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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那位寡妇的厨房里忙活着，就像在一个即将落地而且机身宽大的喷气式飞机里收集金属托盘，丢掉那些必须扔掉的东西，这样她才能整理下一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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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我们的目标市场是菲律宾，但是最近非洲买的二手商品更多一些，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出口。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东西放在办公室门口，有人想要就可以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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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些东西能给那些真正用得上的人。”那位寡妇说。她从杂物堆里拿出一辆手指大小的玩具自行车，放在手里把玩着。我突然意识到，人们渴望看到自己的物品重获新生，与其说是出于对这个星球的关怀或者反对浪费，不如说是另一种虚荣心作祟。她的话仿佛是在表明，她不要的东西仍然值得别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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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工作人员搬来一箱黑胶唱片，这位寡妇顺势跪在地板上，在箱子里翻找着。我看见箱子里面有艾尔顿·约翰的两张唱片《不要朝我开枪，我是唯一的钢琴家》和《最好的奶油》。在日本，老黑胶唱片的收藏家激情洋溢，努力搜寻他们想要的唱片。二手啤酒杯可能不值钱，但这些唱片则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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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贞子的目光扫过这些唱片，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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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笑了笑说：“我丈夫以前经常制作录音带，带到酒吧让人播放。我还记得他制作录音带的时候邻居都大喊：‘声音小点儿！’以前我们经常在这儿搞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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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贞子用胶带封上了一个装满玻璃器皿的箱子，低着头问：“我可以拿走这些唱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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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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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报酬不错。尽管一直在强调二手物品的再出售和再利用，但韩贞子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客户支付的清理费用，一天的清理费为2200～3200美元（如需要几天才能完成的清理工作，则费用累计）。她还得支付员工薪水和废物处理费，有时支出甚至高达1000美元，所以利润也在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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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韩贞子的日子过得并不艰难。Tail Project和日本许多清理公司一样，业务繁忙。她平均每月要接10～12份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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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接更多，”她真诚地说道，“但是我想把每一份清理工作都做到最好。”昨天，她在北部180英里处的福岛清理了一所房子，清理工作完成之后，她立马又赶去20英里外的横滨，见另一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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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开始从事这一行的时候，生意可没这么好做。”她打开一个满是废品的抽屉，把几盒没开封的订书钉丢进了再出售的纸箱里，把钢笔都扔进了旁边的垃圾袋。她在地上捡起一个圆筒状的东西，那是日本人常用来签名的私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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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贞子转身对那位寡妇说：“这个你还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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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上午，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沉默寡言的寡妇慢慢变得健谈起来，甚至还和我们开起了玩笑。但是听到这个问题后，她似乎又陷入了萎靡状态。“不要了，谢谢你。”她说着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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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印章被扔进了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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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贞子的整理方法很实用，并非纸上谈兵。任何东西都有其立身之处，或者更恰当地说，有自己的市场。这种思想在当代日本还不是很成熟。20世纪初，日本现代化的官员和实业家都拥护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是一位美国机械工程师，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管理学家。[2]他的“泰勒制”（Taylorism）名声日显，该方法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办公效率，清理废物，节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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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 Project的韩贞子在东京地区做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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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汽车公司采纳了泰勒式的理念，创建了著名的“精益生产”管理体系，“精益生产”也已成为日本制造业技艺高超的代名词。但是“泰勒制”不仅仅运用于工厂管理。对于一个泰勒模式的办公室而言，管理人员的办公桌必须位于靠近门的位置，因为管理人员需要经常出入办公室。公共物品也必须放在指定区域，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找东西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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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一些泰勒的追随者，认为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家庭生活。20世纪40年代晚期出现了一些建议类型的图书，倡导减少废弃物，提高家庭生活中物品的使用率。例如，1949年，大元茂一郎出版了《家庭生活的科学》，该书力求家庭主妇在担当管理者的前提下，创造出最佳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泰勒式的建议比如“东西应该放在家里的指定区域，盒子、罐子之类的容器应当贴上描述所装内容的标签”[4]，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仍然是整理物品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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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都不适合极简主义者，也不适合那些想减少对物品依赖的人。事实上，这些建议针对的是那些爱购物的日本人，是为了帮助他们整理家里数量越来越多的物品和废弃物。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日本人一样喜欢购物（日本的经济规模便是证据之一）。潮流变化飞快，人们买下一些新潮的小玩意儿，等到一出新款，就把它们扔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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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在20世纪中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也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20世纪70年代，一场新兴的环保运动开始唱衰日本的物质主义。环保人士的担忧逐渐和社会担忧交融。1979年，日本开展了关于生活方式的年度国民调查，受访者首次表明，对他们而言，“心中的充实”和“宽裕的生活”（yutori）比物质丰裕更加重要。“宽裕的生活”大意是“寻找时间和空间来享受生活”。随着喧嚣的80年代渐渐远去，人们对物质主义的不满也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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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科·玛鲁科·辛尼瓦是最早研究日本废弃物和浪费现状的历史学家，他在书中提及那些追求“宽裕的生活”的人时认为，“不仅要关注是否有必要买某件东西，也要看这件东西能否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开心、快乐”[5]。从买一些能让人们内心感到愉悦的东西，到接受近藤麻理惠著名的“怦然心动”整理法——只保留一些能让人快乐的东西，还算不上是一次很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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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我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在辛尼瓦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了她本人。我询问她是哪些因素交织融汇，最后在21世纪头10年末，催生了风靡全球的日本收纳整理运动。和滨田里奈一样，辛尼瓦教授也认为日本长时间的经济低迷是原因之一。但她还是保守地指出，尽管经济衰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但日本的收纳整理运动的目的，主要还是通过整理物品，让人们快速获得个人幸福感；该运动的目的仅在于节省空间，跟金钱和环保都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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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近藤麻理惠之所以在日本受到欢迎，与她在美国或是其他相对富裕的大众消费型社会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她着重于处理物质丰裕、物品过多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属于特定阶层、拥有较强购买力的人身上。可实际上她并没有从消费端来解决问题。有人说这意味着你应该凑合着少买点东西。但事实上，关于这些东西最初是怎样进入人们家里，又是为什么进入人们家里，近藤麻理惠并没有给出答案。