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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改变规则：解除管制背后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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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上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推动了美国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使人们日渐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做经济的掌舵人。无论是对于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制订的经济计划都在不断丧失公信力。对于左派，这种不信任反映的是他们对越南战争幻想的破灭，是他们对国防部和私人企业暗中合谋的指责，也是他们对水门事件中暴露出的政府和企业腐败行为的厌恶。对于右派，这种不信任反映的则是保守主义思潮对自由主义愈发猛烈的攻势，而自由主义是联邦福利国家体制和约翰逊政府国内计划（包括“向贫困宣战”计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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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被证明，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引导了之后政府大范围解除行业管制的行为，并获得了诸多群体的支持（尽管这些群体彼此政见不合）。1978年，卡特总统签署了《空运管制解除法》，这是一项由诸多自由派政治家（如泰德·肯尼迪）、消费者行动主义分子（如拉尔夫·纳德）以及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分子（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牵头的法案。这些反对航空管制的人认为一个更多由市场驱动的航空业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航空公司就会更有动力降低费用并最终提高服务质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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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管制解除法案重塑了运输业和流通业，《铁路振兴和规制改革法》（1976）及《汽车承运人法》（1980）分别允许铁路公司和汽车运输公司自行定价并选择运输路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能完全被运输公司剥夺，最终国会决定，解散这一历史最悠久的联邦管制机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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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管制的行为还影响了市场效率。在70年代中期，许多人担心AT&T在本地电话和长途电话上的垄断会让这个公司变得太过庞大。这也会进一步阻碍其他电讯行业间、新设施间以及微波和卫星技术间均存在的竞争。1974年，美国司法部最终向AT&T提出反托拉斯诉讼。这场长达8年的诉讼以AT&T的解体告终。它剥离掉原有的本地电话业务，专注于长途电话服务，而在这个行业中，它会直接受到来自MCI运营商和Sprint电话公司这些新兴公司的挑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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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加限制的解除管制行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应更多还是更少地参与经济事务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尽管事实上这种对立是虚假的。研究管制的学者指出，与其说解除管制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更自由的市场，倒不如说它只是改变了管制系统内的具体规则和结构。11这种转变的效果，往往是通过有意识地创造和培养本不存在的市场展现的。比如，取消对汽油的价格管制后，从市场来看，无论这么做是否明智，国会却仍然要求所有拥有输油管的公司按相同的费用和服务标准将汽油提供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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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管制对经济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航空费用大幅下降，更多的人可以乘坐飞机，飞机乘坐人数从1980年的2.97亿人上升到1990年的4.66亿人，2007年上升到7.70亿人。长途电话费用从70年代的每分钟25美分下降到90年代的5—10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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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许多摆脱管制的行业发生了企业兼并。尤其是航空业，可以利用行业固有的规模经济特点来消灭或者接管竞争企业。90年代，少数的几家航空公司控制了美国绝大部分的空中交通系统。航空公司数量的减少，说明解除管制这一行为事实上削弱了航空业内部的竞争，这与解除管制最开始的意图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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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这种反管制思潮也导致了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变化。自30年代开始，金融服务业的关键职能被分配给不同的机构，如商业银行一直不受理房贷业务，职能也一直与投行的职能有所区分。如标准石油公司创建者的孙子、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领导者大卫·洛克菲勒，就曾被联邦法令禁止向需要购买房产的人提供贷款，其他金融家亦如此。此外，法令限制了洛克菲勒家族商业活动的范围：大通银行不允许在其所在州（纽约州）以外的地方开设分行。即便在纽约州内，州内监管者为保护小银行，也禁止大通银行在指定的若干县内开设分行。另外，法令禁止投行办理某些金融业务，如为企业提供资金、融资并购以及发行债券等。投行也不能向房主提供抵押贷款，或者向存款人提供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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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1980年，国会逐渐放松这些规定，整个过程持续了较长时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放松了对银行和其他类型金融服务公司的要求。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扩大了，它们可以成为客户的经纪人，帮客户买卖股票。银行的并购也变得更加容易，掀起了一轮大的并购浪潮。在这种逐渐放松管制的体制下，州际银行不断扩张，使得最初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崛起并成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最终，克林顿总统于1999年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又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份法案的通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花旗集团的紧急要求，其在法案通过前一年并购了旅行者保险公司。该法案对不断发展、流程已较完善的银行业务给予了官方许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至此退出历史舞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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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卡特总统任内开始解除金融管制（此时卡特总统即将退位并丧失作为总统的权力）。这从经济和文化形象上改变了金融服务业以及华尔街扮演的角色。其中借贷行业的故事，则深刻揭示了解除金融管制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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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储蓄贷款协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城镇里那些保守的放贷人。他们持有来自他人的存款，在本地有放贷业务，业务额度较小，安全性较高，如住房抵押贷款。长期以来储蓄贷款协会向存款者提供的利率是被严格限制的。但随着70年代通货膨胀肆虐，储蓄带来的利息不足以弥补钱在通货膨胀中贬损的价值，因此没有存款者愿意在储蓄贷款协会继续存款，信贷协会的放贷人也就无法提供贷款。于是，在1980年，国家希望储蓄贷款协会能增强自身竞争力，因此修改法令，允许协会中的放贷人向存款人提供更高的利率以吸引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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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带来了新的问题。通过给存款人允诺更高的利率（8%、9%甚至到10%），协会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存款人，但协会的收入来自之前发行的长期贷款，其期限长达30年且利率被固定在低水平上。因此，全国的储蓄贷款协会都发现自己正处于高买低卖这种糟糕的商业处境中。相当多的协会已经逐渐接近破产。不过，就像商业银行背后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成果之一）作为支持，储蓄贷款协会也有资格获得政府的帮助。在80年代早期，政府官员开始向储蓄贷款协会（借贷行业）提供全面的紧急财政援助，如此一来，要花费大约为1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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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自由市场的信任以及对政府插手经济运行的反感，许多国会成员都认为成本太过高昂。他们认为，进一步解除管制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在1982年，国会又一次修改了法令对借贷业的要求，允许储蓄贷款协会使用存款做风险更大、回报更高的投资。与此同时，高石油价格让得克萨斯州的土地估值不断上升，得克萨斯州的房地产就成为储蓄贷款协会一项热门的投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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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中期，因为全球各地区间关系缓和，加上人们成功研发出了更节油的汽车（正是因为自70年代以来石油一直保持在高价位，才推动了节油汽车的研发进程），全球石油价格显著降低。这对于汽车驾驶员来说是重要的利好消息，但对于先前在得克萨斯州投资房地产的投资者们而言，包括储蓄贷款协会，这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的投资工具上。在1986—1995年这10年间，美国3 000家储蓄贷款协会中有1/3宣告破产。90年代中期，国会总审计室评估了这次储蓄贷款协会（借贷行业）危机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大约160亿美元。其中的130亿美元是联邦政府为回购这些机构的资产而为其存款人投保以及偿还贷款而划拨的款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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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贪婪是个好东西”和其他陈词滥调：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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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和70年代的一样令人沮丧。在1979年，卡特总统任命了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他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强硬地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他有力地限制了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成功消灭了通货膨胀，但代价是经济的严重衰退。这场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对于当时四面楚歌的卡特总统来说当然是雪上加霜，而其后续影响也阻碍了卡特的继任者里根。直到1983年，这种影响才逐渐消退结束。1984年，就如里根为其连任竞选做好准备一般（这场竞选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里根只在明尼苏达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选票数上输给了他的竞争对手，并且他赢得的选票比以往任何竞选者都要多），美国经济也开始扭转颓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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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的重视让80年代的经济复苏显得与众不同。美国企业的形象代言人从钢铁或者石油公司的高管转变为野心勃勃的商人、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通俗文化通过电影来捕捉高端金融业那种过分华丽以至虚妄的魅力，并加以评论，如奥利弗·斯通执导的《华尔街》。其中那位有名的反派角色——戈登·盖柯（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在电影中说出了“没有比‘贪婪’更好的词语了”这句名言。观众会对这句话感到反感，但对金融界人士而言就未必如此了。就如道格拉斯所说，许多年轻的金融界专业人士在向他表达了钦佩之情后一直尝试着接近他——不是为了欣赏他的演技，而是为了观察戈登·盖柯这个角色本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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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通的这部电影中，戈登·盖柯是一个“企业狩猎者”——这是当时产生的一种新的投资者类型，他们能够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并取得目标公司的控股权，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愿意看到的。虽然电影剧本的作者否认戈登·盖柯存在现实原型，这个角色确实与现实生活中那些臭名昭著的金融界巨头十分相像，包括“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他曾在1989年的一次内部交易调查中被人指控有证券欺诈行为。另外，那句名言也借鉴了伊凡·博斯基对贪欲的看法，他认为贪欲作为推动风险爱好者冒险的因素之一，是“没有问题”的，拥有贪欲也是一种“健全的”心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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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企业狩猎者是真实存在的职业，并且在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新一轮并购浪潮后，企业狩猎者的这种“恶意收购”行为变得愈发普遍。同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商业收购从单纯依靠资本逐渐转为依靠金融手段进行（经济金融化的标志之一）。这使得杠杆收购，即并购方借入大量资金进行收购的情况逐渐增多。杠杆收购标志着金融领域里一次重要的金融创新，这种收购方式可以使一家公司在不用大量投入自身资源的情况下完成对另一家公司的并购。换言之，收购方可以在收购的同时保证自身资本更有效地运作（一般都会将其投入高收益领域），而不是把这些资本绑定在花费甚巨的企业并购过程中，直至并购结束后才能使用。同时也是由代替公司筹集收购款项的投行承担风险（因此投行也会向这些公司收取相当高的费用作为报酬），这些投行在做贷款决策时，除企业用于并购的资产，一般也会把正在收购的资产视作抵押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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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崛起，使得人们开始注意到美国经济大规模金融化的过程。在金融银行业一片繁荣的同时，工商业界的其他行业被甩在了后面。如工业家就对金融界这个拥有大量资本的新兴行业尤为警惕，特别是在这些工业企业成为恶意接管的目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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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冠军国际纸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席格勒就声称：“恶意接管这种行为将威胁国家的健康发展，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压力会迫使企业更注重短期效益（而不是长期）。”对这种新兴的金融文化，他感到担忧，因为“这会导致公司所有权归属的巨大变化”，并对企业的长期价值造成不利影响。因为相比起企业运营的稳定性以及长期的盈利能力，企业狩猎者为了快速获得利润，只注重企业的短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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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企业领导不赞同这种说法，石油大亨T.布恩·皮肯斯就曾谴责席格勒的言论。他认为像席格勒这样的工业家就是“恐龙”，是从已经固化、老旧的体制中残留下来的遗骸，认为后者指责这种快节奏、主动性强的新资本主义，不过是因为跟不上它的步伐，只喜欢像过去那样“统一化管理，阻碍企业家精神，漠视股东利益并且抱有对权力甚至特权的妄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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