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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反竞争活动禁令的任务落在了新一代共和党政治家的头上，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麦金莱遭遇刺杀之后升任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威廉·H.塔夫脱。和他的前任相比，罗斯福更年轻、更性急，欠了富有金融家更少的人情。罗斯福感觉到了大众对于臭名昭著的垄断者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艾达·塔贝尔针砭时弊的书籍把洛克菲勒描绘成冷酷无情的人，尤其是在这本书提到小的独立炼油厂的生活被根除和摧毁的时候。1907年灾难性的金融恐慌，是由不受管制的金融公司的崩溃引发的，也同样增强了公众对垄断者的反对情绪。罗斯福谨慎地开始他的任期，心有戒备地尽量不去冒犯商业群体，但是他迅速指示法律部把目标锁定到最臭名昭著的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人身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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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石油公司位列榜单首位。在20世纪早期，约翰·D.洛克菲勒横向整合了企业，已经几近控制了整个石油市场。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如果有人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洛克菲勒。追捕洛克菲勒以外的其他人会让整个反垄断事业陷入瘫痪。然而，洛克菲勒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并且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有钱的人，这取决于你如何计算通货膨胀。他对抗反垄断诉讼的资源几乎是深不见底的。如果他打赢了官司，法律部担心政府能否继续保有公众的支持。正如他们所说，如果你朝国王开火，你最好别打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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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1年，当时罗斯福卸任总统，塔夫脱继任，法律部提出了对标准石油的诉讼。1911年5月11日，最高法院裁决标准石油的行为符合“限制贸易”的定义，方式是反竞争。在写给公众的报告中，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怀特给出结论，标准石油“向所有人收取过高的价格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然而在面临竞争时，“它经常性地把价格下调到甚至连标准石油自己都没有利润的地步”，从而把竞争对手挤垮。在判决标准石油是非法垄断之后，最高法院要求对它进行拆分。标准石油被强制性地拆分成43个区域性公司，它们之中的很多，像埃克森美孚、马拉松和雪佛龙运营到了今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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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脱任期内同样打赢了针对其他反托拉斯的官司，包括拆分美国烟草托拉斯（和标准石油一案在同一天被裁决）。这些1911年的判决，正如历史学家路易斯·高拉姆博什强调的那样，“给那些大公司和它们的法律顾问敲响了反托拉斯的警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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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垄断的突袭还远远说不上完备。在1911年，法律部开始了对J.P.摩根旗下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然而在激烈的法律较量之后，最高法院最终在1920年判决，“美国钢铁公司获得的权力，要比任何单个竞争者大得多，但是比不上其他所有竞争者所拥有的总权力大，所以不构成垄断”。29对于反垄断力量而言，美国钢铁公司的存活暴露了反垄断活动的局限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能够成功攻击卡特尔和价格规定机制，但是因为它只禁止限制贸易，而不是总体上的市场支配地位，所以它对限制公司兼并或者遏制工业集中的势头无能为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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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进步时代：对工业主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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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不满——从巨头公司的掠夺和垄断定价到对公认的剥削，再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启动了美国历史上一项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用“进步时代”这个词形容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到一战开始之间的年份，这是由政治上和学术上对工业化社会快速兴起的反应定义的。既不立足于激进的社会主义，也不根植于没有限制的自由放任经济，进步主义者寻求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剩余的同时保留它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进步时代重新认同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元素，同样也建立了新的机构、政府组织以及对民主承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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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开启了联邦政府在美国日常生活中角色上的转变。在国家层面，包括1906年对纯净食品药物法案的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国家关于食品药品内容的适用准则。在1909年，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授权收取所得税。这条举措于4年后得到批准，给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提供了有宪法保障的现金流，要求更富有的个人和营利性更强的公司把更多收入贡献出来。同样在1913年，另外一条宪法修正案确定美国参议员由选举人直接选举，而不是由州立法者间接选举。这一改革反映了对腐败的广泛关注以及对出身名门的金融精英们相互拉帮结派的担忧，同时也表明了对民主的信心得到恢复。1914年，国会在国家最有权势的商业领袖的支持下，建立了联邦商务委员会，将反托拉斯执行进程制度化和官僚化，以使得竞争政策更加透明且不具有党派性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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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这些以及其他结构和法律的改革，进步主义者直面公司规模和经济集中的问题，同时重新肯定了私营商业系统本身。进步派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波士顿的零售商爱德华·费林，本身是最为杰出的商人，把管制视为创造稳定、可预测且以增长为导向的商业气候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无论管制是联邦层面的还是州政府层面的。32通过强调对大公司的不满和批评，进步主义者致力于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混乱世界中强加上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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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七章 现代生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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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908年，一位名叫亨利·福特的汽车制造商正在竭力避免让他的第三家汽车公司重蹈他前两次商业冒险失败的覆辙，当时他全身心地投入生产了一种新型号的汽车：福特T型轿车。福特确信汽车产业的关键是销售物美价廉的产品。当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在用成批工艺（也就是同时只处理少数几个产品），导致汽车售价居高不下时，福特已借助一种新的策略取得了领先，这为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带来了效率。在1908年T型轿车售价850美元，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价格降到了不到300美元。随着价格下降，销量激增：福特在1907年卖出了创纪录的9 000辆汽车，但是到了临近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每年能卖出将近100万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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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型轿车的销量非常好，也使得亨利·福特成为这个国家最为富有的人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样开启了一个完整的行业（这个行业很快就有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加入，该公司最终超过了福特公司），这个行业和铁路、原油精炼、房屋贷款以及矿业一并构成了美国企业大型化的内涵。大批量生产的汽车也标志着一些新事物的出现：消费者对于主要产业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早先的工业巨头关注于满足同行实业家的需求，但是汽车制造商则瞄准了末段的用户——驾驶者。福特公司会考虑消费者需要什么，然而它的竞争对手却不这么认为。但是他们都相信应该把技术应用于大批量生产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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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方式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20世纪初的几十年见证了消费导向型商品的剧烈增长，这对美国人的生活而言是一场革命。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汽车行驶在城市街道和乡村道路上，像可口可乐这样全国闻名的品牌，把广告打到了每家店铺，家家也都拥有了收音机、烤面包机等新型电器。正如一名记者在1924年所写的那样：“美国公民现在比200年前的国王生活得更加舒适和便利。”2大规模的消费经济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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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只要它是黑的就行：福特公司的标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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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性商品的大批量生产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现代生活的主旋律，产生于由工业资本主义巨头推动的基于前代生产上的创新。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看到的，以经营合理化为目标的行动是铁路、石油、钢铁以及其他重工业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关键。这种趋势不仅包括采用架构清晰的管理层级制和战略决策机制，也包括标准化生产这一决定性实践本身。从钢轨到轻武器，19世纪最为成功且盈利最高的工厂发现了将生产过程流水化的方法，它们脱离了“成批式生产”转向大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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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泰勒是向标准化生产技术转向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创新者之一，他开始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后来转变为管理大师。泰勒并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唯一预言标准化生产的，但他可能是标准化生产最有名的代言人。先是钢铁厂的经理，后来又变成了作家、公众演说家和商业顾问，泰勒展示了制造业可以用怎样的方式把秩序、效率和利润植入混乱且缺乏有效管理的工厂系统。而他的主张也被很多人简称为“泰勒制”，描绘了一种系统化的、高度合理化的、（并且显然对于工人而言是）压迫性的、不容有失的车间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