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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30年之后，另一位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的远房堂侄富兰克林，接管了总统职位。1936年10月，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咆哮的人群之前，这时距离他三次连任的第一次只有一周了，年轻的罗斯福把目标对准了不知廉耻地搜刮的资本家。富兰克林以民粹主义的立场回应了他进步时代的堂叔，攻击那些阻碍他进行新政改革的“经济保皇派”。罗斯福指责道，“他们是和平的敌人”，犯下了“垄断商业和金融”“不顾后果的借贷”以及“发战争财”的罪行。在面临真正的商业管制以及遭遇大萧条灾难的情况下，这些经济势力现在“因为对他的仇恨而联合在一起”。罗斯福确信处理大公司是一个聪明的政治策略，于是他奚落他的批评者，声称“我欢迎他们的仇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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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大张声势的公开演说当中，这两个罗斯福都运用了相似的语言，尽管他们的总统任期相隔了几十年。他们激烈而又毫不含糊的对某些商业领袖的批评代表了围绕着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有争议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对于20世纪前1/3阶段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制。现代公司制度的产生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传播也让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兴起，该运动致力于扩大管理机构的权力以让其成为捍卫民主和平等的堡垒。总的来说，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标志了值得注意的政治改革时刻，同样也见证了对改革的强烈抵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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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商业领袖来说，政府管制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对他们社会角色的冒犯，同时也对他们的生意形成了挑战。其中一些人选择与新的管制和平共处，甚至找到了从中获利的途径；另外一些则坚决与进步主义政治划清界限。他们指责道，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扫清了通向自由和增长的障碍，而政府的规则和管制没有任何美国色彩，甚至带有煽动性。据伊雷内·杜邦所说（皮埃尔的弟弟，于1919—1925年任家族企业的总裁），罗斯福新政“不过是把社会主义教条换了个名字”。3很多美国大公司的领导者都同意这一点，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政治俱乐部和贸易协会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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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度关注“经济保皇派”和“社会主义分子”这样的极端术语，也体现出关于自由市场还是政府管制的争论似乎过于简单化了。美国的商业历史表明现实比这要复杂得多。政治上的火气是一闪而过的，但是联邦政府和商业领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调和以及谈判后的妥协。罗斯福总统任期中所架构的东西对于商业史而言如此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20世纪出现的两个巨人——大规模整合的公司和执行管理的官僚化政府——之间长期的交道，这发展成了两者之间至关重要的结社般的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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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协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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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对抗新的现代政府的方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业协会。城市级别的商业协会和贸易局，在19世纪的时候规模还相对较小，如今扩张了，并且吸引了更多的成员，尤其是吸引了中层商人。随着商业企业变得日益专业化，相应协会也变得专业化，而贸易集团也致力于维护零售商、制造商以及其他衍生部门的利益。与此同时，大型的国家组织也走到一块，把商业领域的财力、智力和政治力量联合起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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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要因素推动了商人之中新的协会化的生活：管制型政府的成长以及有组织劳动力的增加。对于很多企业所有者、经理和投资人来说，工会和管制的迅速发展本身就是对大型化、综合化公司出现的应对，这是做生意的主要阻碍。商业领袖指责工人运动增加了自己的成本。经济管制尽管是为了稳定经济以及缓和不受控制的竞争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但是也同样激起了很多商业领袖的不满，他们把政府的仲裁视为对自己特权的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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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老练的工匠联合在一起来提升他们的利益一样，商人也成立了新组织来做同样的事情。无论他们代表什么特定的行业、什么部门抑或是哪个全国性的商业领域，这些协会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都在推动强化了商业和现代政府之间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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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美国制造业协会）现在仍旧为中小型工业企业游说，其历史经历表明劳工政治在推动泛商业化联合行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NAM于1895年成立，当时致力于推动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保护性关税，这遵循了一个世纪以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足迹。与此同时，这个组织也作为共和党在由民主党控制的南方吸引中小型制造商的重要工具。实际上，NAM的成立者之一是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莱（以及他的竞选参谋马库斯·汉纳），他在1896年的竞选中依靠制造业社区的支持击败了民主党的民粹主义者威廉·詹金斯·布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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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组织成立了几年之后，NAM的领导把他们的关注点从关税转移开了，只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他们推断NAM能够把政治上的战火引向劳动工会，以吸引更多的成员，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不久，NAM就在政治斗争中因为反对组织化的劳工想要努力实现真正的工人所得，比如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日，而出了名。到20世纪20年代，NAM作为反对劳工运动的保守主义者而赢得了永久性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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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牢牢把控了反对工会的定位，但是对于在1909年就职的共和党总统威廉·塔夫脱来说，这个团体关注的内容有些过于狭隘。在认定没有任何协会能代表企业更广泛的利益之后，塔夫脱于1912年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了由商业领袖参加的会议，这导致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商业组织——美国商业协会（又名全国商会）的诞生。全国商会把自己定位为中央化的、比建立在州和城市基础上的商会更有影响力的组织，而那些商会从19世纪开始就促进发展了当地贸易和遍布全国的工业。和NAM不同的是，全国商会囊括了来自整个商业世界的代表，从连锁商店、酒店到钢铁公司和华尔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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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商会拥有将近14 000名成员（NAM有大概5 000名成员），并且在政治上积极奋进。（实际上，它在今天仍旧是美国最有权势且资金最为充裕的商业游说组织。）6具有包容性，并且不仅仅代表实业家精英和金融家的狭隘立场，全国商会拓宽了商业领域的单一视角。正如其自誉为“商业之声”一样，全国商会也身体力行了柯立芝的名言，即“美国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的确，柯立芝本人也赞扬全国商会“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总体上的公众观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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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AM不同，全国商会不仅仅关注劳工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它把资源投入更广泛的问题。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公司变得更大、更加综合化、更复杂，经济统计的数量——关于生产的成本、生产力、价格、供应链，以及其他要素——也扩展了。在进步时代，商业领袖变得对理解和分析新数据愈发感兴趣。“这一学科的学生们现在普遍同意商业繁荣的起伏波动是由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所决定的。”哈佛商学院的梅尔文·科普兰在1915年解释道。为了成功，企业应该明白复杂市场中的纷繁难懂之处，而不是仅仅担心“关税法案、政治意外事件，或者是法院判决”这样的外部因素。更为特别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在1921年写道，一个商人应该“（1）估计未来他需要满足哪些需求以及（2）他尝试满足这种需求所进行的操作在未来造成的结果”。8除了拥护或者反对特定的管制或者劳工政策之外，全国商会这样的商业协会还会进行专业的经济分析并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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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善管理决策之外，商会也致力于搜集并研究经济信息，同时承担了重要的政治功能。通过吸收企业执行层的专业技术，进步时代的商业协会巩固了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随着关于公平贸易惯例、生产安全、价格歧视和劳工政策的规定于20世纪初的前几十年相继问世，商业领袖确保了自己在谈判桌上有了一个优先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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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之后的几年，这种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杰出的商业领袖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叫作“社团主义”——自我管理机构的自愿合作。这一政府哲学最著名的信徒是赫伯特·胡佛，他于1921—1928年在哈丁总统和柯立芝总统任内负责管理商业部，之后他就参选总统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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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在投身政治之前是一名矿业工程师，把理性的、科学的习惯带到了政治问题的解决上。除此之外，他持有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能够导致有效率的结果这一信念。在担任商业部长时，胡佛把政府机构和贸易协会聚集到一起，搜集企业可以用来改进并标准化其实践的经济数据。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效仿了这种合作的方法，通过了许可经营法，得以对很多商业实践规范监管、专业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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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当时大型的工业厂商集团支配了经济，而收音机和汽车这样的消费性商品把大批量生产的期望托付给了比原来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口群体。但是政府的平行扩展是伴随着商业的增长的，而贸易协会为了共享普遍繁荣的利益，在同政府以及胡佛这样的官员合作。这种新的进步主义模式的政府和商业之间关系的捍卫者相信，他们已经打破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平衡——在尊重私营企业自治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暗藏了市场中毁灭性的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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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爵士乐年代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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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繁荣的经济看上去符合胡佛的社团主义思想，而那几年商业领袖也取得了在美国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层面中的崇高地位。在战争结束时的短暂萧条之后，商业周期在1922年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扩张阶段，而接下来的4年更是赢得了“爵士乐年代”（也叫“咆哮的二十年代”）。高效的大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分配技术、复杂的组织结构，以及消费导向性产品的扩散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在一战的破坏之后，由于受到新的科技奇观冲击并且厌倦于外来的纠缠，很多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拒绝改革精神，而改革精神正是进步时代具有活力的原因。美国人开始拥抱一种对社会繁荣尤其是对于商业持保守态度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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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商人来说，这种“保守”意味着卷土重来的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维护，意味着比以往更强有力地运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全国政府层面促成商业友好型政策）。正如《华尔街日报》在20年代中期所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过的，能够有这样一个如此完整地和商业融合在一起的政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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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公司和组织化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能证明这种融合了。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推动了激进左派基础上的“红色恐怖”。在一战结束阶段，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让很多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商业领袖确信民主化工会的激进主义代表了和国外共产主义同样严重的威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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