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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对抗新的现代政府的方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业协会。城市级别的商业协会和贸易局，在19世纪的时候规模还相对较小，如今扩张了，并且吸引了更多的成员，尤其是吸引了中层商人。随着商业企业变得日益专业化，相应协会也变得专业化，而贸易集团也致力于维护零售商、制造商以及其他衍生部门的利益。与此同时，大型的国家组织也走到一块，把商业领域的财力、智力和政治力量联合起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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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要因素推动了商人之中新的协会化的生活：管制型政府的成长以及有组织劳动力的增加。对于很多企业所有者、经理和投资人来说，工会和管制的迅速发展本身就是对大型化、综合化公司出现的应对，这是做生意的主要阻碍。商业领袖指责工人运动增加了自己的成本。经济管制尽管是为了稳定经济以及缓和不受控制的竞争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但是也同样激起了很多商业领袖的不满，他们把政府的仲裁视为对自己特权的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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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老练的工匠联合在一起来提升他们的利益一样，商人也成立了新组织来做同样的事情。无论他们代表什么特定的行业、什么部门抑或是哪个全国性的商业领域，这些协会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都在推动强化了商业和现代政府之间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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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美国制造业协会）现在仍旧为中小型工业企业游说，其历史经历表明劳工政治在推动泛商业化联合行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NAM于1895年成立，当时致力于推动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保护性关税，这遵循了一个世纪以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足迹。与此同时，这个组织也作为共和党在由民主党控制的南方吸引中小型制造商的重要工具。实际上，NAM的成立者之一是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莱（以及他的竞选参谋马库斯·汉纳），他在1896年的竞选中依靠制造业社区的支持击败了民主党的民粹主义者威廉·詹金斯·布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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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组织成立了几年之后，NAM的领导把他们的关注点从关税转移开了，只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他们推断NAM能够把政治上的战火引向劳动工会，以吸引更多的成员，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不久，NAM就在政治斗争中因为反对组织化的劳工想要努力实现真正的工人所得，比如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日，而出了名。到20世纪20年代，NAM作为反对劳工运动的保守主义者而赢得了永久性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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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牢牢把控了反对工会的定位，但是对于在1909年就职的共和党总统威廉·塔夫脱来说，这个团体关注的内容有些过于狭隘。在认定没有任何协会能代表企业更广泛的利益之后，塔夫脱于1912年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了由商业领袖参加的会议，这导致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商业组织——美国商业协会（又名全国商会）的诞生。全国商会把自己定位为中央化的、比建立在州和城市基础上的商会更有影响力的组织，而那些商会从19世纪开始就促进发展了当地贸易和遍布全国的工业。和NAM不同的是，全国商会囊括了来自整个商业世界的代表，从连锁商店、酒店到钢铁公司和华尔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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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商会拥有将近14 000名成员（NAM有大概5 000名成员），并且在政治上积极奋进。（实际上，它在今天仍旧是美国最有权势且资金最为充裕的商业游说组织。）6具有包容性，并且不仅仅代表实业家精英和金融家的狭隘立场，全国商会拓宽了商业领域的单一视角。正如其自誉为“商业之声”一样，全国商会也身体力行了柯立芝的名言，即“美国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的确，柯立芝本人也赞扬全国商会“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总体上的公众观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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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AM不同，全国商会不仅仅关注劳工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它把资源投入更广泛的问题。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公司变得更大、更加综合化、更复杂，经济统计的数量——关于生产的成本、生产力、价格、供应链，以及其他要素——也扩展了。在进步时代，商业领袖变得对理解和分析新数据愈发感兴趣。“这一学科的学生们现在普遍同意商业繁荣的起伏波动是由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所决定的。”哈佛商学院的梅尔文·科普兰在1915年解释道。为了成功，企业应该明白复杂市场中的纷繁难懂之处，而不是仅仅担心“关税法案、政治意外事件，或者是法院判决”这样的外部因素。更为特别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在1921年写道，一个商人应该“（1）估计未来他需要满足哪些需求以及（2）他尝试满足这种需求所进行的操作在未来造成的结果”。8除了拥护或者反对特定的管制或者劳工政策之外，全国商会这样的商业协会还会进行专业的经济分析并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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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善管理决策之外，商会也致力于搜集并研究经济信息，同时承担了重要的政治功能。通过吸收企业执行层的专业技术，进步时代的商业协会巩固了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随着关于公平贸易惯例、生产安全、价格歧视和劳工政策的规定于20世纪初的前几十年相继问世，商业领袖确保了自己在谈判桌上有了一个优先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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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之后的几年，这种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杰出的商业领袖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叫作“社团主义”——自我管理机构的自愿合作。这一政府哲学最著名的信徒是赫伯特·胡佛，他于1921—1928年在哈丁总统和柯立芝总统任内负责管理商业部，之后他就参选总统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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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在投身政治之前是一名矿业工程师，把理性的、科学的习惯带到了政治问题的解决上。除此之外，他持有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能够导致有效率的结果这一信念。在担任商业部长时，胡佛把政府机构和贸易协会聚集到一起，搜集企业可以用来改进并标准化其实践的经济数据。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效仿了这种合作的方法，通过了许可经营法，得以对很多商业实践规范监管、专业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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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当时大型的工业厂商集团支配了经济，而收音机和汽车这样的消费性商品把大批量生产的期望托付给了比原来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口群体。但是政府的平行扩展是伴随着商业的增长的，而贸易协会为了共享普遍繁荣的利益，在同政府以及胡佛这样的官员合作。这种新的进步主义模式的政府和商业之间关系的捍卫者相信，他们已经打破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平衡——在尊重私营企业自治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暗藏了市场中毁灭性的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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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爵士乐年代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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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繁荣的经济看上去符合胡佛的社团主义思想，而那几年商业领袖也取得了在美国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层面中的崇高地位。在战争结束时的短暂萧条之后，商业周期在1922年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扩张阶段，而接下来的4年更是赢得了“爵士乐年代”（也叫“咆哮的二十年代”）。高效的大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分配技术、复杂的组织结构，以及消费导向性产品的扩散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在一战的破坏之后，由于受到新的科技奇观冲击并且厌倦于外来的纠缠，很多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拒绝改革精神，而改革精神正是进步时代具有活力的原因。美国人开始拥抱一种对社会繁荣尤其是对于商业持保守态度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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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商人来说，这种“保守”意味着卷土重来的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维护，意味着比以往更强有力地运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全国政府层面促成商业友好型政策）。正如《华尔街日报》在20年代中期所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过的，能够有这样一个如此完整地和商业融合在一起的政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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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公司和组织化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能证明这种融合了。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推动了激进左派基础上的“红色恐怖”。在一战结束阶段，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让很多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商业领袖确信民主化工会的激进主义代表了和国外共产主义同样严重的威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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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引人关注的劳工运动是在钢铁行业展开的。1919年9月，从科罗拉多到纽约，全美大约有35万名钢铁工人罢工，他们早前与管理层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但最终破裂。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下，钢铁工人四处动员呼吁更高的工资以应对战后显著的通货膨胀，以及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8小时工作制。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要求自己的工会——钢铁工人和锡工联合会——得到官方的认同，而这一点是钢铁企业主拒绝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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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人大罢工是劳工力量在美国历史中最强有力的一次展现，但是它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但是正如他们在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和其他数不清的罢工中所经历的一样，公司所有者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和对地方、州和全国法律执行的影响力，在数月之内暴力镇压了罢工。工会又一次未能坐上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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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罢工强化了商业领域和大部分民众反对工人的情感。美国人害怕产业工会，其成员更有可能是不掌握技术的移民和少数族裔，代表了由国际共产主义发动的第五纵队攻击，这是对公众安全、繁荣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严重威胁。商业领袖在负责反对工会上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公众对激进政治的敌意也增加了，这使得工会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正如著名劳工历史学家戴维·布劳迪所说，“组织化的劳动者在战后时期不能形成任何威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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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慌、反工会主义以及总体上的紧缩性策略都有助于一种政治文化的复兴，这种文化20年来拒绝了许多改革导向的和管制导向的准则。共和党克服了改革派和保守阵营之间的分化，在继1919年控制国会、1921年控制白宫之后，重拾它的根基做回了为商业站台的政党。这种商业友好型的保守主义塑造了很多领域内的政策，而不仅仅局限于关税这个老问题上。有共和党背景的1992年福德尼—麦肯伯关税法把进口税提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对那些因此懊恼的乡村生产者来说，高关税不仅仅保护了制造商，同时也标志着在更大范围内美国人想要从参与更宽广世界的活动中抽身的意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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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体现商业友好型政治塑造国民生活的另一个问题。美国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于1913年进步时代的巅峰时期被批准，它赋予联邦政府根据个人和公司的收入进行课税的权力。在一战期间，所得税对政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税收制度是极度累进式的，只适用于赚得最多的那些人。在1918年大约只有15%的美国家庭交了所得税，最富有的1%贡献了大概80%的税收，有效税率大约占他们总收入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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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除了约翰·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和福特的儿子埃德塞尔·福特之外，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是这个国家交税第四多的人。他发起了一项反对税收的运动，这后来形成了在未来几代人之内（直到现在）展开的税收辩论。梅隆对于累进税制的批评可以被概括为日后人们所说的供给侧学说，他强调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会因为削减投资而拉低经济净增长。进一步地，高税收也给予了富人阶层强有力的隐藏收入的激励或者诱使他们欺骗税收系统。梅隆坚持认为，降低税率能够在增加富人顺从性的同时也让富有的美国人在经济生产活动上花费更多。在柯立芝执政期间（1923—1929），梅隆实现了他的很多目标，个人所缴纳的最高税率从73%下降到了25%。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遵循着梅隆给出的药方，同样也降低了对可继承财产的征税，也就是房产税。他们提升了免税的上限（继承的房屋只要不高于某个值就不用交税），并且把最高税率从25%降到了20%。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只有一半被继承的财产需要交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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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商人和政策制定者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也许双方分歧最大的议题就是全国禁酒令，包括商业在内的整个政治世界，都因此被分割成了湿派和干派。在1919年，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的发布引起了一项大范围的社会实验——禁止“含酒精液体的生产、销售和运输”。有关禁酒令的政治长期以来吸引着历史学家，因为禁酒运动同时也代表了保守主义（反天主教且反移民的）进行社会控制的努力，同时也表明进步主义以健康为名推动改革。尽管很多商业领袖在道德上和社会舆论上认同禁酒令，但是很多人依旧认为禁酒令是联邦政府对私人部门不公正的干涉。（不出意外地，这种观点在施利茨和安海斯–布希这样的主要啤酒制造商之中格外流行。）实际上，1933年的废除禁酒令活动中一些最为活跃的支持者，是一些商业领袖，他们担忧禁酒令会成为政府具备控制商业活动能力的危险先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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