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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担任政治职务的方式外（只有相对较少的积极的商业领袖会这样做），还有两个主要途径对国家事务有真正影响力：资助政治运动、直接与集中的游说。美国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使用了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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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修改了有关竞选财务捐赠的法律。联邦政府自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以来已经对竞选活动做出了多重管制，禁止公司和工会对政治运动进行捐赠，因为捐赠对象很明显并非自然人。19然而，公司和工会都建立了法外规则，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者创建了独立的委员会，被称为PACs（政治行动委员会）。早期的PACs存在于合法性的边缘，有组织的劳工依靠政治影响力来避免麻烦，而公司一般会采用这种模式。相反，除了少数例子外，商人倾向于采取其他非正式途径来回避竞选财政制度。例如，公司经常为高层管理人员发放特别奖金，明确要求这些管理人员向公司所选择的候选人捐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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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立法者联盟致力于改革竞选财政制度。1972—1974年的水门事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运动，在国家层面上看到这样阴暗的事实——大公司通过重定向支票、现金支付和秘密贿选资金等方式向竞选注入资金。为了摆脱混乱，国会创建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和公共竞选筹资制度，建立了申报制度和有限支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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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联邦选举委员会澄清，PACs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公司支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爆发增长也随之而来。1974—1979年的4年间，商业PACs的数量从89个增加到950个，而劳工PACs的数量几乎没有增长，仅从201个上升到了226个。公司PACs的数量继续飙升，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略有下降前达到1 800个。到了2016年冬天，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有1 621个与公司有关的PACs，另有278个是劳工PAC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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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参与竞选筹资外，公司还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招聘向政府官员传达公司利益（即使在更为复杂的监管机构下当选的政治家和官员）。游说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巧舌如簧者收取公司报酬来游说政治家改变他们行为，这种合作由来已久。付费说客的出现遵循了美国企业自身的增长模式。19世纪中叶的铁路繁荣取决于政府的慷慨，导致了游说行为的增长，之后几十年的工业制造业也受到游说影响。1946年，国会首先尝试通过《联邦游说管理法》来规范这一做法，要求所有说客注册；6年后，最高法院缩小了法律注册的范围，只要求对主要业务是游说的人进行登记。但是，“主要业务”的标准仍然模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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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公司变得更大、更多元，特别是在二战后，它们的游说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大公司都有“华盛顿代表”——在华盛顿居住的永久性雇员，并代表它们公开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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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小企业无法承担永久性说客的费用。相反，它们依靠贸易协会代表其行业的普遍利益。例如杂货店可能会加入国家食品杂货商协会。随着贸易协会在20世纪的扩散，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这样的泛行业“顶级协会”，法律上的冲突开始出现：一方面，《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向政府诉冤请愿”，就像游说者做的那样；另一方面，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则禁止“任何限制贸易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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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商人担心某些类型的游说可能会推动贸易协会合法化。“当一个如行业协会‘组织’获得有利的政府行动支持，这导致‘限制贸易’变得非法。”一个作家在1971年质疑道，“该协会是否会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或者是在《第一修正案》保障权利范围内的治理方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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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最高法院裁定《第一修正案》的言论和请愿保护更合理。这些裁决赋予了行业协会更多的自主，可来代表一个行业内的多家企业行事，而贸易协会的游说活动也显著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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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跨公司、（有时）跨行业协调合作的主管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主要全国性协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都对这种新的商业活动文化做出了回应，它们重新振作并拓宽了活动范围。它们扩大自己的政治范围，覆盖更广泛的领域，而不仅仅是集中在工会工人和工作场所方面，它们游说并反对与消费者保护、环境监管、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以及有关通胀和失业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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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旧组织重新改造了自己，一股新的力量也开始出现，并将全国最大、最富有的工业制造商联合起来，被称为“商业圆桌会议”。商业圆桌会议成立于1972年，由大约100家公司组成，所有公司都位列《财富》500强名单，其中大部分从事重工业，如钢铁、铝、化工和汽车行业（该集团目前有近200个会员公司，代表了更广泛的行业，包括高科技、零售和金融等）。尽管美国商会试图吸引从华尔街到缅因街整个商界，但商业圆桌会议关注的是直接影响大公司的政治问题。这个组织的独特之处和力量在于，它的成员仅限CEO，没有副总裁、律师或职业说客。当商业圆桌会议想要针对某个特定的政治人物进行投票时，它将派出强大的公司领袖——福特公司、花旗银行或AT&T的CEO——直入政客办公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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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和保守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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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企业的政治动员已经开始以取悦保守派和失望的进步派人士的方式重新引导美国的经济政策。围绕着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承诺以及对社会管制的反对，商业团体在一系列关键的立法斗争中成功地进行了游说，帮助遏止了自由主义政策的倾向。例如，在1978年，企业说客在拉尔夫·纳德带头的立法失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纳德希望对联邦政府的消费者保护程序进行改革。同年，商业圆桌会议带头反对《国家劳工关系法》改革，该法案希望增强工会力量以改善工作场所，并在员工关系中创造更大的监督力度和透明度。20世纪80年代，这些团体与日益活跃的保守派政策团体联合起来，推行税收改革，反对环境法规，并敦促联邦预算平衡。尽管保守派人士和企业说客经常在政策与策略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也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观点：反对自由国家倾向。通过向立法机构提供组织、财务和影响的力量，商业团体为保守派赢得了重要的政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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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十一章 后工业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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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998年4月1日，最后一台电视机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流水线上装配完成。在走出由电子行业巨头RCA于1940年建造的工厂大门的时候，这些即将失业的工人唱起了《祝你旅途愉快》。1986年，RCA的长期竞争对手通用电气收购了这家公司，并将其卖给了法国公司汤姆森。20世纪90年代，汤姆森将其在北美的制造业迁移到了墨西哥的华雷斯，1968年时RCA曾在那建立了一个小型工厂。在那个时期，贸易壁垒因为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被消除。汤姆森和其他制造商们发现了美国以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印第安纳州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这样评论道：“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现在他们要去别的地方了。”可是很多人也在思考：你能就此责备墨西哥那些因此得到了工作的人吗？“这不是他们的错，”一位RCA的前员工说，“如果你失业时附近突然建起了一家工厂，你会不会去找一份工作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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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技术水平密集程度相对低的其他工业部门。美国的家具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逐渐脱离了国内制造业的行列。20世纪初，Bassett和Hooker这两家历史悠久的家具公司助力北加州和弗吉尼亚地区取代美国中西部成为美国家具制造业的中心，它们主要看中的是南方农村地区远低于中西部的平均工资水平。21世纪初，这些公司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进口商兼零售商，将生产外包给中国。而在印第安纳，因此而失业的工人就要努力克服这种新的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困难。“我猜我们的工作被交给了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另一些人，用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吧，但我不确定。”一名前伐木工人这样认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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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纪之交，全球资本都在经历一场剧烈的革命。2001—2012年，美国有63 000家工厂关停，导致减少了500万个就业岗位，而同时中国制造业岗位增加了1 410万个。3“产业空心化”和它的姊妹现象——“外包”与“全球化”成为新的社会流行语。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支持自由贸易的《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他在书中盛赞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愤怒的抗议者则在1999年走上西雅图街头表达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强烈不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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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对于全球化的激烈争论是多年来对商业和就业模式变化感到恐慌的一种呼应。早在20世纪80年代，劳动经济学家就指出美国制造业会陷入长期衰退，同时工会和工人的政治力量和后勤保障权利也会被相应削弱（工会成员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在1955年达到顶峰）。590年代初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围绕廉价消费品和美国制造业岗位逃往墨西哥的“巨大的吮吸声”（总统候选人、平民主义商业领袖罗斯·佩罗特的话）之争而展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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