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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集团化浪潮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爆发导致并购浪潮不断衰减。随着信贷枯竭，许多人发现自己过度扩张，并最终崩溃。海湾西方工业公司在70年代中期停止扩张，并在80年代初作为一个传媒公司重塑了自身。通过出售其他持有的企业，公司重新关注其“核心竞争力”。布卢多恩（1983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继任者于1989年将公司更名为派拉蒙传播公司，以利用其最引人注目的资产之一——派拉蒙影视公司的影响力。整个公司在1994年成为媒体巨头维亚康姆集团的一部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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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20世纪中期开始的并购浪潮中的大企业集团似乎并没有比其他大公司更好或更坏。在这两种情况下，财富激励都有利于那些注重生产效率、技术创新和营销人员的有着良好管理的企业。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集团化热潮为基础的繁荣已经过去。合并和收购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又一次席卷了美国企业，大概每10年一个轮回，但没有人再有那种极端多元化的热情。对公司庞大规模不加掩饰的狂热，是20世纪60年代集团化浪潮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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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公司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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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时代周刊》的著名出版商亨利·卢斯预言他所称的“美国世纪”即将到来，美国将主宰全球政治、外交、文化和经济。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几十年似乎都印证了卢斯的预测，因为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并组建了非共产主义国家联盟。在商业上，美国的统治是无可争议的。这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建立在现代公司制度之上，以企业的大小、规模、范围和结构著称。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势力，美国企业体现了战后的成就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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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巨型化是战后美国生活的主要特征。1952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赞扬了这些新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模式的稳定作用。他的抗衡力量理论认为，大企业、大劳动力和大政府都保持对立，以保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加尔布雷斯甚至捍卫连锁零售商店、令人讨厌的小生意人，认为它们为消费者起到了压低价格的作用。就在次年，曾经从事过律师、公务员职业的国际商人大卫·利连索尔因为他对大企业的辩护上了新闻头条。新政期间，利连索尔帮助管理了作为公共电力公司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这一大型联邦机构。然而，在战后，他开始热情拥抱现代商业技术的效率和潜力。他写道，他已经学会放弃“在他自己的小商店或商业中施展个人才能的旧梦想”，取而代之的是“新梦想：一个大机器的世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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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美国人对此如坐针毡。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传统就弘扬小型化的美德，例如独立的农民、当地的商店小经营者、市政厅的会议等。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组织巨型化是对这些传统的对抗。社会评论家对大型化而产生的去人格化、反民主化的影响感到惋惜，并认为如政府、军队、教会和公司等大量机构已经成为巨型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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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一个人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样，在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中领导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组织”之一，但在他1961年1月著名的白宫“告别演说”中，预感到了对大型企业利益带来的威胁。在其8年多的主政时间中，冷战紧张局势大幅升级，包括朝鲜的代理人战争以及美军在越南对共产党人的对抗加剧，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在一个日益军事化的社会和不断增长的大公司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特别是那些从军费开支中获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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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警示人们，“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中，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军事工业联合体带来的有意或无意追逐的不当影响力。不当权力的恶性增长带来的潜在威胁存在并持续”。他认为，如果战争与和平在任何方面都取决于富有私人公民追逐利润的动机，那么所有人的自由、安全和正义的事业只能陷入困境。23艾森豪威尔关于大型组织存在威胁的警告、怀特提出的民主制度，将在10年后得到反战的抗议者和反大型企业的积极分子呼应。如果要谈论二战和冷战的不利影响，至少在美国人眼中，是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等反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总体政治意识形态。许多人想知道，大型化、官僚化、非人格化的商业公司在这场斗争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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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十章 个体、政治与追逐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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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964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了一系列的静坐、罢工和集会，抗议禁止在大学校园里进行政治活动的政策。青年人与盟友一起，与警方发生冲突，挑战了大学行政人员的权威和大学运行系统的政治制度。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震惊了校园并引起了全美的关注。好莱坞演员和崭露头角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两年后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部分原因是将学生抗议者妖魔化为“有权利的顽童”。他说：“没有人被迫上大学，进入校园的学生应该接受并遵守规定，否则就离开。”1尽管学校领导最终在校园演讲中改进了他们的职能定位，但社会运动热情仍然高涨，并在下一年引发了全美性的抗议活动，关注点从公民权利扩大到包括反对美国参与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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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抗议远远超出了特定政策的领域，而是对主导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发起最根本的、最普遍的挑战。具体来说，学生们呼喊着他们的教育领袖与反民主、非人性化、强迫一致的企业机器是共谋。在1964年12月的校园聚会中，伯克利的学生兼民权活动家马里奥·萨维奥说出了许多年轻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压迫感和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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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奥认为：“这所大学是独裁政治。”“学生领袖询问伯克利校长克拉克·克尔是否说服了大学执行代理人（被称为‘董事会董事’）以允许校园的政治活动，”萨维奥继续说道，“我们收到的答复来自一个‘善意的自由主者’，他说：‘你能想象一个公司的经理公开表态反对他的董事会吗？’这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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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奥使用了一个比较——学校的领导者到底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学生们所认为的高等教育与非人格化的官僚机构之间意识形态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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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学校是一个公司，如果学校董事会就是公司董事会，如果凯尔校长其实是经理，那我会告诉你们事实：教职人员是一群雇员，那我们只是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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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生不仅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非人格化机器中被动的齿轮。“我们是人类！”萨维奥大声疾呼。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无助。他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对机器的愤怒。他们可以抗拒，捍卫自己的人性、个性和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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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机器的运作变得如此可憎，使你如此忧心忡忡而不能参加其中；你甚至不能被动地参与，你必须将身体放在齿轮上、车轮上和拉杆上，放到所有的装置上，你必须使它停下来。你必须向运行它、拥有它的人表明，如果你不能得到自由，机器将无法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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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萨维奥在伯克利史布罗广场台阶上的号召行动通常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学生抗议的一个典范——这是10年斗争的起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哲学上，这些抗议由热情和激进的年轻人领导，最终推动了重大战争（越南战争）的结束，并引起两位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下台。抗议实现了这一切，但也显示了60年代的示威者在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后所采取的特殊方式。萨维奥的比喻——将大学视为机器，以学生为原料，从事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内心之上的工作——这些都源自对公司在美国社会中作用的一种深刻的忧虑。从民权倡导者到反战示威者，再到更激进和暴力的团体，如地下气象员，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活动家把公司视为“系统”或“制度”的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是排除异己、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和对内非正义，并封杀言论自由的安排。3商业从未摆脱战争和社会公正的问题，成为20世纪60年代争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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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开始理解政治和社会动荡预言对他们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的真正威胁，并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他们对政府决策者的支持和把他们的影响制度化，以此回应20世纪60年代的反商业政治，这些措施在70年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强大的商人一直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60年代和70年代的动荡造成了一个特别强有力的转型时期，加上新兴的保守派政治运动，这些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长久持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