币值。此前每当由政府特许经营的银行例行公事地发行它们自己的银行券时，通货的价值在不同地区浮动，毕竟商人和银行家不信任来自不知名银行的银行券，并会对之进行贴现处理。而来自美国第一银行的银行本票可以在任何支行被兑换，这就创造了接近于国家性通货的事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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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开始，美国第一银行具有汉密尔顿派联邦党思想中的特点。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经常性地使用通货，所以大多数银行的日常运作是为精英商人的利益服务。除此之外，公司的治理结构增强了有钱人的特权地位：联邦政府自己占有公司股份的20%，而其他80%的股份卖给了美国富人。这个结构恰恰是汉密尔顿所向往的。通过迎合精英商人，美国第一银行将自己的金融利益与联邦机构包裹在一起，也因此保障了自身能够继续从宪法和政府中获取政治、精神以及经济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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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授予美国第一银行的特许状的期限是20年，在20年之后特许状需要更新。然而据我们所知，在1791—1811年政治潮流发生了变化。杰斐逊派共和党人把美国第一银行贬低成经济权力向少数富有银行家集中的工具。此外，美国第一银行过度偏向为北方的商业精英服务，而并不是为那些南方的种植园所有者服务，一般来讲种植园园主的财富是不流动的，并且被束缚在土地和奴隶上。随着联邦党政治力量的衰退以及杰斐逊派共和党的兴起，美国第一银行注定失败。1811年在美国第一银行的特许状到期后，国会没有延长其特许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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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12年战争制造了一场银行危机，这成功说服了很多杰斐逊派共和党人把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放在一边。在没有国家银行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把它的存款转移到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特许经营的银行网络之中。当与英国的战争爆发时，财政部增加了从这些银行中的借款，这些银行就印发了越来越多的银行券去满足政府贷款的需要。（我们可以将银行券视作“现金”，实际上是亏欠银行的债务。）随着流通中现金的增加，通货的价值下降。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变得不稳定，并且导致州内或者国际的商业交易风险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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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国的经济依赖于信用和债务网络。从田野到船坞、从仓库到工厂然后又回到仓库，当产品在销售链上移动时，各种各样的中间人依赖于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式进行产品交换。从种植者到批发商再到工厂所有者，整个商业链上的人会（因为通货膨胀）怀疑欠债方是否能够偿还欠款，或者他们在星期一收到的银行券在星期二是否还值相同的价钱。最后，英国人在1812年攻入华盛顿特区，点燃了金融业的恐慌情绪。美国人匆匆将银行券兑换成金银，这使得银行的储备金枯竭。许多银行共同停止了信用展期，商业也枯竭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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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一群杰出的商人游说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授权建立第二个美国银行。他们希望通过控制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来管制较小规模的州立银行。像它的前辈一样，这个成立于1817年的新的规模更大的国家银行独立于联邦政府或者民主进程。在它的25位董事当中，只有5位是政府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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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7年和1818年，这些董事因为处理不当，允许州立银行延展了太多的信用，尤其是在农村和西部。1819年金融恐慌爆发，国家银行尝试通过回购自己的债务来纠正这一不平衡，这使得经济萧条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后果特别严重。尽管美国第二银行的董事在这之后对管制信用更加有技巧了，1819年的痛苦回忆依旧残留。很多在农村地区的人，以及东部城市的工人阶级，对新国家银行又怕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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