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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越南正式的军事干预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南在1954年推翻了法国殖民者的军队后，爆发了内战，交战双方一边是西方支持的反共产主义政权，主要占据越南南部地区，另一边是被大多数越南人民支持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权（越南独立同盟）。大多数美国决策者完全以冷战框架来理解这场战争，从而支持越南共和国的反共政权，先是派出军事“顾问”，之后更多地派出常规部队。所谓的一艘美国军舰1964年在越南的北部湾遇袭事件，导致国会授权林登·约翰逊总统升级美军在该国的军事部署。（约翰逊声称越南海军对美国船只开枪，这一说法已被揭穿，但历史学家对约翰逊当时是否知道报告为假仍有争议。）到1968年，有50万名美军士兵在东南亚作战，在1973年美国完全撤出前，美军共有5.8万人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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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升级促成了在美国强力的反战运动，从大学校园的“宣讲会”到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历史性抗议活动。正如马里奥·萨维奥将他反对伯克利的“反言论自由政策”与更宏大的对企业文化的批评联系起来，许多反越南战争示威者也将被视为谋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与培养了战争的商业气氛视作一丘之貉。抗议者引用艾森豪威尔当时著名的关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警告，指责美国作为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的屠杀负有责任。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战争机器产生了军事同盟，提供了弹药、飞机以及美国轰炸机投掷到越南丛林和居住地的凝固汽油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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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示威者不仅针对军事和政府进行抗议，也包括约翰逊总统以及后来的理查德·尼克松，还包括被他们标记为“战争获利者”的公司。“为什么……我们是否继续在华盛顿示威，就仿佛问题的核心在这里？……我们需要找到遏制公司的方法。”一位政治活动家在1969年晚些时候写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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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8日，成千上万的反战活动家聚集在霍尼韦尔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这是一家能源型企业集团，有很多其他类型产品，例如为五角大楼提供集束炸弹和其他武器。在愤怒的人群前，霍尼韦尔董事长面对谋杀同谋罪名的嘘声与指控，仅在14分钟后便退场了。诸如凝固汽油弹的生产商陶氏化学公司等很多公司也面对愤怒的抗议者，尤其是在校招时。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是，反战抗议者甚至瞄准了与越南战争缺乏明确联系的公司，比如银行，但它们代表了整个体系，是将利润带到人们面前的“制度”或“机器”。1970年冬天，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附近的示威者烧毁了美国银行的一个支行，至少在纵火者眼中，“美国银行”这名字象征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傲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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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了解到反建制的焦虑在年轻人中尤为强烈。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大量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相当保守，他们赞成战争、商业机构和资本主义，但是许多企业高管在当时相信这样的代际变化激怒了国家的青年一代。同样类型的大学生，20世纪50年代时在中层管理层中追求职业生涯的安定，但到60年代后期，却致力于颠覆培育了他们的社会，接管大学校园，举办抗议和抵制活动，或转向反正统的嬉皮文化，完全拒绝传统社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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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企业高管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商业已成为叛逆和不满的青年人眼中的替罪羊。商业作为社会制度曾经颇受公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偏爱，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不断削弱。俄克拉荷马基督大学1973年一项经常被引用的调查表明，在远离伯克利或哥伦比亚大学等激进地区的保守地区的所有统计中，整个国家所有主要机构领导人中（包括政治家、军人和医生），本科生认为商人的道德底线最低。而且这种鄙视商业的观点被转化为了政治倾向，随着学生在大学学习时间越长，这种倾向越来越强烈——70年代早期，在大学新生中有1/3表示自己是左派，在更高年级中这一比例超过一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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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双重处境下的公司：环境和消费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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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导人比激烈反对制度和战争的年轻人更加感到害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政治活动大规模涌现的时期，这些活动关注公共利益问题，特别是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消费品。这两个运动不断增长的力量使广大的商界领袖认为他们所拥有的公众支持率正在下降。结合战争带来的更广泛的反建制批评，消费主义和环保主义似乎代表了私营企业公信力的普遍丧失。对许多商人（以及他们的政治盟友，特别是保守派）来说，这些障碍是一种深刻的甚至是现实的威胁。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的政治气氛对商业阶层和商业体系本身存在深深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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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环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成为美国政治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其起源于进步时代的环保主义精神）。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科学研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蓬勃发展，由私营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之间强有力的合作推动。20世纪50年代，科学研究使更多公众对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后果的认识提高。专家们开始在工业生产与日益严峻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之间建立明确的经验联系。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警告说，现代社会的奇迹，包括塑料、汽车、化学品和制药，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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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用一本强大而畅销的著作将工业污染问题带入到公众视野：《寂静的春天》追踪了工业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流向。卡逊认为合成农药，特别是被称为DDT的这种受欢迎的抗虫化学药剂，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尽管农民只少量使用DDT来保护农作物，但卡逊证明有毒的化学药剂在食物链上集中得越来越多，最终杀死了食用过中毒昆虫的鸟类（创造了“寂静的春天”——失去了鸟鸣），并给人类带来显著的健康风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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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开始回应，像杜邦公司这样的生产商质疑《寂静的春天》的结论。然而科学界支持卡逊的分析，政策制定者对污染物排放有了新的限制。比起立即执行的政策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提高了公众对不受控制的工业活动的破坏性后果的认识以及接受环境法规的意识。它还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凝聚点，迫使立法者扩大政府的监管监督。环保运动在卡逊出版之后的10年中赢得了一系列立法胜利，其中包括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和1970年成立的环境保护局，后者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环境问题的中心监管主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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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领袖以及保守派政治家对环保运动非常恼火。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反对是直接和自利的——大公司从有污染的活动中获得巨额利润，而找到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将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凡事皆有因，对于环保运动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最大的污染者——石油和天然气、汽车、采矿和化工品，而零售商和高科技公司的反应度较低。1970年政府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的修正案，针对限制汽车排放量的新标准，克莱斯勒公司声称，“公民对空气污染大惊小怪”。美国石油巨头美孚公司刊登在全国性报纸的广告宣称这一立法是“66亿美元的错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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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企业对环保主义的反对比对排放标准这一底线更强烈，甚至远远超过排放标准。在公司老板和保守的政治组织中，反环保主义者认为这一运动背后的精神本身违背了资本主义的基石——追求经济增长。自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现代企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以来，追求“更多”激发了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各个方面发展：更多的人、更多的商品、更多的技术、更多的钱。这两个政党以及有组织的劳工都接受了增长的精神，因为它承诺给企业主和劳动者提供更高的生活质量。对于环保运动，保守派以及许多工会的批评者认为，其支持者出身富裕的家庭，不了解社会成本：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将会导致工厂关闭和产品价格更高。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总裁埃德温·福伊尔纳说他们是“零增长的小丑”，“零增长可能对那些精英们有好处，他们能出去耕种自己的有机花园，观看阳光从他们的红木热水浴缸里宁静升起，他们无须努力便可享受，而我们只能竭力向上攀登从贫到富的阶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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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保人士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的不断推进，包括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推动了国家政治走向的改变。就像《寂静的春天》一样，一本书通过揭露大公司对人类生活的有害影响也引起了大众的抗议。1965年，年轻律师拉尔夫·纳德针对汽车行业，写就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存在的危险》一书，广受认可。纳德自觉运用八卦新闻的精神反对进步时代的大公司（如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历史》和厄普顿·辛克莱的 《屠宰场》），他指责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特别是通用汽车，销售他们知道存在危险的汽车，因为改变设计是昂贵的。因为他，公众才开始关注二次碰撞现象（车身碰到外部物体后人体撞到汽车内部），一些可能对驾驶员造成反光的设计元素，以及汽车排放造成的污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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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德的倡导和他著作的流行引发了立法行动。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赋予联邦政府广泛的权力去制定汽车设计和生产条例，包括强制使用安全带。纳德利用自己的名声成立了一些致力于发现和宣传企业渎职的法律和政治组织，并对违反保护公众利益法的公司提起诉讼。通用汽车煽动说纳德通过笨拙的手段获得声名，以诋毁消费倡导者。该公司聘请私人调查人员调查纳德，希望能够诽谤他的人格。纳德起诉汽车巨头侵犯隐私权并胜诉，他利用赔偿金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宣传机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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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德受到了大部分工业家的谴责，但他只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消费者保护情绪浪潮的一部分。这一浪潮与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相对应，并且确实超越了后者，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民权保护、改善美国人生活，增加医疗投入和保险、就业培训和教育以及城市重建和扶贫项目的自由政策。那几年，国会通过了数十种消费者保障法案，处理有害和有毒药品、易燃织物（特别是儿童睡衣等产品）和汽车安全等问题。消费者保护法律坚持广告必须真实，要求车主购买汽车保险，制定了新的更加严格的食品安全规定，制定了公平的债务催收和银行贷款的规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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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消费者运动的兴起使许多企业领导人认为美国公司正在遭受政治冲击。他们并不一定不同意这些运动的目标——毕竟，没有人想要毒害地球或贩卖造成死亡和伤残的产品——但他们越来越多地担心引导这些运动的反商业化精神。在许多公司高管的心目中，消费者和环保活动家们之所以要求给予国家和联邦政府新的和强大的监管权力，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公司会致力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商界领袖意识到，随着公众对大公司的信任下降，对新法规的支持也日益增加。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主要公司领导人的信任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50%下降到70年代中期的15%。铝业巨头美铝公司的总裁在1976年总结了这个问题：公众意见重要，因为“公众所认为的事情……对国会提出的立法有决定性的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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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商业的不信任改变了国会通过的规定。自19世纪末以来，政府法规一直绝对地关乎经济稳定，经常保护某些类型的商业而不是其他类型。例如反垄断法促进了竞争，限制了垄断企业的掠夺。公用事业和运输法规旨在保持某些行业的盈利，同时也降低成本。总之，主要的监管趋势是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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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趋势是社会管制，对公司特定行为出台针对性规定，这些规定约束的是传统上不被视为“经济”的方面——公共卫生和安全，而且理论上，这也是公司生产过程必然要面对的后果。早先有一些社会监管的例子，其中包括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该法案推动建立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提高食品和药品的安全和质量。然而，这种新型法规的规模和范围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得到爆发式增长，从而增强了在保护经济和保护商人两者之间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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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政府机构或监管运作比1970年国会创建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大范围的商业社会的管理更加严格。与环境保护局诞生于同一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反映出与前者相同的精神，推动了劳动法的出台，内容包括了组织权、最低工资和加班费等，但是它将关注重点从工资和代表权转移到了工作环境。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工人的安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利用其权力发布了数千页的规定，涉及例如一个工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爬高或工厂必须在什么地方安装安全标识。企业主，特别是那些不得不为此开支较多的小公司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指控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定既不合理又没有根据，合规成本繁重。美国商会等全国性商业组织宣布，一系列小公司被迫关闭，因为它们无法承担因新的安全规则产生的改造费用。“你知道吗，”商会主席在70年代中期向观众发问道，“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检查营业场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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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消费者保护和环境法规那样，工作场所安全规定也是对个人的冒犯，并增加了商业成本。越来越多的商人认为社会监管激增，是因为美国人不再信任公司的自我规范。如果民主资本主义的基石是自由市场创造了自由人的信念，或者经济增长使得社会各方面得到发展，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就将这些格言斥为谬误。如果人们不得不受到保护才能免受来自商业的危害——也就是说，私人行为对公共利益再无增益（拉尔夫·纳德和其他人一直用这来促进他们的目标）——企业本身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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