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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NRA代表了大公司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分享协议，它被最高法院解散就代表了这种妥协不成熟的终结。1935年，最高法院裁决NRA因为两个原因违宪：第一，因为给予了执行部门制定规定的权力，NRA篡夺了宪法赋予的立法机关的权威；第二，通过设立标准，比如在数州之内应用的最低工资标准，NRA超出了州际商业条款的界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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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NRA解散、劳工组织以及其他寻求更加激进的商业管制的团体诉求的破产，把罗斯福总统推向了政治上的左翼。罗斯福的公众演说，比如1936年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表达了他攻击根深蒂固的富人阶层的意愿。类似地，罗斯福的政策机构也反映了重新出现的对经济弱势群体，尤其是对于穷人、老人和工人的维护。一道巨大的裂痕迅速出现在商业领域和一个政治联合体之间，那个政治联合体逐渐自称“新政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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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的劳工政策标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性的开端。1935年，劳工组织运用瓦格纳法案获得了一场大胜，该法案把劳动者形成组织以及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写入了法律。这部法案创建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这是一个管制委员会，能够裁决雇主是否采用了不公平的劳工政策，比如歧视工会成员、尝试支配工会活动，或者拒绝商议工资。此外，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保障工人能够进行公开选举工会成员。激进的工人政党抗议瓦格纳法案过于温和，因为该法案关注集体讨价还价的程序性权利，管理层和劳动者总的关系仍旧保持不变，工作场所的动态也没有因此发生结构性改变。另一方面，很多商业领袖拒绝劳动者权利的制度化，并且担忧集体性的讨价还价会削弱经理人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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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代表了商业和新政自由主义者之间分歧的第二个来源。通过为老人、寡居者、残疾人以及有小孩的贫困家庭创建联邦养老金支付系统，社会保障使政府致力为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士提供保障。这部法案是大量妥协和政治上努力的成果，却被证明它是新政当中最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对它的讨论延续至今）。一些传统主义者指责给无业者付钱便宜了赫伯特·胡佛所说的“懒散的信徒”，而很多其他人则担忧社会保障支付将会对紧张的国家财政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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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同意正规的国库资金不应该被用于养老，并且担忧未来的立法者可能投票否决他开启的任何计划。为了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罗斯福偏向于设立一个由单独的、特定的针对收入所得征收的税种（一种“工资税”）提供资金的项目，把未来支付的养老金和一个工人一生的出资联系在一起——该税收一半由工人承担，一半由雇主承担。正如他所提出的：“我们把这些来自工资的资金放在那里，以便给予出资者合法的、道德的，并且是政治上的权利，去获取他们的养老金和失业津贴。有了这些税收，没有任何一个该死的政治家能够废除我的社会保障项目。”29社会保障是非常受欢迎的（支持率从1936年的68%上涨到1944年的96%），但是很多大公司和商业协会因为雇主要承担新的花费而表示抗拒。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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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对于商业活动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管制，这重新塑造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股市崩盘之后，一项国会调查总结出，某些银行家为了内部人员的利益操作金融系统，导致金融泡沫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罗斯福当局推断，如果不能指望金融界自我监管的话，那么政府就要出手了。由于大萧条，华尔街十分不受信任，罗斯福没有遭受多少反对。在1934年，国会创建了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接管一度由私有机构负责的领域，确保公司诚信。SEC的设立标志着商业管制的新方式出现，要求上市公司公开金融信息并且创建新的法律禁令，防止从内部信息中获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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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中的其他管制措施也同样寻求提高公平性、透明度以及经济效率。相对于受管制严重的铁路行业而言，道路质量和汽车技术的改进给予了卡车运输业巨大优势，铁路的价格和路线都是由州际商务委员会来管理的。作为回应，国会扩大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限，允许其管制卡车运输。为了管制商业航行这个新行业，国会创建了民用航空局设定价格并控制行业准入，决定谁被允许称为一家航空公司。用相似的方法，政府同样管制供水企业和能源企业，为石油、煤矿、天然气以及电力出台相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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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总统大选期间，很多杰出的商业领袖支持罗斯福和1933—1935年的NRA。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各种关系都变得紧张起来。1935年和1936年见证了复兴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发展。受瓦格纳法案所鼓舞，并且由高效且有力的领导组织的工人迫使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雇主与工会讨价还价。社会保障项目创建了美国人民和联邦政府之间新的紧密的金融关系，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和残疾人现在依靠它维持生计，而新的管制同时增强了公众对公司领导人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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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很多商人离罗斯福而去并且指责新政。美国商会在1934年因为社会保障问题和罗斯福决裂。同年，一个叫作美国解放联盟的代表两党的组织，由杜邦公司资助，为了反对新政成立了。这个组织不久就认可了共和党人艾尔弗·兰登作为罗斯福1936年总统竞选的挑战者。（这个组织的眼光不怎么样，兰登遭遇了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失败。）32这些对罗斯福的叛离能够帮助解释罗斯福为何选择指责那些因为对他担任总统以及怨恨新政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保皇派”。在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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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九章 追求庞大：战后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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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956年，《财富》杂志的记者威廉·怀特通过《组织人》一书抛出了关于美国企业文化的爆炸性的观点，不久这本书成为畅销书。怀特认为，现代生活由大型、非个人化的组织所主导，在分层结构的引导下，这些组织将扼杀个体性和创造力。尽管政府机关、宗教和教育机构以及军队都反映了这一趋势，但怀特选择将商业公司作为美国生活中举足轻重的组织的最突出的例子。不像早期针对大企业的批评多关注它们对销售价格、削弱竞争和传统社会的影响，怀特最忧虑的是现代公司对于男员工的影响。（在怀特性别分析和20世纪50年代的思考中，他的书全部是关于男性的。）就像构成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郊区图景的批量住房开发，他提出现代企业创造一种无价值的趋同的文化，并且挫伤了曾经代表了美国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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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社会批判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1917年，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富有的家庭。大萧条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位于特拉华州圣安德鲁的预备学校度过，然后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维克化学公司担任旅行推销员之后，他在二战时期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在太平洋战斗，包括瓜达康纳尔岛。怀特优越的社会背景以及他在美国历史上最具等级分明和反个体化的组织之一、被称为美国战争机器（军队）的经历，对他战后在《财富》杂志的记者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被公司结构与新的消费文化、郊区文化之间的联系所吸引，开始创造性地描绘不同系统类别的商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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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根据他对于大量商界人士的参访，总结认为大型机构特别是公司，不仅不鼓励承担风险，还通过奖励那些安于规范者的做法而滋生自满情绪。那些寓言中有关个体主动性、勤奋工作和个人牺牲的“新教伦理”已经随风而逝，正在兴起的“社会伦理”意味着重视集体努力、集体思考和集体工作。“集体”，怀特在这里指的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和他们的工作巩固了一整套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集体放在个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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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认为这个新伦理学的主要实践者是组织人本身，例如那些年轻的经理或高管，他们的身份被公司的集体使命所包含。在这个分析中，怀特借鉴了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著名的批评——后者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中产阶层》中已经界定了公司运营中的封闭的甚至是去人格化的特点。米尔斯和怀特都认为，尽管工人领取满意的薪水，这些男人通常定居于千篇一律的郊区来配合他们千篇一律的、身着灰色绒布西服的工作，这使他们感到失去目标和个体性。绝大多数白人，享受了大学教育和特权的年轻人（如怀特本人），却冒着失去个体认同的风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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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论家如怀特和米尔斯提到的最重要的批评，是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更喜欢新的商业文化。二战期间和之后，经济复苏促使大公司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8年，公司而非个人或小企业，占据了全美财富的绝对多数，最大的200家公司容纳了非农就业人数的1/5。2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顶尖大学毕业的年轻男子绝大多数声称要加入通用汽车或美国钢铁公司，并踏上企业晋升之路。一项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认为，当大公司对社会产生影响时，“积极影响胜过消极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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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深刻批评与大众的普遍接受甚至拥抱大公司并存，暴露了二战后美国社会的主要张力。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形象——郊区、防核弹掩体、古怪的家庭导向的电视情景喜剧，如《老爸最知道》，反映出社会紧缩和保守主义精神。随着二战后冷战以及核战争的威胁悬而未决，许多美国人渴望得到安全和未来的确定性。大型综合性公司（从连锁店到重工业，从技术到娱乐）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动荡更少的市场竞争和更牢固的经济稳定。作为消费者以及员工，众多美国人得到了同样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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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的商业在战后几年中增强了政府与私人部门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纽带。在冷战期间与苏联军备竞赛和航空竞赛的纠缠中，美国掌握了空前的资源和科学研究与发现，形成了与工业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大公司在20世纪中叶的胜利，塑造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公共与私人实体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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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社会和美国商业的主导倾向都是扩张——庞大的公司和巨额的政府项目（从阿波罗任务到向贫穷宣战）。一些批评者，例如怀特和米尔斯担心公司文化侵蚀了诸如节俭、努力工作、创造力和个体主体这样的传统价值观。其他将自己界定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赞扬了大型社会机构创造的利益，但也警告物质繁荣和消费文化使美国人对社会问题感到麻木，包括持续的贫困和种族主义、公民参与度的下降。4来自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其他批评者担心政府、军方和工业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威胁着个体自由和民主治理。然而，在所有批评之下的基础是不可否认的新现实：从二战期间的工业复兴到技术注入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从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公司并购浪潮，美国公司在战后文化中发挥着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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