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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商人担心某些类型的游说可能会推动贸易协会合法化。“当一个如行业协会‘组织’获得有利的政府行动支持，这导致‘限制贸易’变得非法。”一个作家在1971年质疑道，“该协会是否会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或者是在《第一修正案》保障权利范围内的治理方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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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最高法院裁定《第一修正案》的言论和请愿保护更合理。这些裁决赋予了行业协会更多的自主，可来代表一个行业内的多家企业行事，而贸易协会的游说活动也显著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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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跨公司、（有时）跨行业协调合作的主管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主要全国性协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都对这种新的商业活动文化做出了回应，它们重新振作并拓宽了活动范围。它们扩大自己的政治范围，覆盖更广泛的领域，而不仅仅是集中在工会工人和工作场所方面，它们游说并反对与消费者保护、环境监管、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以及有关通胀和失业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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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旧组织重新改造了自己，一股新的力量也开始出现，并将全国最大、最富有的工业制造商联合起来，被称为“商业圆桌会议”。商业圆桌会议成立于1972年，由大约100家公司组成，所有公司都位列《财富》500强名单，其中大部分从事重工业，如钢铁、铝、化工和汽车行业（该集团目前有近200个会员公司，代表了更广泛的行业，包括高科技、零售和金融等）。尽管美国商会试图吸引从华尔街到缅因街整个商界，但商业圆桌会议关注的是直接影响大公司的政治问题。这个组织的独特之处和力量在于，它的成员仅限CEO，没有副总裁、律师或职业说客。当商业圆桌会议想要针对某个特定的政治人物进行投票时，它将派出强大的公司领袖——福特公司、花旗银行或AT&T的CEO——直入政客办公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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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和保守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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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企业的政治动员已经开始以取悦保守派和失望的进步派人士的方式重新引导美国的经济政策。围绕着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承诺以及对社会管制的反对，商业团体在一系列关键的立法斗争中成功地进行了游说，帮助遏止了自由主义政策的倾向。例如，在1978年，企业说客在拉尔夫·纳德带头的立法失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纳德希望对联邦政府的消费者保护程序进行改革。同年，商业圆桌会议带头反对《国家劳工关系法》改革，该法案希望增强工会力量以改善工作场所，并在员工关系中创造更大的监督力度和透明度。20世纪80年代，这些团体与日益活跃的保守派政策团体联合起来，推行税收改革，反对环境法规，并敦促联邦预算平衡。尽管保守派人士和企业说客经常在政策与策略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也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观点：反对自由国家倾向。通过向立法机构提供组织、财务和影响的力量，商业团体为保守派赢得了重要的政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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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十一章 后工业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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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998年4月1日，最后一台电视机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流水线上装配完成。在走出由电子行业巨头RCA于1940年建造的工厂大门的时候，这些即将失业的工人唱起了《祝你旅途愉快》。1986年，RCA的长期竞争对手通用电气收购了这家公司，并将其卖给了法国公司汤姆森。20世纪90年代，汤姆森将其在北美的制造业迁移到了墨西哥的华雷斯，1968年时RCA曾在那建立了一个小型工厂。在那个时期，贸易壁垒因为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被消除。汤姆森和其他制造商们发现了美国以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印第安纳州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这样评论道：“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现在他们要去别的地方了。”可是很多人也在思考：你能就此责备墨西哥那些因此得到了工作的人吗？“这不是他们的错，”一位RCA的前员工说，“如果你失业时附近突然建起了一家工厂，你会不会去找一份工作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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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技术水平密集程度相对低的其他工业部门。美国的家具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逐渐脱离了国内制造业的行列。20世纪初，Bassett和Hooker这两家历史悠久的家具公司助力北加州和弗吉尼亚地区取代美国中西部成为美国家具制造业的中心，它们主要看中的是南方农村地区远低于中西部的平均工资水平。21世纪初，这些公司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进口商兼零售商，将生产外包给中国。而在印第安纳，因此而失业的工人就要努力克服这种新的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困难。“我猜我们的工作被交给了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另一些人，用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吧，但我不确定。”一名前伐木工人这样认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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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纪之交，全球资本都在经历一场剧烈的革命。2001—2012年，美国有63 000家工厂关停，导致减少了500万个就业岗位，而同时中国制造业岗位增加了1 410万个。3“产业空心化”和它的姊妹现象——“外包”与“全球化”成为新的社会流行语。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支持自由贸易的《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他在书中盛赞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愤怒的抗议者则在1999年走上西雅图街头表达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强烈不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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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对于全球化的激烈争论是多年来对商业和就业模式变化感到恐慌的一种呼应。早在20世纪80年代，劳动经济学家就指出美国制造业会陷入长期衰退，同时工会和工人的政治力量和后勤保障权利也会被相应削弱（工会成员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在1955年达到顶峰）。590年代初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围绕廉价消费品和美国制造业岗位逃往墨西哥的“巨大的吮吸声”（总统候选人、平民主义商业领袖罗斯·佩罗特的话）之争而展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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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时事评论者没有意识到，“去工业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吸引如此多的公众关注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制造业公司将业务分拆到不同的地区，寻求更有利地域要素优势的行为源远流长。尽管这种行为产生的条件取决于要素获取的相关法规，但劳动力成本一直是最重要的区位优势因素，偏远落后地区的工会的势力及工资议价能力则弱得多。20世纪初，第一波去工业化浪潮横扫了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河流域，10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区域。这一地区的纺织工厂在这次浪潮中纷纷迁往南方地区。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具、钢铁、电子、汽车等行业，也因为劳动力流动性和生活成本低等因素在不同地区间迁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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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去工业化，我们联想到的其他现象，包括工厂停工、将生产部门迁到低工资国家以及适合低学历工人的岗位减少等，都是20世纪美国经济巨大转变中的一部分。在二战结束后的那些年里，美国企业的规模、范围和生产能力都有所扩大，为社会的广泛繁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获得了稳定的中产阶层生活，包括房产、稳定的工资和以消费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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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众消费型社会相辅相成的是服务型企业数量的稳步增长，并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自19世纪工业崛起以来，美国经济基本上是由开采和提炼原材料以及组装新产品的生产型企业推动的。而如保险、银行、会计等非生产型企业，在早期工业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医疗保健或零售这样的个人服务部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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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况在20世纪慢慢发生了变化。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1900年美国劳动者受制造业和服务业雇佣的比例大致相等，为25%左右，另外的50%是农业从业者。到了1950年，约有一半的美国人在服务行业工作，与此同时农业从业人口降至20%，制造业从业人口约占30%。2000年，反转基本完成：不到5%的美国人从事着因高度机械化而实现了高效率的农业，15%的人从事制造业，剩下80%左右的劳动者在服务行业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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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的情况比就业人口的数字变化情况还要好，在20世纪最后30年，服务行业的利润、社会份额和影响力都在更快地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在以总收入为衡量标准的500强企业榜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通用汽车、美国钢铁、标准石油、杜邦公司等重工业巨头。到2000年，美国最大的企业变成了沃尔玛、花旗集团、美国州立农场保险公司和（在破产并被联邦政府接管之前的）抵押公司房利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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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长期发展创造了高度多样化的经济，也创造了各式各样的赢家和输家。某些类型的服务工作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成功，例如高科技、科学研究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特别是近几十年的金融服务业。其他服务型行业对其所有者和消费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对员工的益处不大。而零售、餐厅服务、侍者等低技能服务业的工资比之前时代同样低技能的制造业的工资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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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60年代的大众消费型经济是建立在共同富裕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基础上的。在重要商业部门，特别是与服务业发展有重要关联的领域取得的关键性发展，为20世纪末的巨大变革奠定了基础。从快餐和零售行业信息化开始的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对美国公众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