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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964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了一系列的静坐、罢工和集会，抗议禁止在大学校园里进行政治活动的政策。青年人与盟友一起，与警方发生冲突，挑战了大学行政人员的权威和大学运行系统的政治制度。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震惊了校园并引起了全美的关注。好莱坞演员和崭露头角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两年后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部分原因是将学生抗议者妖魔化为“有权利的顽童”。他说：“没有人被迫上大学，进入校园的学生应该接受并遵守规定，否则就离开。”1尽管学校领导最终在校园演讲中改进了他们的职能定位，但社会运动热情仍然高涨，并在下一年引发了全美性的抗议活动，关注点从公民权利扩大到包括反对美国参与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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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抗议远远超出了特定政策的领域，而是对主导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发起最根本的、最普遍的挑战。具体来说，学生们呼喊着他们的教育领袖与反民主、非人性化、强迫一致的企业机器是共谋。在1964年12月的校园聚会中，伯克利的学生兼民权活动家马里奥·萨维奥说出了许多年轻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压迫感和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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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奥认为：“这所大学是独裁政治。”“学生领袖询问伯克利校长克拉克·克尔是否说服了大学执行代理人（被称为‘董事会董事’）以允许校园的政治活动，”萨维奥继续说道，“我们收到的答复来自一个‘善意的自由主者’，他说：‘你能想象一个公司的经理公开表态反对他的董事会吗？’这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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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奥使用了一个比较——学校的领导者到底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学生们所认为的高等教育与非人格化的官僚机构之间意识形态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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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学校是一个公司，如果学校董事会就是公司董事会，如果凯尔校长其实是经理，那我会告诉你们事实：教职人员是一群雇员，那我们只是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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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生不仅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非人格化机器中被动的齿轮。“我们是人类！”萨维奥大声疾呼。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无助。他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对机器的愤怒。他们可以抗拒，捍卫自己的人性、个性和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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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机器的运作变得如此可憎，使你如此忧心忡忡而不能参加其中；你甚至不能被动地参与，你必须将身体放在齿轮上、车轮上和拉杆上，放到所有的装置上，你必须使它停下来。你必须向运行它、拥有它的人表明，如果你不能得到自由，机器将无法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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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萨维奥在伯克利史布罗广场台阶上的号召行动通常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学生抗议的一个典范——这是10年斗争的起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哲学上，这些抗议由热情和激进的年轻人领导，最终推动了重大战争（越南战争）的结束，并引起两位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下台。抗议实现了这一切，但也显示了60年代的示威者在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后所采取的特殊方式。萨维奥的比喻——将大学视为机器，以学生为原料，从事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内心之上的工作——这些都源自对公司在美国社会中作用的一种深刻的忧虑。从民权倡导者到反战示威者，再到更激进和暴力的团体，如地下气象员，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活动家把公司视为“系统”或“制度”的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是排除异己、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和对内非正义，并封杀言论自由的安排。3商业从未摆脱战争和社会公正的问题，成为20世纪60年代争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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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开始理解政治和社会动荡预言对他们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的真正威胁，并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他们对政府决策者的支持和把他们的影响制度化，以此回应20世纪60年代的反商业政治，这些措施在70年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强大的商人一直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60年代和70年代的动荡造成了一个特别强有力的转型时期，加上新兴的保守派政治运动，这些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长久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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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与60年代后期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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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美国的社会动荡源于民权斗争，以街头运动为代表的民权运动“高峰阶段”从50年代中期延续到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颁布。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遭受了公共抗议活动、骚乱和政治暗杀的冲击。1965年美国在越南军事活动的迅速升级加剧了动乱。反对战争的思想（同样存在着强大的支持战争派别）加深了代际和意识形态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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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越南正式的军事干预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南在1954年推翻了法国殖民者的军队后，爆发了内战，交战双方一边是西方支持的反共产主义政权，主要占据越南南部地区，另一边是被大多数越南人民支持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权（越南独立同盟）。大多数美国决策者完全以冷战框架来理解这场战争，从而支持越南共和国的反共政权，先是派出军事“顾问”，之后更多地派出常规部队。所谓的一艘美国军舰1964年在越南的北部湾遇袭事件，导致国会授权林登·约翰逊总统升级美军在该国的军事部署。（约翰逊声称越南海军对美国船只开枪，这一说法已被揭穿，但历史学家对约翰逊当时是否知道报告为假仍有争议。）到1968年，有50万名美军士兵在东南亚作战，在1973年美国完全撤出前，美军共有5.8万人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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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升级促成了在美国强力的反战运动，从大学校园的“宣讲会”到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历史性抗议活动。正如马里奥·萨维奥将他反对伯克利的“反言论自由政策”与更宏大的对企业文化的批评联系起来，许多反越南战争示威者也将被视为谋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与培养了战争的商业气氛视作一丘之貉。抗议者引用艾森豪威尔当时著名的关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警告，指责美国作为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的屠杀负有责任。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战争机器产生了军事同盟，提供了弹药、飞机以及美国轰炸机投掷到越南丛林和居住地的凝固汽油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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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示威者不仅针对军事和政府进行抗议，也包括约翰逊总统以及后来的理查德·尼克松，还包括被他们标记为“战争获利者”的公司。“为什么……我们是否继续在华盛顿示威，就仿佛问题的核心在这里？……我们需要找到遏制公司的方法。”一位政治活动家在1969年晚些时候写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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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8日，成千上万的反战活动家聚集在霍尼韦尔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这是一家能源型企业集团，有很多其他类型产品，例如为五角大楼提供集束炸弹和其他武器。在愤怒的人群前，霍尼韦尔董事长面对谋杀同谋罪名的嘘声与指控，仅在14分钟后便退场了。诸如凝固汽油弹的生产商陶氏化学公司等很多公司也面对愤怒的抗议者，尤其是在校招时。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是，反战抗议者甚至瞄准了与越南战争缺乏明确联系的公司，比如银行，但它们代表了整个体系，是将利润带到人们面前的“制度”或“机器”。1970年冬天，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附近的示威者烧毁了美国银行的一个支行，至少在纵火者眼中，“美国银行”这名字象征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傲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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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了解到反建制的焦虑在年轻人中尤为强烈。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大量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相当保守，他们赞成战争、商业机构和资本主义，但是许多企业高管在当时相信这样的代际变化激怒了国家的青年一代。同样类型的大学生，20世纪50年代时在中层管理层中追求职业生涯的安定，但到60年代后期，却致力于颠覆培育了他们的社会，接管大学校园，举办抗议和抵制活动，或转向反正统的嬉皮文化，完全拒绝传统社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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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企业高管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商业已成为叛逆和不满的青年人眼中的替罪羊。商业作为社会制度曾经颇受公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偏爱，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不断削弱。俄克拉荷马基督大学1973年一项经常被引用的调查表明，在远离伯克利或哥伦比亚大学等激进地区的保守地区的所有统计中，整个国家所有主要机构领导人中（包括政治家、军人和医生），本科生认为商人的道德底线最低。而且这种鄙视商业的观点被转化为了政治倾向，随着学生在大学学习时间越长，这种倾向越来越强烈——70年代早期，在大学新生中有1/3表示自己是左派，在更高年级中这一比例超过一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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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双重处境下的公司：环境和消费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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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导人比激烈反对制度和战争的年轻人更加感到害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政治活动大规模涌现的时期，这些活动关注公共利益问题，特别是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消费品。这两个运动不断增长的力量使广大的商界领袖认为他们所拥有的公众支持率正在下降。结合战争带来的更广泛的反建制批评，消费主义和环保主义似乎代表了私营企业公信力的普遍丧失。对许多商人（以及他们的政治盟友，特别是保守派）来说，这些障碍是一种深刻的甚至是现实的威胁。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的政治气氛对商业阶层和商业体系本身存在深深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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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环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成为美国政治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其起源于进步时代的环保主义精神）。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科学研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蓬勃发展，由私营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之间强有力的合作推动。20世纪50年代，科学研究使更多公众对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后果的认识提高。专家们开始在工业生产与日益严峻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之间建立明确的经验联系。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警告说，现代社会的奇迹，包括塑料、汽车、化学品和制药，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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