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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环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成为美国政治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其起源于进步时代的环保主义精神）。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科学研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蓬勃发展，由私营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之间强有力的合作推动。20世纪50年代，科学研究使更多公众对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后果的认识提高。专家们开始在工业生产与日益严峻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之间建立明确的经验联系。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警告说，现代社会的奇迹，包括塑料、汽车、化学品和制药，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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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用一本强大而畅销的著作将工业污染问题带入到公众视野：《寂静的春天》追踪了工业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流向。卡逊认为合成农药，特别是被称为DDT的这种受欢迎的抗虫化学药剂，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尽管农民只少量使用DDT来保护农作物，但卡逊证明有毒的化学药剂在食物链上集中得越来越多，最终杀死了食用过中毒昆虫的鸟类（创造了“寂静的春天”——失去了鸟鸣），并给人类带来显著的健康风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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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开始回应，像杜邦公司这样的生产商质疑《寂静的春天》的结论。然而科学界支持卡逊的分析，政策制定者对污染物排放有了新的限制。比起立即执行的政策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提高了公众对不受控制的工业活动的破坏性后果的认识以及接受环境法规的意识。它还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凝聚点，迫使立法者扩大政府的监管监督。环保运动在卡逊出版之后的10年中赢得了一系列立法胜利，其中包括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和1970年成立的环境保护局，后者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环境问题的中心监管主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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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领袖以及保守派政治家对环保运动非常恼火。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反对是直接和自利的——大公司从有污染的活动中获得巨额利润，而找到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将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凡事皆有因，对于环保运动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最大的污染者——石油和天然气、汽车、采矿和化工品，而零售商和高科技公司的反应度较低。1970年政府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的修正案，针对限制汽车排放量的新标准，克莱斯勒公司声称，“公民对空气污染大惊小怪”。美国石油巨头美孚公司刊登在全国性报纸的广告宣称这一立法是“66亿美元的错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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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企业对环保主义的反对比对排放标准这一底线更强烈，甚至远远超过排放标准。在公司老板和保守的政治组织中，反环保主义者认为这一运动背后的精神本身违背了资本主义的基石——追求经济增长。自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现代企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以来，追求“更多”激发了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各个方面发展：更多的人、更多的商品、更多的技术、更多的钱。这两个政党以及有组织的劳工都接受了增长的精神，因为它承诺给企业主和劳动者提供更高的生活质量。对于环保运动，保守派以及许多工会的批评者认为，其支持者出身富裕的家庭，不了解社会成本：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将会导致工厂关闭和产品价格更高。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总裁埃德温·福伊尔纳说他们是“零增长的小丑”，“零增长可能对那些精英们有好处，他们能出去耕种自己的有机花园，观看阳光从他们的红木热水浴缸里宁静升起，他们无须努力便可享受，而我们只能竭力向上攀登从贫到富的阶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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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保人士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的不断推进，包括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推动了国家政治走向的改变。就像《寂静的春天》一样，一本书通过揭露大公司对人类生活的有害影响也引起了大众的抗议。1965年，年轻律师拉尔夫·纳德针对汽车行业，写就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存在的危险》一书，广受认可。纳德自觉运用八卦新闻的精神反对进步时代的大公司（如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历史》和厄普顿·辛克莱的 《屠宰场》），他指责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特别是通用汽车，销售他们知道存在危险的汽车，因为改变设计是昂贵的。因为他，公众才开始关注二次碰撞现象（车身碰到外部物体后人体撞到汽车内部），一些可能对驾驶员造成反光的设计元素，以及汽车排放造成的污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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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德的倡导和他著作的流行引发了立法行动。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赋予联邦政府广泛的权力去制定汽车设计和生产条例，包括强制使用安全带。纳德利用自己的名声成立了一些致力于发现和宣传企业渎职的法律和政治组织，并对违反保护公众利益法的公司提起诉讼。通用汽车煽动说纳德通过笨拙的手段获得声名，以诋毁消费倡导者。该公司聘请私人调查人员调查纳德，希望能够诽谤他的人格。纳德起诉汽车巨头侵犯隐私权并胜诉，他利用赔偿金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宣传机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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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德受到了大部分工业家的谴责，但他只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消费者保护情绪浪潮的一部分。这一浪潮与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相对应，并且确实超越了后者，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民权保护、改善美国人生活，增加医疗投入和保险、就业培训和教育以及城市重建和扶贫项目的自由政策。那几年，国会通过了数十种消费者保障法案，处理有害和有毒药品、易燃织物（特别是儿童睡衣等产品）和汽车安全等问题。消费者保护法律坚持广告必须真实，要求车主购买汽车保险，制定了新的更加严格的食品安全规定，制定了公平的债务催收和银行贷款的规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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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消费者运动的兴起使许多企业领导人认为美国公司正在遭受政治冲击。他们并不一定不同意这些运动的目标——毕竟，没有人想要毒害地球或贩卖造成死亡和伤残的产品——但他们越来越多地担心引导这些运动的反商业化精神。在许多公司高管的心目中，消费者和环保活动家们之所以要求给予国家和联邦政府新的和强大的监管权力，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公司会致力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商界领袖意识到，随着公众对大公司的信任下降，对新法规的支持也日益增加。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主要公司领导人的信任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50%下降到70年代中期的15%。铝业巨头美铝公司的总裁在1976年总结了这个问题：公众意见重要，因为“公众所认为的事情……对国会提出的立法有决定性的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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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商业的不信任改变了国会通过的规定。自19世纪末以来，政府法规一直绝对地关乎经济稳定，经常保护某些类型的商业而不是其他类型。例如反垄断法促进了竞争，限制了垄断企业的掠夺。公用事业和运输法规旨在保持某些行业的盈利，同时也降低成本。总之，主要的监管趋势是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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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趋势是社会管制，对公司特定行为出台针对性规定，这些规定约束的是传统上不被视为“经济”的方面——公共卫生和安全，而且理论上，这也是公司生产过程必然要面对的后果。早先有一些社会监管的例子，其中包括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该法案推动建立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提高食品和药品的安全和质量。然而，这种新型法规的规模和范围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得到爆发式增长，从而增强了在保护经济和保护商人两者之间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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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政府机构或监管运作比1970年国会创建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大范围的商业社会的管理更加严格。与环境保护局诞生于同一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反映出与前者相同的精神，推动了劳动法的出台，内容包括了组织权、最低工资和加班费等，但是它将关注重点从工资和代表权转移到了工作环境。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工人的安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利用其权力发布了数千页的规定，涉及例如一个工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爬高或工厂必须在什么地方安装安全标识。企业主，特别是那些不得不为此开支较多的小公司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指控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定既不合理又没有根据，合规成本繁重。美国商会等全国性商业组织宣布，一系列小公司被迫关闭，因为它们无法承担因新的安全规则产生的改造费用。“你知道吗，”商会主席在70年代中期向观众发问道，“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检查营业场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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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消费者保护和环境法规那样，工作场所安全规定也是对个人的冒犯，并增加了商业成本。越来越多的商人认为社会监管激增，是因为美国人不再信任公司的自我规范。如果民主资本主义的基石是自由市场创造了自由人的信念，或者经济增长使得社会各方面得到发展，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就将这些格言斥为谬误。如果人们不得不受到保护才能免受来自商业的危害——也就是说，私人行为对公共利益再无增益（拉尔夫·纳德和其他人一直用这来促进他们的目标）——企业本身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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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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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的高管在1975年宣称：“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最黑暗的时刻。”17他并不是一个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从公司高管到小店主、从保守派政治家到律师、记者和学者都有类似的说法。社会规范、反资本主义文化和萧条的经济（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在1970年的经济衰退中结束，其后是长时间的能源危机，经济出现了高通胀和低增长）带来的冲击意味着公司本身受到攻击。为了维护自身的底线和资本主义本身，商界领袖不得不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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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名叫作刘易斯·鲍威尔的公司律师——不久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一份美国商会保密备忘录的形式提出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反击要求。鲍威尔是弗吉尼亚州的著名律师，也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鲍威尔应他的朋友尤金·西德诺要求，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位朋友拥有一家连锁百货公司并主持了商会的“教育委员会”（该组织的意思是“公共教育”）。这份名为《关于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的备忘录解释了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普遍信念——从大学到讲坛和致力公众福利的律师事务所，正在对企业进行文化层面的攻击，例如商会这样的团体别无选择，只能变得具有政治活力。“商业，”鲍威尔写道，“一定要学习这个教训，很久以前就被劳工和其他自利团体所学习……政治权力是必要的……然后……必须积极和果断地使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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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的备忘录越来越多地显示了企业集体行动的关键性。流传在整个商会中的“保密”备忘录落在了保守作家和公众的书桌上，其中内容在企业活动家的演讲中常被引用。大约第二年，也就是在理查德·尼克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的9个月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获悉了这份文件，并“出卖”鲍威尔，暗示该备忘录代表了一个颠覆性的计划——有权势的商人冀图控制美国政治。实际上，鲍威尔的贡献被过分夸大了。他不过是把许多人私下说了多年的话公开罢了：商人必须深度参与国家政治。但应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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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担任政治职务的方式外（只有相对较少的积极的商业领袖会这样做），还有两个主要途径对国家事务有真正影响力：资助政治运动、直接与集中的游说。美国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使用了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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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修改了有关竞选财务捐赠的法律。联邦政府自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以来已经对竞选活动做出了多重管制，禁止公司和工会对政治运动进行捐赠，因为捐赠对象很明显并非自然人。19然而，公司和工会都建立了法外规则，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者创建了独立的委员会，被称为PACs（政治行动委员会）。早期的PACs存在于合法性的边缘，有组织的劳工依靠政治影响力来避免麻烦，而公司一般会采用这种模式。相反，除了少数例子外，商人倾向于采取其他非正式途径来回避竞选财政制度。例如，公司经常为高层管理人员发放特别奖金，明确要求这些管理人员向公司所选择的候选人捐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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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立法者联盟致力于改革竞选财政制度。1972—1974年的水门事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运动，在国家层面上看到这样阴暗的事实——大公司通过重定向支票、现金支付和秘密贿选资金等方式向竞选注入资金。为了摆脱混乱，国会创建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和公共竞选筹资制度，建立了申报制度和有限支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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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联邦选举委员会澄清，PACs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公司支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爆发增长也随之而来。1974—1979年的4年间，商业PACs的数量从89个增加到950个，而劳工PACs的数量几乎没有增长，仅从201个上升到了226个。公司PACs的数量继续飙升，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略有下降前达到1 800个。到了2016年冬天，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有1 621个与公司有关的PACs，另有278个是劳工PAC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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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参与竞选筹资外，公司还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招聘向政府官员传达公司利益（即使在更为复杂的监管机构下当选的政治家和官员）。游说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巧舌如簧者收取公司报酬来游说政治家改变他们行为，这种合作由来已久。付费说客的出现遵循了美国企业自身的增长模式。19世纪中叶的铁路繁荣取决于政府的慷慨，导致了游说行为的增长，之后几十年的工业制造业也受到游说影响。1946年，国会首先尝试通过《联邦游说管理法》来规范这一做法，要求所有说客注册；6年后，最高法院缩小了法律注册的范围，只要求对主要业务是游说的人进行登记。但是，“主要业务”的标准仍然模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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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公司变得更大、更多元，特别是在二战后，它们的游说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大公司都有“华盛顿代表”——在华盛顿居住的永久性雇员，并代表它们公开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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