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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认为这个新伦理学的主要实践者是组织人本身，例如那些年轻的经理或高管，他们的身份被公司的集体使命所包含。在这个分析中，怀特借鉴了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著名的批评——后者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中产阶层》中已经界定了公司运营中的封闭的甚至是去人格化的特点。米尔斯和怀特都认为，尽管工人领取满意的薪水，这些男人通常定居于千篇一律的郊区来配合他们千篇一律的、身着灰色绒布西服的工作，这使他们感到失去目标和个体性。绝大多数白人，享受了大学教育和特权的年轻人（如怀特本人），却冒着失去个体认同的风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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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论家如怀特和米尔斯提到的最重要的批评，是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更喜欢新的商业文化。二战期间和之后，经济复苏促使大公司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8年，公司而非个人或小企业，占据了全美财富的绝对多数，最大的200家公司容纳了非农就业人数的1/5。2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顶尖大学毕业的年轻男子绝大多数声称要加入通用汽车或美国钢铁公司，并踏上企业晋升之路。一项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认为，当大公司对社会产生影响时，“积极影响胜过消极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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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深刻批评与大众的普遍接受甚至拥抱大公司并存，暴露了二战后美国社会的主要张力。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形象——郊区、防核弹掩体、古怪的家庭导向的电视情景喜剧，如《老爸最知道》，反映出社会紧缩和保守主义精神。随着二战后冷战以及核战争的威胁悬而未决，许多美国人渴望得到安全和未来的确定性。大型综合性公司（从连锁店到重工业，从技术到娱乐）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动荡更少的市场竞争和更牢固的经济稳定。作为消费者以及员工，众多美国人得到了同样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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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的商业在战后几年中增强了政府与私人部门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纽带。在冷战期间与苏联军备竞赛和航空竞赛的纠缠中，美国掌握了空前的资源和科学研究与发现，形成了与工业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大公司在20世纪中叶的胜利，塑造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公共与私人实体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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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社会和美国商业的主导倾向都是扩张——庞大的公司和巨额的政府项目（从阿波罗任务到向贫穷宣战）。一些批评者，例如怀特和米尔斯担心公司文化侵蚀了诸如节俭、努力工作、创造力和个体主体这样的传统价值观。其他将自己界定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赞扬了大型社会机构创造的利益，但也警告物质繁荣和消费文化使美国人对社会问题感到麻木，包括持续的贫困和种族主义、公民参与度的下降。4来自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其他批评者担心政府、军方和工业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威胁着个体自由和民主治理。然而，在所有批评之下的基础是不可否认的新现实：从二战期间的工业复兴到技术注入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从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公司并购浪潮，美国公司在战后文化中发挥着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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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二战与商业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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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式参加二战是在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但是战争开始影响美国经济却是在美国士兵投入欧洲和亚洲战场之前。当希特勒的军队在1939年和1940年席卷欧洲时，与法国和英国的长期结盟为美国制造商带来了重要的军事订单。当时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在1941年3月向受困的英国人提供战争物资，这时美国商业和政治机构已经转变为战时状态。预计到战争将带来的大量新的支出，国会在1940年颁布了两项税收法案以提高个人和公司税率，并对公司实行“超额税收”以摆脱对于战争暴利的指控。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在二战中花费了大约3 200亿美元（以20世纪40年代的货币计算），其中大约一半是通过出售债券向公众借款，另一半则从税收获得。这笔支出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939年的866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1 350亿美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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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美国政府聘请私人公司生产数十万架飞机、数百万辆卡车和数十亿发弹药。造船厂生产了上千艘军舰、商船和小船。德国在1940年春天入侵法国后，罗斯福总统呼吁美国制造商将其飞机的生产数量从每年1.3万架增加到5万架；飞机的需求在1942年达到每年6万架，在1943年达到每年12.5万架。最终飞机制造公司在战争期间建造了约30万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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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保密和高效的考虑，军方倾向与少数几家私营制造商签订合同，而不是让企业相互竞争。因此，战争采购导致了制造业的大幅整合。据估计，美国最大的100家工业公司的产出在1939年占全美产出的30%，但到1943年它们的产出占到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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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的繁荣，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就业率开始回升，一方面由于数百万的美国人参军，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需求不断增加。平民劳动力人数大增，工作时间延长。制造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由38小时变为超过45小时。战争期间更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妇女就业人数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制造业。到1944年，失业率下降到1%多一点（1933年的官方统计比率达到25%）。或者说，在11年中，这个国家经历了20世纪最高和最低的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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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二战期间经济复苏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商业领袖设法取得的相对独立性。与政府有效接管了工业生产的那些交战国不同，罗斯福政府有意识地允许私人财产保持私有化，并没有建立国有生产设施。但战时管控严重限制了经济活动。与政府合作的公司必须兑现对工人的工资承诺和价格管理局的价格控制，就像消费者不得不接受诸如肉类和汽油等产品的配给那样。即使产量提升，超额税收同样限制了商人个体可以获得的财富。然而在战争期间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市场导向的。最后，二战帮助巩固了管理资本主义的新政实验——既不是无约束的自由放任，也不是企业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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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似乎是一个奇迹，但是很多专家担心战争结束后国家经济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也许战时经济——伴随的是工业生产的大量支出、严格的价格管制以及商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的爱国精神的合作——是对原有规范的暂时偏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将大萧条的发生归咎于成熟和过度饱和的工业经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效率已经最大化，没有更多的增长空间和投资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中发现了希望，认为政府支出可以推动需求并恢复停滞的经济，但仍担心战时支出的终止将导致新的困难发生。7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企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战后的繁荣将取决于培育充满活力的消费文化，重点是增加支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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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科学、研发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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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二战使经济摆脱大萧条，恢复了公众对商业的信心，它也同样巩固了美国工业体系的势力。在战争期间，美国制造商完善了大批量生产和分销的技术，扩张成为全球商业巨头。1945年以后，在欧洲和亚洲还在努力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重塑其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的时候，美国企业几乎毫无挑战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生产者。此外，在短短的几年内，冷战这场新的国际危机创造了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商业环境。这种冲突不仅促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代理人战争，而且激发了航空技术和军备的竞赛，所有这些都使美国政府更靠近商业。基于其规模和结构以及联邦资助、补贴和减税优惠的支持，美国大型企业成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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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美国最大的企业是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它们从事诸如钢铁、石油、汽车和化学品的工业生产。这些行业在二战后保持优势并继续发展，但更新的领域出现并占据了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冷战初期引发了先进的通信技术、电子（包括最早的计算机）、制药与合成化学品等领域的发展。机械化的大生产公司在设备和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上投入巨额资金，而这些新的高科技公司依靠前所未有规模的智力资本投资，创造出新的、复杂的方法和技术。科学研究的费用——通常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使用，部分由政府补贴资助——标志着所谓的知识经济的开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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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初期，除了居家用品和新建住宅之外，最繁荣的经济部门是高科技产业。战争期间航空业蓬勃发展，随后转型成为战后美国商业的重要部分。商业和军事航空飞行在20世纪30年代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战争期间大幅度扩张。随着冷战的开始，波音成为美国国防部的主要供应商（国防部在1947年乐观地更名为“战争部”）。到20世纪50年代，波音研发了B-52轰炸机，成为冷战战略的支柱，并在越南战争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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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允许波音将这些技术进一步运用到民用领域。20世纪50年代，波音推出了一款名为707的四引擎喷气式客机，后来成为全球私营商业航空公司的基本模版。波音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737和747系列，20世纪80年代更新为757和767系列，20世纪90年代推出777系列，最近的为787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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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波音远不是唯一将军事技术运用到民用生产的公司。在化工生产领域，杜邦公司是一家诞生于19世纪的老牌企业，它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重塑自身。杜邦公司作为多样化、分权化管理架构的先驱，将研发项目纳入公司架构，重新定义了战后企业的模式。它早期的成功为其提供了财务缓冲，使公司能够投资可能需要多年才能投入市场销售的研究工作。它的较小的竞争对手则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事实上，杜邦公司研究人员创造的许多产品都变成了商业上的失败品，例如人造丝和皮革。尽管如此，公司认为一次巨大的成功可以抵消其他失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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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产业在20世纪中期的扩张，制药行业也经历了繁荣。生物医学研究由公司和大学资助，两者都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助金，使得维持生命和改善健康的药品有了显著进步。抗生素和疫苗消除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许多疾病，包括脊髓灰质炎等。处方类药物的增加显示了制药行业的快速转型：1929年，处方药仅占美国所有药物购买的32%（按成本计算）；1969年，这一数字达到83%。持有宝贵专利的药剂公司，如默克公司和辉瑞公司获利巨大。在同一年，政府致力于通过资助穷人和老年人医疗保健来改善公共卫生（通过1965年创建的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这一举措扩大了医药产品和保健服务市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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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没有一个行业比电子工业更能够说明知识经济对美国商业带来的巨大变化。虽然像索尼这样的日本公司到了20世纪末成为消费电子行业的领导者，但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等美国公司却在20世纪40—70年代一路领先。RCA起源于1919年成立的广播电台，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视觉新媒体——电视。到了20世纪40年代，位于新泽西州坎登市的RCA销售电视数量占全美出售量的80%（每年20万台）。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被美国中产家庭迅速接受；60年代，彩色电视问世，这些都给RCA带来了巨额利润，它从新泽西州转移到印第安纳州、田纳西州，最终从墨西哥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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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还有电子计算机行业。就像所有的重要技术变革——从蒸汽机到汽车，“电脑”并不是由一个人发明的。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工程师、政府研究机构（包括纳粹德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私营公司投入了大量时间、金钱和智力，创造出能够存储信息和执行运算的电子设备。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宣布制造了ENIAC（埃尼阿克计算机），这一项目主要是由美国陆军资助，目的是计算弹道轨迹，最终运用到核武器。ENIAC的体积有8×3×100英尺的房间那么大，重量超过27吨，其中包括数千个真空管来传导电流。1947年，贝尔实验室——这是一家私人研究机构，1925年从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究和开发计划中分离——的研究人员发明了电子晶体管，一个能够替代笨重的真空管的电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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