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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九章 追求庞大：战后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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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956年，《财富》杂志的记者威廉·怀特通过《组织人》一书抛出了关于美国企业文化的爆炸性的观点，不久这本书成为畅销书。怀特认为，现代生活由大型、非个人化的组织所主导，在分层结构的引导下，这些组织将扼杀个体性和创造力。尽管政府机关、宗教和教育机构以及军队都反映了这一趋势，但怀特选择将商业公司作为美国生活中举足轻重的组织的最突出的例子。不像早期针对大企业的批评多关注它们对销售价格、削弱竞争和传统社会的影响，怀特最忧虑的是现代公司对于男员工的影响。（在怀特性别分析和20世纪50年代的思考中，他的书全部是关于男性的。）就像构成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郊区图景的批量住房开发，他提出现代企业创造一种无价值的趋同的文化，并且挫伤了曾经代表了美国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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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社会批判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1917年，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富有的家庭。大萧条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位于特拉华州圣安德鲁的预备学校度过，然后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维克化学公司担任旅行推销员之后，他在二战时期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在太平洋战斗，包括瓜达康纳尔岛。怀特优越的社会背景以及他在美国历史上最具等级分明和反个体化的组织之一、被称为美国战争机器（军队）的经历，对他战后在《财富》杂志的记者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被公司结构与新的消费文化、郊区文化之间的联系所吸引，开始创造性地描绘不同系统类别的商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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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根据他对于大量商界人士的参访，总结认为大型机构特别是公司，不仅不鼓励承担风险，还通过奖励那些安于规范者的做法而滋生自满情绪。那些寓言中有关个体主动性、勤奋工作和个人牺牲的“新教伦理”已经随风而逝，正在兴起的“社会伦理”意味着重视集体努力、集体思考和集体工作。“集体”，怀特在这里指的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和他们的工作巩固了一整套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集体放在个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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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认为这个新伦理学的主要实践者是组织人本身，例如那些年轻的经理或高管，他们的身份被公司的集体使命所包含。在这个分析中，怀特借鉴了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著名的批评——后者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中产阶层》中已经界定了公司运营中的封闭的甚至是去人格化的特点。米尔斯和怀特都认为，尽管工人领取满意的薪水，这些男人通常定居于千篇一律的郊区来配合他们千篇一律的、身着灰色绒布西服的工作，这使他们感到失去目标和个体性。绝大多数白人，享受了大学教育和特权的年轻人（如怀特本人），却冒着失去个体认同的风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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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论家如怀特和米尔斯提到的最重要的批评，是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更喜欢新的商业文化。二战期间和之后，经济复苏促使大公司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8年，公司而非个人或小企业，占据了全美财富的绝对多数，最大的200家公司容纳了非农就业人数的1/5。2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顶尖大学毕业的年轻男子绝大多数声称要加入通用汽车或美国钢铁公司，并踏上企业晋升之路。一项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认为，当大公司对社会产生影响时，“积极影响胜过消极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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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深刻批评与大众的普遍接受甚至拥抱大公司并存，暴露了二战后美国社会的主要张力。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形象——郊区、防核弹掩体、古怪的家庭导向的电视情景喜剧，如《老爸最知道》，反映出社会紧缩和保守主义精神。随着二战后冷战以及核战争的威胁悬而未决，许多美国人渴望得到安全和未来的确定性。大型综合性公司（从连锁店到重工业，从技术到娱乐）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动荡更少的市场竞争和更牢固的经济稳定。作为消费者以及员工，众多美国人得到了同样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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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的商业在战后几年中增强了政府与私人部门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纽带。在冷战期间与苏联军备竞赛和航空竞赛的纠缠中，美国掌握了空前的资源和科学研究与发现，形成了与工业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大公司在20世纪中叶的胜利，塑造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公共与私人实体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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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社会和美国商业的主导倾向都是扩张——庞大的公司和巨额的政府项目（从阿波罗任务到向贫穷宣战）。一些批评者，例如怀特和米尔斯担心公司文化侵蚀了诸如节俭、努力工作、创造力和个体主体这样的传统价值观。其他将自己界定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赞扬了大型社会机构创造的利益，但也警告物质繁荣和消费文化使美国人对社会问题感到麻木，包括持续的贫困和种族主义、公民参与度的下降。4来自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其他批评者担心政府、军方和工业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威胁着个体自由和民主治理。然而，在所有批评之下的基础是不可否认的新现实：从二战期间的工业复兴到技术注入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从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公司并购浪潮，美国公司在战后文化中发挥着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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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二战与商业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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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式参加二战是在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但是战争开始影响美国经济却是在美国士兵投入欧洲和亚洲战场之前。当希特勒的军队在1939年和1940年席卷欧洲时，与法国和英国的长期结盟为美国制造商带来了重要的军事订单。当时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在1941年3月向受困的英国人提供战争物资，这时美国商业和政治机构已经转变为战时状态。预计到战争将带来的大量新的支出，国会在1940年颁布了两项税收法案以提高个人和公司税率，并对公司实行“超额税收”以摆脱对于战争暴利的指控。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在二战中花费了大约3 200亿美元（以20世纪40年代的货币计算），其中大约一半是通过出售债券向公众借款，另一半则从税收获得。这笔支出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939年的866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1 350亿美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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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美国政府聘请私人公司生产数十万架飞机、数百万辆卡车和数十亿发弹药。造船厂生产了上千艘军舰、商船和小船。德国在1940年春天入侵法国后，罗斯福总统呼吁美国制造商将其飞机的生产数量从每年1.3万架增加到5万架；飞机的需求在1942年达到每年6万架，在1943年达到每年12.5万架。最终飞机制造公司在战争期间建造了约30万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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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保密和高效的考虑，军方倾向与少数几家私营制造商签订合同，而不是让企业相互竞争。因此，战争采购导致了制造业的大幅整合。据估计，美国最大的100家工业公司的产出在1939年占全美产出的30%，但到1943年它们的产出占到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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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的繁荣，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就业率开始回升，一方面由于数百万的美国人参军，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需求不断增加。平民劳动力人数大增，工作时间延长。制造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由38小时变为超过45小时。战争期间更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妇女就业人数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制造业。到1944年，失业率下降到1%多一点（1933年的官方统计比率达到25%）。或者说，在11年中，这个国家经历了20世纪最高和最低的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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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二战期间经济复苏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商业领袖设法取得的相对独立性。与政府有效接管了工业生产的那些交战国不同，罗斯福政府有意识地允许私人财产保持私有化，并没有建立国有生产设施。但战时管控严重限制了经济活动。与政府合作的公司必须兑现对工人的工资承诺和价格管理局的价格控制，就像消费者不得不接受诸如肉类和汽油等产品的配给那样。即使产量提升，超额税收同样限制了商人个体可以获得的财富。然而在战争期间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市场导向的。最后，二战帮助巩固了管理资本主义的新政实验——既不是无约束的自由放任，也不是企业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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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似乎是一个奇迹，但是很多专家担心战争结束后国家经济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也许战时经济——伴随的是工业生产的大量支出、严格的价格管制以及商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的爱国精神的合作——是对原有规范的暂时偏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将大萧条的发生归咎于成熟和过度饱和的工业经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效率已经最大化，没有更多的增长空间和投资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中发现了希望，认为政府支出可以推动需求并恢复停滞的经济，但仍担心战时支出的终止将导致新的困难发生。7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企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战后的繁荣将取决于培育充满活力的消费文化，重点是增加支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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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科学、研发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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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二战使经济摆脱大萧条，恢复了公众对商业的信心，它也同样巩固了美国工业体系的势力。在战争期间，美国制造商完善了大批量生产和分销的技术，扩张成为全球商业巨头。1945年以后，在欧洲和亚洲还在努力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重塑其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的时候，美国企业几乎毫无挑战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生产者。此外，在短短的几年内，冷战这场新的国际危机创造了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商业环境。这种冲突不仅促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代理人战争，而且激发了航空技术和军备的竞赛，所有这些都使美国政府更靠近商业。基于其规模和结构以及联邦资助、补贴和减税优惠的支持，美国大型企业成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